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共同富裕演进的三种模式

城乡多元共同富裕论是中国分配制度、乡土文化、地理特征、意识形态与政治经济等多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探索多元共同富裕模式对揭示共同富裕规律及扩大城乡就业至关重要。乡村共同富裕包括企业、家族、集体等三种共同富裕模式。比较三种乡村共同富裕模式发现:企业主导型共同富裕呈碟状分布,具有路径较长、成本适中的特点;家族主导型共同富裕呈网格节点分布,具有溢出路径短、治理成本小的特点;集体主导型共同富裕呈孤岛分布,具有治理成本大的特点。针对上述三种乡村共同富裕模式各有利弊而企业主导型共同富裕绩效占优的事实,政府在设计共同富裕制度、制定共同富裕政策时,要避免单极共同富裕模式,打造多元共同富裕格局。

我国农村土地流转方式、流转成本与治理绩效分析

基于农地流转各利益相关者在土地流转中的主体地位的差异,我国的农地流转方式可分为政府主导型、集体主导型和农户主导型,但不同的流转方式会引致不同的流转路径、经济绩效,最终诱发不同的社会治理成本。中央政府应采取各种措施及时淡出地方政府主导型的农地流转方式,通过培育农户主导型流转方式进一步壮大集体主导型流转方式,从而优化城乡资源配置,捍卫农民利益,构建农地流转长效机制。

农村集体土地流转演化趋势分析——基于政府主导型流转模式的视角

我国农村集体土地流转配置的格局不仅关系到农民增收、农业增效与农村增福,而且关系到城乡资源优化配置的格局与和谐社会机制的构建。以"三种流转模式"演化的最新地理与经济特征为对象,并以政府主导型的演化机制为主线,重点分析有利变量与不利变量对具有"大跃进"特征的政府主导型演化趋势的影响,最终得出土地流转未来格局是:政府主导型短期扩张难以替代长期衰落的趋势,农户主导型短期停滞并不意味长期衰落,集体主导型依附特征将随政府主导型一损俱损、一荣俱荣。

政府主导型农地流转模式特征与演化趋势

2009年以来,我国农地流转的规模、范围等急剧扩大,对促进农业的适度规模经营,提高农业效率,转变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等有积极的作用。但由此也引致了许多社会问题,特别是一些地方政府积极强力介入农地流运作寻租,扭曲了农地流转的经济、政治、社会目标标,损害了农民的土地权益,必须引起足够的重视。本文根据土地流转利益主体及作用程度不同,将农地流转模式归纳为政府、集体、农户三种主导类型,选择分析其中政府主导型土地流转模式在土地配置格局中的特征、兴起原因、设计与运作中的利弊及未来演化趋势,以期有助于规范我国当前土地流转设计与操作,促进土地的健康、和谐流转。

是否流转分权? 农地有序流转最优机制设计

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通常由几个阶段的任务组成,主要包括前期的流转交易和后期的生产经营。不同的流转设计导致流转路径分化为"三权分置"和"四权分置"两种情况,并自发形成"流转分权、流转合权"两种机制。在对"分权流转、合权流转"进行刻画的基础上,从需求侧的研究证明:两种情况下的农地流转最优价格机制可以通过简单的线性合约和交易费用来执行;若每宗流转带来的规模效应足够大,那么需求方将选择流转价格高的"分权"机制,相反,若每宗流转带来规模效应极小,那么需求方将选择流转价格较低的"合权"机制。虽然流转信息在不同机制下存在不同溢价,但是两种机制在流转标的相同的条件下承租参与者人数并不决定流转价格差异,而是由两种机制下不同承租者的经营力与流转规模的匹配度及其差异决定的。当差异化的流转设计、流转标的、承租经营力与流转分权机制形成共振效应时,那么农地流转在需求侧上就表现为流转价格悖论。

农户主导型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规律研究

针对农户解决不好、政府或集体也解决不了的"土地配置悖论",中央政府提出加强土地流转一般规律的研究。为了研究土地流转的一般规律,基于农户收入禀赋的一般特征,可把农民家庭归纳为"五类农户"。研究认为,农地流转的雁阵形态、驼峰分布、梯队演进、极化趋势与渐进流转特征体现了农户对家庭资源配置的占优匹配,因而是符合我国农业发展国情的,最受农民欢迎的流转模式。因此,在未来20年或更长时间,农户主导型流转模式将长期处于主流地位。任何违背国情的流转政策,不仅会造成"三农"问题的恶化,而且会诱发深层次社会危机。

农业现代化进程中我国农村土地流转综合改革的新思维

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克服土地流转陷阱建立土地流转长期化改革。虽然河南农民有加速农地流转与重新发包耕地的意愿,但土地流转补偿机制残缺严重制约了农地流转长期化、束缚了农业现代化发展。从利益补偿视角出发,本文初步分析了我国农地流转滞后的原因,并提出建立现代农业改革的三步:一是建立土地换社保的补偿机制,减少农民总量;二是启动农地集中发包机制,建立大家庭农场;三是构建地权量化流转机制,发展现代农业。

我国地方政府主导型土地流转模式、流转成本与治理绩效分析

基于地方政府流转土地治理绩效的经济学分析,本文着重分析了政府流转土地的内在路径与特征,及流转成本与治理绩效,最后提出降低中央治理成本的对策。

确权颁证产权创新视角下农村集体土地违规问题研究——以平顶山市为例

农地颁证确权是土地产权改革的开端和基础。平顶山市农地颁证确权实践证明,若其缺乏创新将会导致农地违规案件的蔓延,引起"确权悖论"。任何忽视农户地权诉求的农地确权模式,不仅违背十八届三中全会产权创新的宗旨,而且恶化农地配置效率与社会公正,最终使以农地确权促进现代农业发展的改革受挫。因此,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原则对现行涉农土地制度进行革故鼎新,既是规避政府主导型确权模式,培育农户主导型确权模式的基本思想,又是规避农地违规使用、优化农地配置、明确政府职责、发展现代农业的长效对策。

幸福度量学与我国农民幸福问题的度量

幸福问题的度量是历代哲学家长期探讨的永恒命题,现代科技的最新发展使幸福度量成为可能,理论经济学家为此建立了一套系统的量化工具。在新农村建设背景下,新兴幸福经济学最新发展成果为农民幸福指标体系量化提供了一套理论依据。本文立足于我国新农村建设就是给农民幸福这一命题,从物质幸福、制度幸福和人格幸福的视角,试图初步构建一套度量新农村建设成败的幸福指标体系。

关于中国式家庭农场界定标准的探析

对国内对中国家庭农场界定,以农业部的标准最为权威,但这种界定以户籍、规模经营、收入、劳力为主要,这有其合理性,但也存在不足。因为中国农业处于转型期,中国家庭农场界定必然是一个动态标准,因而家庭农场收入最大化、禀赋匹配最优化、收入均衡化与农场主素质化是度量中国式家庭农场的标准。因此,中国式家庭农场是指那些长期从事农业生产,有一定农学素养的农场主,对家庭禀赋与经营的农地坚持适度规模与收入最大化的农业经营组织。

关于中国式适度规模经营农业界定标准探析

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农业是中国农业从传统向现代转型必须经历的阶段。社会各界对适度规模经营农业认定不清导致其社会实践偏离常态,因而需要在理论上正本清源。本文首先提出界定中国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农业七条标准,从农业要素配置的次优均衡,保障社会充分就业,走外生型适度规模经营,传承乡村文明等方面,最终科学回答了"什么是中国式适度规模经营农业",及其存在的实践依据。

农户主导型流转模式长期存在的动力源分析——基于五类农户视角

农户主导型农地流转经营模式的回归是回光返照,还是其根植于中国国情的强大生命力的展现?本文从五类农户视角给予了科学解答了农户主导型流转模式的复兴源于人地矛盾、城乡生产力、季风文化、土地财富等多种因素的推力,这种推力体现了农户资源禀赋与农地制度环境的适应性匹配。

基于国家治理视角下农户主导型土地流转性质分析

农户主导型流转模式被认为是造成中国土地闲置、配置效率低下的载体,也是导致中国现代农业发展滞后的诱因。尽管农户主导型有很多弊端,但最新调查显示,相对于其他模式,农户主导型因流转成本低、权益明晰而受农民欢迎。因此,正确认识农户主导型流转特征,客观分析其流转性质与绩效是促进农地和谐流转、捍卫农民利益、维护社会稳定的前提。基于此,本文首先对农户主导型流转模式的定义进行了界定,并提出划分的依据;其次基于最新调查,对农户主导型流转新特征进行了归纳;再者从治理视角分析它的流转性质与治理成本;最后提出优化其流转绩效的对策。

快乐度量学及其对量化我国农民幸福的启示

多年来,经济学家孜孜不倦地去寻求一种度量幸福的仪器,而新兴的快乐经济学发展使之成为可能,并建立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指标体系和度量方法。因而在新农村建设背景下,构建一套度量我国农民幸福的指标体系,对衡量新农村建设成败有巨大的实践意义。

我国农村居民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新思维

十八大提出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是社会发展成果让广大人民所共享的必然。本文围绕什么是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提出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实质就是农村居民收入倍增计划。针对政策性增收、农地资产性增收与农业生产性增收停滞,而人力资本与土地资本化增收将成为推进农民收入倍增的主要因素。因此,本文提出福利性增收是农村居民收入倍增的前提,人力资本增收是动力,农地流转增收是终点,并提出优化农村居民收入倍增要"三步走"。

我国城镇居民增收对农业发展农民增收的实证分析

文章以我国1978年-2007年的数据,运用协整分析、Granger因果检验、脉冲响应函数研究了城镇居民收入对农民收入的影响。研究发现:城镇居民收入的增加无论在短期和长期对农民收入都有正向作用,这表明,虽然城镇居民收入增长中存在削减农民收入的"切蛋糕效应",但更重要的是其带动农民收入增加的"做蛋糕效应"。另外,农民收入都是影响自身未来收入的重要变量,这意味着,当农民收入达到一定水平后,便能形成一个促进自身收入持续增加的一个自我增进机制;相反,如果农民收入水平低,或者一个意外冲击造成其贫困,这就可能使该居民被"锁定"贫困。

新农村建设背景下我国农村自然资源优化配置研究——农村自然资源配置现状、原因及优化对策

本文以河南省土地配置现状作为研究背景,初步分析探讨了制约我国农地流转的原因,并提出新农村建设中背景下,促进农村土地资源优化配置的基本思路与对策。

新农村建设背景下我国农民幸福问题研究

分析了近几年一些社会调查认为的"我国农民比市民幸福"的实质,初步探讨了物质和非物质因素对农民增福的贡献率大小,得出在新农村建设的背景下农民增收依旧是农民增福的主旋律。

新农村建设背景下我国农村综合改革的新思维

农村综合改革是新农村建设稳步推进关键,是建立现代农业基础。对城乡统筹发展与社会和谐发挥巨大作用,随着我国城乡社会经济发展,农村综合改革滞后加速资源配置二元社会特征,最终导致农村经济资源配置无效率。因此,要改造传统农业,启动新村建设,必须建构一套城乡统筹的社会保障制度,以此减少农民,发动一场以资源配置为核心的城乡涉农综合农村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