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鞍钢宪法”问题研究述评

国有企业改革一直被认为是搞活经济的重要步骤，其重点则在于建立现代企业管理制度，使其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对于国有企业管理制度的研究因而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热点。有些学者很重视发掘过去国企管理方法的某些“积极价值”，力图将其用于指导当今的中国改革，“鞍钢宪法”问题的研究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形象、性格与命运:口述历史内外的张学良及其人际关系初探

张学良的口述历史有不同的版本,其相较于档案资料的生动性而为我们勾勒出了张学良的鲜活形象。实质上这既是张的形象也是张的性格,正是这样的性格造就了这样的形象。这种性格使得张学良往往能够做出惊人之举,并由此决定了他的悲情命运。被幽禁后的张学良尽管不得自由但仍因与国民党高层的良好人际关系而保存了他生命的延续。宋氏兄妹尽管未能保证张学良恢复自由,但是他们仍对张学良处处维护,不忘旧情,雪中送炭,使张学良及其家庭度过了不少难关。孔祥熙也对张关怀有加,除常通信以慰张学良的孤寂之外,也为张家排忧解难。而作为西安事变中"受害方"的蒋介石则对张怀着爱恨交加的复杂心情,宽严相济,在生活上对张关照有度。在某种程度上说,张学良的交友有道,实为保命之方。

为全国做样板:陈云与沈阳城市接管的成功

随着辽沈战役的结束,接管沈阳等工业城市就成为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沈阳接管的成功为党在全国胜利后的城市接管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为全国做了样板。

中共六大前后共产国际与中共的关系论析——以中共布尔什维克化过程为中心的考察

中共六大前后的历史时期,中共在共产国际的指导、影响下,开始了全面布尔什维克化的进程。这一进程是各种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是通过多种途径实现的,六大的决议就是这一进程的文本体现。布化是一把双刃剑。六大前后共产国际运用布化力图掌控中共的趋势日益明显。共产国际和中共先后运用布化这一路径、方式去努力完成革命的使命。然而从长远来看,这个革命路径、方式却对中共以及共产国际都伤害至深。

《新华日报》与抗日统一战线——武汉时期《新华日报》的历史功绩研究

统一战线是我们革命取得胜利的法宝之一。简单地讲,统一战线就是团结可以团结的一切力量与敌人进行斗争,夺取革命的胜利。武汉时期的《新华日报》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时刻,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动员民众、团结各个党派,积极宣传抗日,贯彻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努力去完成历史赋予它的时代使命。它在整个抗战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国民党高层对国际局势的认知与因应(1939-1941)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中国在远东独力抗击日本。中国国力贫弱,显然无法独力在短期内打败日本。作为执政党的国民党急切盼望国际力量加入,合力抗击日本。因此,在坚持抗日的同时,积极关注国际局势的发展变化,并及时提出因应之策。由于国民党高层所做的种种努力,使得中国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迅速融入到国际反法西斯阵线之中,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

跳出旧思维 另辟新视角——评《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1944-1946年间国共政争》

笔者认为历史学者的主观作用对于建构历史图像有着重要的作用,历史研究的理念与视角应当不断创新。《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1944-1946年间国共政争》一书正是这样的著作,笔者通过对该著作的评论来肯定著者在这方面所取得的成绩。

中共党史研究的新得之作——评曾成贵《党史新得》

历史研究在中国作为一门古老的学问由采已久。井目对于历史研究而言，党史研究则是一门新的学问。中国古代本无政党，当然亦不曾有党史研究。在中国大陆，党史专指中共党史而言。而最早的党史研究成果当推1924年陈公博的《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与1926年蔡和森的《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纲））），党史研究由此揭开了序幕，其后经由毛泽东的倡导而逐渐发展起来。

储安平与抗战胜利后的学生运动——以《观察》周刊为例

战后整个中国都发生了大规模的学生运动,成为当时社会政治生活的重大事件。作为当时知名的时政评论刊物《观察》周刊对此给予了极大的重视,尤其是储安平,他多次撰文发表自己对于学生运动的看法,成为当时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学生运动评论的代表。他对学生运动发生的原因做了深入的分析,对国民党与其他媒体的态度进行了毫不客气的批评,对学生运动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并且意识到了这场学生运动的重大历史意义。他的观点代表了中间势力的基本立场。

第三方媒体视域下战后中国的政治变革(1946-1948)——以《观察》为例

《观察》作为第三方力量的媒体,对于战后中国的政治变革给予了很大的关注,以文争的方式探讨国体问题,希望能够废止国民党的一党独尊地位,实行民主联邦制。此时它虽对国民党批评多多,但仍对其重振新风寄予希望,同时主张各党在平等地位的基础上建立联合政府,实行民主宪政。然而执政的国民党在分化第三方力量的同时却按照自己的设想进行政治变革。《观察》对政府改组经历了从最初的欢欣鼓舞到最后认为新瓶装旧酒的失望,对国民党"行宪国大"做了详尽报道的同时,也对一片乱象下的失败而感到沮丧。《观察》以及它背后的政治力量的行为并未改变中国政治发展的逻辑。这次政治变革于各方来讲均是事与愿违。《观察》对战后中国政治变革的观察,可以看出其背后的"僭民政治"逻辑。

蒋氏家族与幽禁中的张学良

西安事变之后，张学良送蒋回南京后不久即被幽禁，那么在事件中作为“受害方”的蒋介石及宋氏兄妹，在将张扣留后义将与张如何相处，他们的关系到底又怎样呢？

新瓶装旧酒:《观察》对战后国民党政府改组的议论

《观察》是战后中国政治生活中影响力很大的时政性刊物,它的第一个企图,是要对国事发表意见,他们采用的方式是公开的陈述和公开的批评。1948年,国民党开始着手改组政府。以《观察》为讲坛的中间势力对此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与主张,但政府的改组仍按照国民党的意志进行。在改组后的政府中,国民党仍占据着要职与多数位置。政府改组一事成了新瓶装旧酒。

对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的几点思考

中国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是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特设机构,是国民党统治时期的政治中枢,是国民党权力运行的核心,在国民党组织机构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从组织形态变化的角度入手,对其进行更进一步的分析与思考,以期对中政会的研究有所裨益。

中间力量对国民党“行宪”的观感：以《观察》为例

抗战胜利后的中间力量以建立西方式的民主宪政作为自己的 “中国梦” ,他们在《观察》上阐述自己的主张,力图推动国民党走向民主宪政.他们对国民党的“行宪”时刻观察、高度关注.经过“国大代表”选举中的乌烟瘴气、 “行宪国大”的一团糟以及国民党以“行宪”之名依然实行一党专政的观察, 中间力量对国民党失望已极, 逐步转向赞同共产党的政治主张, 体现了当时的民心所向, 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共产党最终取得胜利的缘由.

中东路事件与日本的因应

在近代历史上,铁路在国家开发与列强对外侵略方面具有重要的地位。铁路的修建往往带动了其周边地区乃至该区域的开发与掠夺。由于铁路对地区发展与侵略的重要性与日俄两国的国家政策目的的一致性,使得双方在东北都专注于对修筑并控制铁路。双方围绕中东路进行了长久而不断的争斗。中俄之间在1929年中东路事件发生前后,日本"积极活动",最终掌控中东路,独占东北。中东路事件反映出其在东北的国际关系上的重要性,也见证日俄在东北的侵略与相互之间的斗争,同时也折射出东北乃至远东地区国际关系与格局的变迁。

1948:“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选举前后

院士一词源于西方,中国院士的产生也是受西方的影响。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便着手成立“中央研究院”,并在1935年成立了“中央研究院”评议会,蔡元培、蒋梦麟、梅贻琦等众多中国最出色的学术精英被选为评议员。评议会提出选举院士的提议因抗战的全面爆发而被搁置。抗战胜利前夕,为配合南京国民政府战后重建,评议会提出选举院士的办法。1946年10月,中研院拟定了首届院士选举的办法和名额并在1947年得到南京国民政府的批准。院士候选人由不同的方面提出,以无记名方式投票选举,尽量做到不以政治身份和背景作为入选候选人和当选院士的主要凭证,而是更多地强调学术,努力做到学术独立。整个过程由分组审查和评议员投票两个环节完成,尽管程序相对正义且得到评议会通过,但依然引发一些异议。在随后1949年的历史关头,院士们也不得不做出各自不同的政治抉择。南京国民政府希望通过选举院士来团结知识分子、推动学术进步进而带动国家进步的设想终因军事失败而成泡影。尽管如此,1948年首届院士选举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院士制度产生了影响。

《观察》对于国共东北争夺战的军事报道(1946-1948)

媒体的主要功能就是反映它所处的时代。通过对媒体的解读,我们不但可以研究媒体本身,而且还可以研究当时的社会历史。存在于战后1946-1948年的《观察》,记录了战后中国的种种面相,成为我们建构战后中国历史图像的史料。《观察》对于战后中国的重大事件都给予了极大的关注,这反映了当时社会舆论的倾向。国共内战是战后中国的主题,双方的争夺始于东北,《观察》对此给予格外的关注。其中既有对战争进程的实况解说,又有对战争发展趋势的预测,同时还有对双方得失的分析。《观察》所做的"观察"大都符合真实的事实,其分析与预测从整体来看也都准确。它与国共两党各自所属的媒体因为党派政治需要而进行的宣传所不同,这也是其难能可贵之处。这种报道的价值就在于它的超党派性,就在于它可以和国共双方所提供的资料相互印证,从而为我们建构当时的历史图像,还原历史本来面貌提供了巨大的帮助。

巩天民与九一八事变后的抗日活动(1931-1935)

巩天民（1900—1978）,男,河北省临榆县（今秦皇岛）人,1925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是沈阳建立中共党组织时第一批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党员之一。他长期以金融界名流的身份为掩护,从事富有传奇色彩的革命活动,坚持在沈阳进行抗日斗争。

初掌大工厂:中共对鞍钢的接管与早期复产(1948—1949)

对于常年在农村中进行革命的中共来说,初掌大工厂是一项全新的工作。尽管中共在思想认识上对此有所准备,但是东北局及其基层在最初进占鞍山和接管鞍钢时,在很大程度上并没有意识到他们和现代化大企业的格格不入。经过短暂的混乱之后,鞍钢的秩序得以恢复。对现代工业管理与生产都外行的中共干部在领导鞍钢上,不得不将非党的技术精英作为依靠的对象,在鞍钢积极培养自己的干部与技术人才。在恢复生产中公开建党大大加速了基层党组织的扩张,这为发动群众运动恢复生产提供了组织基础。在早期恢复生产中,鞍钢仍倾向于以群众运动的方式来解决器材物资问题,推动生产立功竞赛和创造生产新纪录。尽管他们也开始注意到需要建立经济核算制等生产管理制度,但是群众运动始终是首要方式。苏联的一长制最后之所以在中国,包括在鞍钢难以真正贯彻落实,一个重要原因也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