操纵、说服与权威:当代西方权力支配的理论透视

权力研究是政治学研究的核心内容,而作为政治学最核心命题的权力往往又与其“家族相似性”概念——支配紧密关联。权力支配主要有武力、操纵、说服与权威等四种类型。限于统治成本考量,当代西方权力支配逐渐隐藏武力形态,权力“监护网”开始包含具有更大范围与更多渗透性的支配形式:操纵、说服与权威。其中操纵主要表现为议程操纵、符号操纵与技术操纵等有意控制。议程操纵侧重议题设定与民主装饰;符号操纵侧重符号区隔与消费宰制;技术操纵侧重权力规训与自动征服。在非强制的“软约束”权力支配形式中,为使权力大众的服从更加自动,权力精英借助说服与权威等支配方式实现话语主导与合法渗透。在日常权力统治中,资产阶级不断“披上爱的外衣”,通过习惯性伪善对被压迫阶级进行剥削,而一旦操纵、说服与权威仍不能起到应有的统治效果,其就会重新依靠所掌控的暴力机器,进行赤裸裸的强力统治。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权力的制度性调配”始终存在着,只有消灭这种人为异己的私有制,建立以公有制为主体的所有制结构,权力大众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才有可能实现。

地方治理不仅仅是地方的事——我国地方治理中几个重要理论与实践问题解析

地方治理是一个相对概念,既不能完全自证也不同于治理地方。地方治理是整个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极其重要的载体与具体体现,决不能搞价值虚无、价值无涉。地方治理应当坚持从地方实际出发,处理好地方治理与中央治理之纵向的“上下相互治理”及横向的“地方相互治理”的关系。地方治理应当是全过程全方位的治理,既要珍惜地方治理的历史积淀又要落实好层级责任制。地方治理应当参照国家、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之逻辑,处理好地方治理主体和治理主导的关系,做到地方治理间的优势互补,既入微展宏又入宏展微。在地方治理不平衡规律的作用下,根据“木桶原理”和轻、重、缓、急原则,在地方治理不同层级、不同领域相互共振的条件下,应尽可能保持治理的相对平衡发展。

政府创新与政府自觉

政府创新是政府改革、政府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或是政府改革、政府发展的合历史逻辑的引申。中国国情是政府创新的历史性前提与基础。政府创新是中国国情发展规律使然 ,具有“应然”和“实然”两个层面。政府创新应该是一种“综合创新”。要使这种综合创新成为现实 ,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或有赖于“政府自觉”

中国共产党执政资源的节流与开源

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资源是与政治合法性紧密联系的,党的执政能力其实也是汲取政治合法性资源的能力。现阶段党的执政资源主要包括经济资源、政治资源、文化资源、社会资源等方面。中国共产党在加强能力建设的过程中,既要防止传统执政资源的流失,更要注意新生资源的开拓,在执政资源的再生与开拓中,不断增强我们党的执政合法性和执政能力。

行政美学初探

公共行政或公共行政管理作为一种实践活动具有美学即行政美学的意义。作为行政哲学分支学科的行政美学的任务就是要从公共行政实践活动中寻找行政美的本质及其规律,促进行政美的创造。研究行政美学的理论与实践意义,在于在追求行政管理合目的性和合规律性的统一中实现和谐行政。

现实的中国个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逻辑起点

逻辑起点有别于研究起点和历史起点。本文依据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政治、"现实的人"与"现实的个人"的有关理论,结合我国现实的政治实际,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逻辑起点应当是"现实的中国个人"。现实的中国个人既有别于现实的中国人,又有别于历史的中国人、未来的中国人及外国人。现实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要靠中国人自己走。中国现实的政治生活同现实的中国个人息息相关,不能自觉不自觉地远离政治生活,这就需要现实的中国个人通过各种学习途径提高自己的政治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技术水平及能力,从自然人自我修炼为社会人、政治人,并积极创造条件,为主动参与社会、国家不同层次的政治生活做好必要准备。只有现实的中国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才是真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

论积极政府——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模式比较研究

积极政府是国家对经济采取积极干预姿态的政府。在推进现代化进程中 ,我们对两种政府观的历史回顾、欧美现代化国家进程中的政府发展趋势研究、新型工业国政府发展模式比较、变化中的政府作用和中国政府发展模式的探讨 。

多质态社会行政价值散论——兼论“中国特色科学社会主义”

行政价值是价值在行政领域的具体表现,决定于政治价值,政治价值则是总体社会价值的子系统。多质态的社会存在,决定着多质态的总体社会价值或社会总体价值,进而决定着作为子子系统的行政价值多层面的特质及其生态。然而,行政价值的实现与提升程度,对于政治价值、总体社会价值的实现与提升有着极其重要的理论、实践、实际价值与意义。

从“治理社会”到社会治理的历史新穿越——中国特色社会治理要论:融国家治理政府治理于社会治理之中

社会治理是相对于国家治理和政府治理而言的,各有其相对独立又相互联系的主客体及其侧重点。社会需要治理,社会决定治理,社会决定于治理。中国特色社会治理的主要目的不在于谋求对社会的统治、管理甚至为治理而治理本身,而在于谋求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增强社会发展活力,全面推进平安中国建设,维护国家安全,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中国特色社会治理要在坚持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有机统一的历史进程中,处理好社会与主义,社会主义与主义,社会主义与中国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科学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相互关系。在全球化的情境中,力求做到融国家治理和政府治理于社会治理之中,逐步实现从国家、政府"治理社会",到国家、政府与社会的"共同治理",再到国家、政府与社会的"相互治理"的历史新穿越、新境界。

论社会治理原理与原则

社会治理时代正向我们走来,引起人们的极大关注。有什么样的社会就会有什么样的社会统治、社会管理、社会治理。在后工业化与全球治理的背景下,我国多质态的社会统治、社会管理、社会治理还将历时态与共时态地长期并存,同时呈现以政党治理、国家治理、政府治理三位一体的"独家管理"为主、社会自理或自治、合作或共同管理、相互管理或相互治理的多种模式。社会管理或治理主客体的二重性,往往使得原生性主体缺位,派生性或衍生性主体越位,形成社会管理或社会治理主客体之间的不对称、不对等的互动互补趋势。这种趋势必然要求在社会管理和社会治理过程中遵循共同但有区别的原则,以实现对社会的有效管理和治理。

从治民到官民互治——行政现代化历程分析

本文从行政现代化与现代化的相互关系切入 ,提出和初步论证了行政现代化对于现代化和法制现代化对于行政现代化的先行性问题 ,并试图对“行政”和“法律”作出新的解释 ,初步分析比较了中西方的法治传统 ,认为中国传统的德治和法治实质上都是人治 ,亦即官治 ,都是用于治民的 ;甚至从特定意义上说西方的法治主要也是用于治民的 ;认为中国社会主义的行政现代化应该走出法制的治民传统 ,实现“两个接轨”、“两个根本转变”,营造出官民互治的政治行政局面 ,以实现对近现代西方法治的赶超。

略论作为社会主义定向的政治发展

本文从政治发展、中国政治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政治发展四个层面论述了我国的政治发展问题,着重阐述了我国政治发展的社会主义定向性、初级阶段性、多质性及后发优势等问题。

我们的时代与旗帜——纪念《共产党宣言》发表170周年

如果我们的时代是什么和我们的旗帜是什么,不能达成真正的基本共识,加之"多时代"的表述和"多面旗帜"的政治氛围的影响,人们就会经常陷入迷思、丧失斗志甚至误入歧途。时代是现实的人铸就的,并规约着人的行为。旗帜是价值的凝结与象征,引领现实的人之社会生活。我们的时代是马克思恩格斯以自己的《宣言》奠定的,我们的旗帜是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消灭私有制,构建自由人的联合体。有什么样的人决定有什么样的时代和旗帜,旗帜反哺时代、化育人。马克思恩格斯创造的时代和高擎的旗帜,仍然是我们的时代观与旗帜观的主旋律,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的理论基础之源。

重构政府经济基础——对转变政府职能问题的深度思考

政府作为社会政治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现实的运行模式及其职能的选择 ,主要不取决于是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 ,而是取决于其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经济基础、所有制形式和产权制度。我国政府经济基础初创于 1 95 6年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 ,重构于1 978年开始的对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革 ,以 2 0 0 3年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提出国企 (传统公有制的最后堡垒 )改制、建立健全现代产权制度和 2 0 0 4年第四次宪法修正案为标志 ,已初步形成以“新式公有制”与“新式私有制”为有机共存的综合经济基础 ,它将对加快转变政府职能。

行政学美国化:理论支点及其引发的批评与启示——为纪念伍德罗·威尔逊《行政学研究》发表120周年而作

西方行政学不等同于美国行政学,它们之间是"源"与"流"的关系。伍德罗.威尔逊最大的历史贡献就在于使行政学美国化。其理论支点之一是"政治与行政二分法"。虽然它经受了美国行政学一百多年演变的批判与挑战,公共行政存在着"管理主义"偏离"政治"和"宪政主义"走向"政治"的两种倾向,但仍然不能否定它在行政学成为相对独立学科起始点上所具有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受其启示,政治与行政的分而不离、和谐统一,应当成为行政学中国化历史过程中的理论支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概念再定位及前瞻性审思

在中国特色、中国模式、中国道路、中国经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等越来越成为时髦的词汇和人们耳熟能详的概念的时候,潜心厘清这些概念及其相互关系,仔细辨析这些概念所涵盖的基本内容及其表现形式,真诚地指出值得注意和防范的错误倾向,无论对于理论研究还是实践探索都尤为重要,有助于我国坚定以社会主义为定向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公共管理体系与公共道德体系初探

对和谐有序的社会生活来说,公共管理与公共道德都是须臾不可缺少的。然而,什么是公共管理,什么是公共道德,如何构建公共管理与公共道德体系,这在我国学术界和现实社会生活中还是一个尚未达成共识的问题。本文认为公共管理是行政管理尤其是政府行政管理的一种未来发展形式或形态,它由政府、非政府公共组织和民众构成,其中以政府为本位的公共管理仍将长期处于主导地位,起着关键或核心作用。公共管理体系决定着公共道德体系,公共道德体系由“宏观公共道德”和“微观公共道德”构成,其中政府行政道德或政府公共道德在公共道德体系中起着率先垂范的作用。

论政府的知识基础——一种知识政治学的补充解释

从知识政治学的视角,政府结构、政府过程、政府发展是一种基于知识的特殊主体和行为过程。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针对不同的问题,政府总是倾向于一种主导性知识作为其运作的基础,但是知识的转型与政府的知识选择使这种依赖单一知识基础的政府行为往往趋向一种结构性的失衡与偏向,而后来的政府却又往往依赖另外一种主导性知识来解决以前的政府行为偏差,造成了另外一种趋向的行为偏差。因此,和谐政府的建立是必要的,而在和谐政府的建立过程中,实现非歧视性的知识的和谐是十分重要的前提。

和谐社会的政治逻辑

和谐社会是一种能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是人类社会比较理想的社会状态。在当代中国,和谐社会主要是指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和谐。构建和谐社会应以尊重社会主体的多样性、差异性和矛盾性为前提,激发并整合各种社会力量,以建立政治稳定、公平公正、人际关系和睦、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为旨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