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人帮”鼓吹法家是为了建立法西斯政权

“四人帮”的鼓吹尊法批儒,宣传“儒法斗争史”,是他们反革命阴谋策略的重要一着。所谓批儒,就是要打倒我们党一大批经过长期斗争考验的老干部,而所谓尊法,则是要建立法西斯统治王朝。他们喋喋不休地美化法家以及被他们贴上“法家”标签的封建统治者的帝王将相,包括阴谋篡位的吕雉、武则天等,恣意歪曲历史。

李白《古风》考析

一 《古风》五十九首,是李白诗歌中一组内容多样,艺术成就很高,又极富现实政治意义的巨型组诗;且置于全集之首,很早就受到人们的注意。朱熹的一个学生名叫张以道者,曾向朱熹问道：＂太白五十篇《古风》,不似他诗如何？＂朱熹回答说：＂太白五十篇《古风》是学陈子昂《感遇》诗,其间多有全用他句处。＂朱熹的这个答案虽不能说所答非所问,至少没有很好解决张以道所提出的问题。其后明人胡震亨从编订体例的角度提出了疑问,他怪罪曾巩不该强为李白的诗歌考证时间先后,致使李诗的编排,失去了李阳冰所编订的面目：

李白乐府诗的创造性成就

乐府诗发展到初唐，可以说是进入了一个转折时期，也可以说是进入了一个衰落时期。当时作者一味摹拟，缺乏创新，正如卢照邻在为侍御史贾某所写《乐府杂诗序》中所说：

盛唐诗歌风貌

伴随着开元、天宝时期物质生产的发达,社会生活的富庶安宁,各种艺术都得到了繁荣发展。诗歌则更呈现出空前的光辉灿烂的局面。盛唐诗歌,标志着人类历史上的一个艺术时代,堪与古希腊的雕塑、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媲美,创造了世界诗歌史上再难企及的典范。

李白的风格、思想特点及其社会根源

一法国著名的古典作家布封曾说,“风格就是人。”也就是说诗的风格和人的风度是相同的。从李白看来,更为可信。关于李白的风度,在当时即有流传的公认的评论。如李白青年时初出故乡四川,在江陵遇见天台司马子微,当时司马已是三朝受征召的名满天下的道士,一见李白,就称他有“仙风道骨,可与神游八极之表”。为了纪念这次不平凡的会见,李白写了一篇《大鹏遇希有鸟赋》(后改为《大鹏赋》),发挥了司马对他的评赞。以大鹏自喻,以希有鸟喻司马。据魏颢称:“《大鹏赋》时家藏一本”,魏颢的说法也许有些夸张,但由此可见。

宣揚封建士大夫思想的小说《广陵散》

一九六一年第三期《文艺报》发表了一篇題作(題材問題)的专論,主张“作家艺术家在选择題材上,完全有充分的自由,可以不受任何限制”。它反复强調“必須破除題材問题上的清規戒律”,“必須用一切办法广开文路”。它把重大題材和所謂“家务事、儿女情”并提,把現代题材和历史題材并提,完全不讲它們的意义和作用的差异。这是从提倡題材的多样化走到了資产阶級的自由化。在这种錯誤理論的倡导之下,

民间文学是我国文学史的主流吗？

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专门化55级同学集体编着的《中国文学史》是大跃进声中的产物，是青年同志在破除迷信，

驳右派分子程千帆的所谓苏轼的反抗精神

去年5月，正当天空黑云乱翻之际，右派分子程千帆趁机发表了他的“苏诗札记’（见“文学遗产”167期），

对于“杜甫写典型”一文的意见

冯文炳先生在东北人民大学“人文科学学报”一九五六年第一期上发表的“神甫写典型”一文，

李白从璘事辩

前言 李白人永王璘一事，作为历史事件来看， 不僅当时使他不见谅于唐朝统治者，

评《中国文学发展史》

一刘大杰先生是几十年来专门研究古典文学的学者,《中国文学发展史》是他的一部力作。这部书是在抗战时期写成,在1941年和1949年先后出版的。著者自云断断续续写了六七年,在长期的写作当中,付出了辛勤的劳动。这部书和解放前出版的其他几部中国文学史著作比起来,有它的特色。它的基本观点是唯心主义的,但它在叙述当中又常常提到“物质基础”、“社会经济”等一类东西,好象带一点唯物论的色彩。其实作者是从唯心主义的观点来理解这些名词的,这就表现为庸俗社会学。但是,尽管如此,它自从问世后,就引起了一些读者的注意。解放以来,当运用新观点编写的文学史还没有来得及产生的时候,一些读者就都记起了这部书。这部书在1957年重新出版。

关于批评方法答刘大杰先生

编辑同志: 《文学评论》一九五九年第二期发表了刘大杰先生《关于〈中图文学发展史〉的批评》一文,对我们发表在第一期上的《评〈中国文学发展史〉》提出了反批评。读了之后,我们有一些意见。当然,我们也感到,我们原来那篇文章的有些论点说得不够透彻。以后如有机去,当再写出一篇文章,对刘大杰先生在反批评文章中所涉及的问题再一次提出我们的看法,作进一步的探讨。现在先对刘大杰先生这篇反批评文章的批评方法提出我们的几点粗浅的看法。我们认为,在刘大杰先生这篇文章里,凡是引了我们的那篇文章来作辩解或反批评的地方,几乎完全都是曲解了我们的原意,因而也是不符合事实的。为了弄清事情的真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