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货膨胀持久性特征与货币政策启示

基于1992Q1至2023Q2中国四类总体价格指标的环比折年率数据,借助于自回归系数和法和多倍未知结构断点检验方法,测度分析了中国通货膨胀持久性特征及其货币政策含义。研究发现:一是在样本区间内四类通货膨胀持久性相对较高,CPI和RPI存在两个显著的均值结构断点,分别在1996Q2和2003Q2,GDP_def存在一个显著的均值结构断点,在1996Q2,三者通货膨胀持久性近期均呈现上升趋势。PPI不存在明显均值结构断点;二是半衰期持久性测度结果显示,当前我国货币政策对CPI和RPI的调控应至少提前1个季度,对PPI的调控应至少提前2个季度,对GDP_def的调控应至少提前3个季度;三是我国CPI和RPI通货膨胀持久性在20世纪90年代呈现出一定程度的下降,这与国际研究实践一致。

黑龙江国有林区林业产业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利用DEA法测量了黑龙江省森工40个林业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TFP),并利用Panel-Data模型找出其影响因素。实证分析结果表明:2003～2009黑龙江国有林区林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总体上呈现下降趋势,其原因可归结为林区技术进步缓慢;规模效率和纯技术效率对全要素生产率有正向作用;技术因素和营林投资比重对森工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有正向影响,固定资产投资对其存在负向影响,而劳动投入和天保工程(政策因素)对其影响不显著。为此,提出鼓励林业企业技术创新、优化林业投资结构、加强林业投资体制改革、加快森林生态服务的市场化进程和深化林业管理体制改革等建议。

共同富裕视域下相对贫困测度与标准设定——以重庆市为例

治理相对贫困是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举措。文章借鉴国内外相对贫困设定标准,采用收入分布微观数据模拟方法,还原2013—2020年重庆市城乡微观收入数据,测算和比较不同标准下重庆市的相对贫困情况,并对后扶贫时代重庆市相对贫困标准设定及治理给出建议。研究结果表明:第一,在3.2美元和5.5美元贫困标准下,重庆市城镇绝对贫困接近消失,农村减贫显著;第二,在“城乡一条线”方式下,相对贫困人口主要集中在农村,在“城乡两条线”方式下,城乡相对贫困均得以充分体现;第三,农村居民60%、城镇居民40%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适合于新时代重庆市相对贫困标准设定。上述结论对新时代治理重庆市城乡相对贫困和推进共同富裕具有重要启示。

数字普惠金融与城乡收入差距——基于重庆37个区县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于2016—2020年重庆37个区县的面板数据,采用面板模型实证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重庆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发现:一是近年来重庆不同地区城乡收入差距均有显著下降趋势,城乡收入差距有所缩小,但不同区县城乡收入差距差异仍然较大,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城乡收入差距越小。二是数字普惠金融能显著缓解重庆城乡收入差距,但不同维度指数的作用差异明显,覆盖广度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作用最大,数字化程度次之,使用深度影响作用最小。三是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缓解重庆各区域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作用具有明显的区域异质性,经济发展程度越低,数字普惠金融对缓解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作用也就越大。基于上述结论提出了新发展阶段持续改善重庆城乡收入差距和促进共同富裕的政策建议:加快数字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数字普惠金融产品的开发和设计要多样化;推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着力推进“金融共富”。

我国人口年龄结构的预测与分析

预测未来人口变化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制定相应政策的重要依据,当前所有关于人口结构变动所带来的影响的有关研究,分析的前提都离不开对人口总量和结构的变动的预测。文章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为基础,应用队列要素法对我国2013-2035年的人口年龄结构变动情况进行预测,探索未来人口结构演变的趋势,分析其对宏观经济层面的影响。

多方法改进视角下的中国核心通货膨胀测算和效果评价

本文在探析核心通货膨胀测算方法和评价方法原理的基础上,结合中国价格变动特点对部分方法进行适当改进,并将其应用于中国2001-2013年核心通货膨胀测算,然后采用无偏性检验、相关性检验、趋势追踪能力检验、未来预测能力检验四种准则对所有测算结果的货币政策应用效果做出评价。结果发现,没有任何一种方法是绝对最优的,相对而言,SVAR法、指数平滑法、不对称截尾均值法的效果较为优良。这一结论对中国的货币政策执行和核心通货膨胀测算方法研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全球经济滞胀风险上升及应对

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超宽松政策刺激叠加地缘政治冲击,供应链不稳定与大宗商品价格波动推动全球通货膨胀攀升。为应对通胀,多国央行宣布加息,尤其是美联储超预期加息,全球将进入紧缩周期,“高通胀、低增长”的滞胀可能性加大,成为全球经济自新冠肺炎疫情之后的主要风险点。为应对全球范围内可能出现的滞胀格局及国内三重压力,我国宏观政策要主动发力,积极应对输入性通货膨胀,确保中长期通胀预期稳定与中国经济平稳增长。

基于省份数据修正的我国劳动报酬占比决定因素再研究

准确测算劳动报酬占比变动趋势,深入分析其变动原因并给出相应的政策建议,是破解收入分配领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进而实现共享发展的一项基础性研究工作。本文充分考虑我国劳动报酬核算口径两次重大变更的现实情况,借助两个鉴别准则和多种估算方法对各省份劳动报酬数据进行核算口径甄别与修正调整,在真正完整意义的核算口径下重新测算了1993—2016年省份层面的劳动报酬占比。在此基础上,构建省份面板数据模型来剖析我国各省份劳动报酬占比变动背后的基本规律,揭示了导致劳动报酬占比先下降后上升的决定因素的变化。结果显示:(1)修正调整后数据更加平滑稳健、更具反周期特征,数值反转时间也更为清晰。(2)在1993—2016年完整样本期间,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比、政府财政支出占GDP比重对我国劳动报酬占比的变动具有显著的同向影响,外商直接投资占比则具有显著的反向影响。(3)在1993—2011年劳动报酬占比下降阶段和2011—2016年劳动报酬占比上升阶段,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比对劳动报酬占比变动均具有显著的同向影响,其他因素则呈现差异化影响。上述结论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CPI与PPI背离的成分特征与驱动因素解析

自2011年以来,我国CPI与PPI出现了持续分化背离的新特征。本文从趋势与波动成分特征、驱动因素分解两方面重点解析了CPI与PPI价格序列的背离特征,揭示了二者持续分化背离的原因,并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通货膨胀持久性高低之辩——基于不同价格指数形式的测度与比较

通货膨胀持久性特征变化对货币政策操作具有重要参考意义。从通货膨胀理论出发,厘清了通货膨胀持久性理论来源与测度数据基础。在对国内价格数据来源及数据处理分析的基础上,测度了我国1987~2017年不同形式价格数据下的通货膨胀持久性,借助于Bai和Perron(1998,2003)多倍未知结构断点检验和滚动窗口回归方法分析了我国通货膨胀持久性的时变特征,进而对测度结果进行了特征分析、国际比较及货币政策探讨。研究发现:①同比数据在样本区间内一直呈现出高持久性特征,且持久性大小远高于环比数据测度结果。BP结构断点检验结果表明,同比数据不存在明显的结构断点,而环比数据存在两个显著的结构断点,分别在1996年和2003年。②季度环比季调价格数据符合通货膨胀动态理论模型的内在要求,我国通货膨胀持久性测度应以该价格指数为基础。依据季度环比季调折年率的测度结果,我国通货膨胀持久性是自1996年中后期开始下降,这与美国、欧元区等发达国家和地区下降时间基本一致。在2003年又呈现出一定上升趋势,但当前处于低度状态,转换计算的半衰期大约为0.4个季度。因而,当前我国货币政策对价格的调控不应过早"前瞻",只需提前1个季度左右。

我国食品价格上涨对总体价格影响的“二轮效应”分析

除了通过CPI篮子商品的权重直接抬高总体价格外,食品价格上涨还可以通过推高通货膨胀预期和提高工资水平转化为非食品价格上涨,进而间接推动总体价格上升。这就是食品价格上涨的'二轮效应'。食品价格上涨的'二轮效应'存在与否对将价格稳定作为目标的货币政策操作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在国内外文献综述的基础上,借鉴国外的经典检验方法和分析技术,首先对我国食品价格上涨'二轮效应'影响的存在性证据进行检验分析,然后分预期和工资两种渠道剖析了食品价格上涨'二轮效应'的作用机制,并进行了相应的比较分析。结果发现:①我国存在较为显著的食品价格上涨'二轮效应'证据,且主要通过提高公众通货膨胀预期和拉动工资水平上升两种渠道来推高非食品价格和总体价格水平;②我国工资渠道的'二轮效应'要大于预期渠道,但二者之和还没有在非食品和总体价格上涨中占据主导地位。这一结论对我国通货膨胀的治理及相关货币政策的制定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基于CPI及其分类项目的我国通货膨胀动态特征解析

本文采用动态因子模型测度我国2001年2月至2015年12月的核心通货膨胀,并对测度效果进行了评价。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估计我国CPI分类项目的共同成分和特质成分,对我国CPI及其分类项目的动态特征进行了深入剖析。研究发现:拟最大似然法估计的核心通货膨胀在波动性、追踪趋势通货膨胀能力、预测未来通货膨胀能力方面表现优良,是测度核心通货膨胀较好的估计方法; CPI及其分类项目之间的波动性差异并非单独由宏观冲击或特质冲击引起,而是由二者共同作用产生并具有放大效应;我国通货膨胀的持久性确实是由宏观冲击主导,但由于部门异质性的存在,不同分类项目对于宏观冲击的响应并不完全一致。上述结论对我国当前和未来货币政策操作具有重要的启发和借鉴意义。

中国相对贫困标准界定与规模测算

相对贫困标准的界定是建立解决相对贫困长效机制的前提。本文采用模拟收入分布方法还原个体收入数据,测算和比较不同标准下的贫困规模。中国相对贫困线设定既要考虑扶助范围和扶助力度的平衡,还要兼顾城乡融合发展趋势与城乡二元分割现实,最终实现新的贫困线与前期绝对贫困线相衔接,同时充分反映城乡相对贫困现状。本文建议采用"方法城乡统一、基数分城乡与水平分城乡"的方式来界定相对贫困标准:统一采用收入比例法,将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中位数的50%和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中位数的40%分别作为城乡相对贫困标准。在此标准下,2019年全国相对贫困率为12%,城乡相对贫困率分别为5.8%和21.5%,全国相对贫困人口规模约1.68亿人,城镇相对贫困人口约4921万人、农村相对贫困人口约1.19亿人。相对贫困阶段,中国将面临农村贫困人口规模大、城镇贫困人口增幅大的双重挑战,需及时调整扶贫对象、扶贫目标与扶贫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