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编码之后的情绪对中性词语记忆巩固现象的影响

在被试记忆中性词语之后加入情绪图片,人为地诱发被试的正中负三种情绪,旨在考察情绪通过影响记忆的巩固过程对记忆中性词语的影响。实验结果发现,再认时与正负情绪图片配对的词语再认率显著高于与中性情绪图片配对的词语,且正负两种条件下的再认率差异不显著;性别主效应和交互作用都不显著,即在所有被试中都发现了类似的情绪记忆优势效应。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前后基层干部的负性情绪变化及其与认知灵活性、表达抑制的相互作用

目的:考察疫情前、疫情应急、常态化防控3个阶段基层干部的负性情绪特点、变化规律及其与认知灵活性、表达抑制的关系,为提升干部在应急状态下的心理调适能力提供借鉴。方法:采用认知灵活性问卷(Cognitive Flexibility Inventory,CFS)、情绪调节策略问卷(Emotion regulation questionaire,ERQ)、焦虑自评量表(Self-Rating Anxiety Scale,SAS)、贝克抑郁量表(Beck Depression Inventory-I,BDI-I)对564名基层干部开展了间隔1年的3阶段追踪调查,使用SPSS 22.0和Mplus 7.0对所得面板数据予以分析。结果:1相关分析结果显示,在疫情前、疫情应急、常态化防控3个时间点上,基层干部的焦虑、抑郁与认知灵活性均呈显著负相关(r=-0.57,-0.29,-0.35,-0.63,-0.66,-0.78;P<0.01),与表达抑制均呈显著正相关(r=0.68,0.28,0.22,0.68,0.30,0.26;P<0.01);2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显示,在上述3个时间点上,基层干部的焦虑有显著变化[F(2,562)=120.08,P<0.001],但抑郁无显著差异[F(2,562)=19.64,P<0.001],对焦虑的事后检验结果显示,应急状态下的焦虑显著高于疫情前[t(563)=19.64,P<0.001]、常态化防控阶段[t(563)=12.70,P<0.001];3交叉滞后分析结果显示,前测焦虑显著负向预测后测认知灵活性(β=-0.13,-0.26;P<0.01),前测认知灵活性显著负向预测后测表达抑制(β=-0.19,-0.33;P<0.001)和焦虑(β=-0.16,-0.33;P<0.01),前测表达抑制显著正向预测后测焦虑(β=0.33,0.41;P<0.001)、显著负向预测后测认知灵活性(β=-0.31,-0.16;P<0.01),应急状态下的焦虑显著正向预测常态化防控下的表达抑制(β=0.09,P<0.05)。结论:疫情防控背景下,基层干部的焦虑与认知灵活性、表达抑制相互影响,而应急状态下需重点纾解干部的焦虑情绪。

农业院校新生心理健康状况调查报告及分析

以基本信息问卷及症状自评量表(SCL-90)为工具,对某农业大学2011届新生的背景信息及心理健康状况做出考察。结果显示:该校新生的整体心理素质略好于全国成人常模,但在个别因子上得分较高;此外,新生中贫困、非独生子女及非应届学生占多数,且上述群体心理素质较差,应予以重点关注。

电子商务环境下企业营运资金与盈利能力的关系研究

2003年以来,电子商务在中国迅速发展,电子商务交易量迅速膨胀的几年,电子商务在企业的应用成效以及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日益明显。这些发展为企业的发展带来的新的变化,使企业的经营模式发生了新的变化,同时使企业的营运资金管理面临着新的挑战和机遇,使企业的营运资金管理显得愈发的重要。本文选取涉及电子商务的上市公司2007-2012年的财务数据,运用相关性分析研究营运资金管理与企业盈利能力的关系,并用因子分析和多元线性回归的方法将其中的关系展现出来。经研究发现在这些变量中,净资产收益率和营运资金结构和规模之间存在着正相关关系,并且这种关系是显著的;净资产收益率同营运资金管理周期之间存在着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我国农产品内生技术性贸易壁垒的现状研究

技术性贸易壁垒逐渐取代关税成为农产品进口的主要监管手段。本文运用频数比率对技术性贸易壁垒量化的基础上,以海关协调制度编码HS01-HS24的产品数据为样本,使用面板数据对五种贸易措施和农产品进口额进行回归分析,并进一步对各类章农产品进口措施的有效性进行研究。结果显示,在我国农产品进口中,关税壁垒作用逐渐降低,非关税贸易壁垒监管效果比较明显,其中技术性贸易壁垒对限制农产品进口整体、动植物油脂类农产品和加工类农产品发挥作用。

焦虑自评量表在公务员群体中的信效度检验及区域性常模的制定

目的:焦虑情绪在公务员群体中较普遍,但围绕焦虑量表在上述人群中的适用性研究还较为缺乏。本研究旨在考察焦虑自评量表(Self-rating Anxiety Scale)在公务员群体中的信效度,并制定区域性常模。方法:以贝克焦虑量表(Beck Anxiety Inventory)为效标,对东部某地区8590名公务员的SAS测评结果进行描述性统计、条目分析、差异分析和信效度检验,并随机抽取一半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另一半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全部测试完毕后选取265名公务员间隔4周后重测。结果:SAS的高分组、低分组之间在每个条目的得分上均有显著差异,各条目与总分相关的绝对值均在0.3以上;SAS的Cronbach α系数为0.85,分半信度为0.71,重测信度为0.71;探索性因素分析结果表明,删除第八题后,SAS可提取3个因子,累计方差贡献率为48.7%;验证性因素分析表明三因子模型拟合较好(χ2/df = 10.56, RMSEA = 0.05, CFI = 0.93, TLI = 0.92),SAS总分及其三因子得分与贝克焦虑量表得分显著相关(|r| = 0.34~0.71之间,Ps < 0.001);分性别和职级建立了SAS的均数常模、百分位常模。结论:在删除第8题后,SAS在公务员群体中有良好的信、效度,是筛查公务员焦虑障碍和评估焦虑情绪的有效工具。

工作压力对基层干部压力知觉的影响:心理资本和消极应对的链式中介作用

目的:探讨工作压力对基层干部压力知觉的影响机制。方法:使用公务员工作压力源问卷、积极心理资本问卷、压力应对方式量表、中文版压力知觉量表对1205名基层干部进行调查。结果:1) 工作压力、心理资本、消极应对方式和压力知觉之间均呈显著相关,但积极应对与压力知觉之间相关不显著(r值在−0.61~0.53之间,p 【0.001);2) 中介模型检验表明,工作压力可显著预测基层干部的压力知觉(β = 0.19,p 【0.001);心理资本(β = −0.63,p 【0.001)、消极应对方式(β = 0.33,p 【0.001)在工作压力和压力知觉间的单独中介作用显著;心理资本和消极应对方式在工作压力和压力知觉之间的链式中介作用显著(β = 0.10,p 【0.001)。结论:工作压力不仅直接影响基层干部的压力知觉,还通过心理资本和消极应对方式的间接作用影响压力知觉。

隐喻映射的反向作用:重量感—亲属词重要性隐喻的ERP研究

采用事件相关电位(ERP)技术和反应时启动范式,研究亲属词的重要性—重量隐喻映射关系。行为结果表明,亲属词重要性认知激活了重量经验,重要性与重量关系匹配时反应加快;ERP结果显示,重要性概念启动下对物体重量判断激活了P1(70~130ms)、P300(200~400ms)、LPC(400~700ms)等正波成分,且重要性—重量关系不一致条件下的波幅显著大于一致条件,表明大脑对具身经验的激活经历了从初级到高级的加工阶段,支持强式具身理论关于概念表征中感知觉经验即时激活的观点。

种植小麦培育了中国北方的个人主义文化--结合作物种植史和移民史对中国南北方文化差异的思考

托尔汉姆等人提出的"稻米理论"在心理学界、文化人类学界引起了较大反响。他们认为,中国北方温度较低、水资源少,更适合于种植小麦,这种种植方式对个体之间的合作要求低,更容易产生个人主义文化;中国南方温度较高、水资源充足,更适合于种植水稻,这种种植方式对个体之间的合作要求高,更容易培养集体主义文化。"稻米理论"在解释中国南北方文化差异时存在着明显不足:首先,倡导集体主义的儒家文化产生于中国北方传统小麦种植区;其次,托尔汉姆等人以为当代中国南方人和中国北方人的祖先也是南方人和北方人,这种看法缺乏历史观,忽略了对中国南北方文化差异具有重要影响的北方少数民族内迁和中原汉族南迁的历史,也忽略了近现代国民革命军北伐、红军北上抗日和解放战争期间解放军大军南下的历史,会对有关中国南北方人的文化价值取向的因果关系推论产生负面的影响。所以如此,是由于"稻米理论"的提倡者不了解中国的作物种植史和移民史,进而对在历史中形成的中国的南北方人作了静态的理解所致。

经济对少数民族贫困地区青年思维方式的影响

从少数民族贫困地区选取汉族、景颇族大学生各60人,采用问卷调查法、实验法进行自我膨胀性测试、Navon字母测试及归因测试,以考察经济对少数民族贫困地区青年自我构念、思维方式的影响。调查结果显示:无论汉族还是景颇族,家庭贫困被试都表现出依存型自我构念的特点,同时在Navon字母测试、归因测试中表现出更明显的整体型思维特点。由此可见,经济确实会影响贫困地区青少年的思维方式。如何引导少数民族地区家庭贫困青年观念和思维方式的转变是一个十分紧迫和必要的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辩证思维的特点及运用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辩证唯物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进入新时代,脱贫攻坚、社会综合治理、环境整治等一系列重大工作及改革的深入推进对领导干部提出了新要求。提高领导干部的辩证思维能力,对于妥善处理好改革发展中的各种矛盾,提高驾驭复杂局面、处理复杂问题的本领有重要意义。

情绪调整的记忆巩固促进熟悉性再认:来自脑电的证据

目的:考察情绪调整记忆巩固的心理及神经机制。方法:在被试记忆中性词语后分别呈现正、中、负三类不同效价的情绪图片,并在间隔一天后对词语进行再认测试,同时记录其脑电活动。结果:行为结果显示各情绪条件下再认率均显著高于随机猜测水平,而与正负情绪图片配对的词语再认率显著高于与中性图片配对的词语,且正负间无差异;ERP结果显示额叶前部发现明显的新旧效应,且正负情绪条件比中性条件诱发出更大的FN400新旧效应,但正负条件间无差异,与行为结果一致。结论:情绪调整的记忆巩固主要提高了基于熟悉性的再认成绩,与基于回想的再认无关。

宗教和经济对民族文化及思维方式的影响——以景颇族为例的文化混搭效应探析

选取信基督教景颇族和传统宗教景颇族被试各40人,分别予以自我膨胀、赏罚陌生人及分类测试,以期考察基督教信仰、经济状况对民族文化及塑造的认知方式的影响。结果显示:经济情况好的信基督教景颇族被试表现出更明显的自我膨胀性,同时在分类测试上表现出更明显的分析型思维取向。这说明,由于经济条件较好的信基督教景颇族被试有更多的机会参与基督教宗教活动,因此更好地掌握了基督教文化,并在此基础上表现出独立型自我构念和分析型思维方式的特点。实验结果为明确宗教因素和经济因素对民族文化及认知方式的塑造作用提供了依据,支持了以文化混搭为特点的社会生态理论。

语言影响汉、苗、回族大学生的内隐自尊和外显自尊

本文以汉族、苗族和回族大学生的外显自尊和内隐自尊为例,测试民族语言和文字对民族成员自尊水平是否具有影响。研究表明,没有本民族语言和本民族文字的回族大学生的外显自尊水平显著高于有本民族语言和本民族文字的汉族大学生和有本民族语言但不经常使用本民族文字的苗族大学生,但回族大学生的内隐自尊水平却显著低于汉族大学生和苗族大学生。研究证实民族语言影响民族成员的外显自尊和内隐自尊的水平,为我国民族语文政策的合理性提供了心理学理据。

情绪对记忆巩固的影响因素、存在的问题及神经机制

近年来，情绪性调节事件对记忆巩固的影响成为热点问题。典型的研究方法是学习后处理范式（post—learningpara—digras）：在被试记忆后呈现情绪性调节事件。由于调节事件出现在记忆之后且二者间无语义联系，这样就可排除情绪在编码阶段的影响。若实验组与控制组在一段时间后出现差异，则可认为是情绪调整记忆巩固所致。最早发现上述现象的是Niel—son及其团队，他们在被试记忆一组词语后，观看诱发情绪的录像，结果显示：情绪组的记忆成绩明显好于中性组。之后许多研究也验证了这一结果。本文归纳了影响情绪调整记忆巩固的因素，并就其神经机制进行了总结，最后对相关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和发展方向做了展望。

文化塑造整体-局部认知方式:理论、机制及启示

跨文化研究发现东西方文化群体在注意、归因、分类和推理上存在认知方式的差异：提倡辩证思维、强调内部成员合作的东亚团体更倾向于从整体角度加工信息；提倡分析思维、强调个体利益为主的西方群体更倾向于从局部角度加工信息。为了解释上述认知方式差异，出现了各种不同的理论。认知神经科学也研究了文化影响整体一局部认知方式的机制。文化影响整体一局部认知方式的研究成果对我国的民族心理学研究具有重要启示。

语言影响人格:研究证据与理论解释

语言能否影响个体乃至群体的人格?这一问题吸引了众多的研究者关注。大量的研究发现,双语者在回答不同语言的人格测评工具时,出现了显著的人格差异;作为人格结构的一部分,认知方式亦受语言影响。研究者提出了三类理论来解释语言对人格的影响:语言关联性假设、文化适应性假设和文化框架转换效应。未来研究应该关注语言对具体人格特质的影响,扩大被试群体,关注语言影响人格的调节变量,揭示语言影响人格的脑机制。

高校学生情绪管理策略的新视角——基于Gross情绪调节理论的探析

我国大学生肩负着社会、历史的责任与使命,但心理发展特别是自我情绪管理方面存在欠缺。从教育观念、方法及管理机制的角度分析目前高校在学生情绪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并结合Gross的情绪调节理论提出相应的解决策略,以期为提高学生情绪管理能力、构建和谐校园文化氛围做出贡献。

具身理论分歧:概念隐喻与知觉符号观

知觉符号等"强具身"理论不同于概念隐喻观,认为概念表征本质在于感知信息多模态的即时激活,隐喻映射存在双向性、侧重于从认知的生理基础和机制角度解释。行为研究在空间-时间、重量-重要性、温度-人际、洁净-道德等领域发现了双向映射;而镜像神经元、语义理解、"动感共振""单侧忽视"及温度-人际脑机制研究,均表明概念表征-感知信息之间存在神经生理基础与内在机制的重叠。今后应对跨通道隐喻心理机制、"感知模拟"假设、感知觉与语义在概念表征中的作用层次等问题做进一步研究。

社会和生态环境共同塑造文化价值观——结合作物种植史和移民史对稻米理论的质疑

Talhelm等人提出的"稻米理论"在社会心理学界、文化人类学界引起较大反响。他们认为,由于中国北方温度较低、水资源少,因此更适合于种植小麦,而这种种植方式对于个体之间的合作要求低,所以更容易产生个人主义的文化;中国南方由于温度较高、水资源充足,所以更适合于种植水稻,这种种植方式对于个体之间的合作要求高,因此更容易培养集体主义的文化。"稻米理论"结构新颖,有一定合理性,但用这一理论解释中国南北方的文化差异时就存在明显不足,表现在抽样、数据分析及结果解释上存在问题。笔者认为,之所以如此,是由于"稻米理论"的提倡者忽略了中国南北方之间在作物种植史、移民史、经济及气候方面的差异,而这些因素都会影响当地的文化价值取向。许多证据表明,文化的形成和变迁受到多种社会性、生态性因素的影响。本文将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