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文化教材编写中可资借鉴的中西方理论资源

对外文化教材的使命不仅是让外国学习者学习和了解中国文化,同时需要降解外国学习者感受到的中国文化与其母语国文化的文化冲突,因而编写对外文化教材既需要对中西思维方式与话语体系的差异熟稔于心,也需要借鉴西方跨文化传播学的相关理论和中国传统文化资源。“情景构架”理论与“情景教学法”、“高语境”与“低语境”理论、“面子协商”理论、“慎独知本”观念、“期望违背”理论、“重叠共识”观念与“母题叙述”策略都是对外文化教材编写中可资借鉴的重要资源,能助力我们打开以对外文化教材为载体的中国文化跨文化传播的关键罅隙,通过文化传播调和文化间的冲突与摩擦。

启蒙旗帜下的反启蒙行动——《狂人日记》叙述形式中显现的意图谬误

引言一般认为,鲁迅是五四启蒙运动的主力干将之一。而《狂人日记》则是其启蒙行动的标志性文本。关于《狂人日记》的启蒙意图,鲁迅自己有过明确的论述：＂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学界对《狂人日记》的启蒙功能则抱持着一边倒的肯定态度。然而,对文本功能的深入分析,才是衡量这种启蒙意图是否得以实行的真正标准。

启蒙者为被启蒙者书写第三人--鲁迅文学启蒙的三人组合机制

学界一般认为,鲁迅作为启蒙主将,其小说尤其是乡土小说被赋予了启蒙的功能。这种启蒙是以文本建立一个“铁屋子里的觉醒者唤醒沉睡的人们,以期共同砸毁这铁屋子而获得新生”①的隐喻的方式来进行的。与此相应地,鲁迅小说的文本也被认为是鲁迅复杂精神世界的整体的投射②。

论周作人的日本诗歌翻译

周作人曾翻译介绍过许多日本诗歌,他调动了现代口语丰富的表现功能,有力地传达出了日本小诗的神韵。周作人翻译日本诗歌的用意是希望中国的诗歌能借鉴日本诗歌的精华,希望中国的新诗坛能够摆脱创作的困境。遗憾的是,这种含蓄而意境悠远的诗歌却始终没能在中国诗坛上出现。日本诗歌给予中国诗坛的影响更多的只是形式上的借鉴。

从电影《举起手来》丑化日本兵形象说起

2003年冯小宁导演了一部战争喜剧《举起手来》,该影片用戏谑的手法对日本兵形象进行了彻底地丑化。本文从这部影片说起,对比中国与西方战争文艺的不同取向,体察中西战争观念的不同,借此呼唤中国出现更好的反思战争的文艺作品。

“启蒙”的淡化与反拨:周作人对功利翻译观的超越

20世纪前半叶,多数翻译家以"启蒙"和"救亡"为使命,带有明显的功利色彩。周作人则更加强调翻译的趣味性和个体性以及与此相关的包容性。他同时强调文艺的生命是自由而不是平等,是分离而不是合并。这种对于文学多样性的清醒的理性坚守与对时代主潮的分离行为,使周作人的翻译观背离和超越了其时代翻译观的急功近利性,在20世纪的文学史上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对外文化教材编写的思想前提与战略意义

对外文化教材编写是在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视域下进行的中国文化跨文化传播的基础性工作,其背后暗含诸多中国文化跨文化传播的元问题,如在何种背景下、向什么样的对象、以什么方式、基于什么目的、采用什么样的策略、传播什么样的内容、产生何种效果等,这些问题是对外文化教材编写的思想前提,编写者需要对其进行深入思考和准确解答。同时,对外文化教材编写是使用中国自己的话语体系赋予先验性存在和日常生活化的中国文化以新的意义和功能,是高效传播中国文化知识、生动讲述中国故事、有力重建中国形象,具有满足外国学习者的习得需求、推动国际中文教育课程革命和学科发展、优化和完善中国文化、提升中国文化的影响力和感召力等的重要战略意义。

会唱歌的木棉——漫议舒婷诗歌中的人文关怀

舒婷的诗歌以其对“爱的世界”的理想与渴求,对“人的尊严”的倾诉与提升,以及其形式的现代化而拥有众多读者。本文主要阐释了舒婷诗歌中充满的人性、人道主义和爱,以及对女性独立人格和命运的关注,旨在发觉其诗歌中洋溢着的浓郁的人文关怀。

个体文学表象与群体文学表象浅论

文学表象是由个体来完成的,其中渗透着个体的生命理解、情感宣泄以及生命意志,它的终极目的是个体生命真理感的表达。拥有相近生命真理感的不同个体构成了一个潜在的群体,文学是把这一潜在群体中的个体联结在一起形成显在群体的方式之一。个体生命真理感与群体生命真理感在文本中有四种不同的组合方式。作者和读者以自发的生命真理感自由地进行交流是文学的理想状态。

周作人人学思想的审美逻辑、精神诉求与文化立场

周作人重视文学的趣味性,趣味之于周作人不仅是集中在民俗学意义上的个人审美倾向,更是一种潜沉到个体思想中的以"人"的启蒙、独立和自由为根底的精神诉求。这种诉求体现了摆脱五四激进主义文化立场的窠臼,构建多层次、多维度、立体化文化立场的企图。周作人的趣味观对中国现代文学理论的建构以及中国现代作家的审美选择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周作人文学思想的再阐释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文化语境下,周作人的文学思想涵纳了丰富的时代信息,在与鲁迅、茅盾等五四知识分子文学思想的对比中,可发现其相互对立却又相互依附而存在的不同样态的文学思想,从而彰显出周作人文学思想的独特性和超前性以及这种文学思想作为一种文学生产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内在精神的阐释和论述,包括作为一种个人主义话语所折射出的知识分子文化心态和存在境遇。

“同情”缺席与“权利”缺失——跨文化研究视野下看留学生对鲁迅的接受

中国文学作品的海外接受不仅是中国文化复兴的主要表征之一,而且是中国文学文化影响世界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维度。在"中国文化走出去"这一时代精神的感召下,研究鲁迅作品的海外接受具有理论和现实双重意义。以外国留学生对鲁迅小说《祝福》的阅读体验为基础,关注外国留学生"视界"下的鲁迅,不仅可以弥补我们的"视域剩余",还可以勾连起"海外视界"和百年前的"鲁迅视界"。这种研究将会拓展中国学界对于鲁迅作品文本阐释的见解,突破中国话语体系下研究成果的某些局限。

留学生视域中的北京胡同意象

"胡同"作为北京地域文化的典范性标识,在20世纪中国文学中已经演化为一个具有隐喻功能的意向和符号。在新世纪留学生文学中,北京胡同不再仅仅是凝滞不动的传统文化的载体,而被注入了一种客观的理性精神、异域文化和个体生命体验。

周作人的文学翻译对我国译学史的贡献

周作人的翻译生涯前后历时60余年,翻译总量巨大,在周作人眼里翻译是他言说方式的一种,而我们也可以透过翻译体察他文学态度、文学趣味的演变。他在"被侮辱被损害"的文学翻译、古希腊文学翻译、日本古典以及近现代文学翻译等诸方面均有开山之功,对我国文学翻译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传承与变奏——《田园的忧郁》与《沉沦》之比较

郁达夫的作品《沉沦》以个人的生活经历和内心感受为创作题材。其写作风格明显地受到了日本私小说创作倾向的影响。在《沉沦》中,我们分明地能看到日本私小说作家佐藤春夫的小说《田园的忧郁》的影子。然而,《沉沦》的“忧郁”缘于郁达夫对祖国孱弱的感触和对国家振兴的渴求;而《田园的忧郁》的“忧郁”,仅仅表露了作者个人人生的无聊,缺乏对社会问题的反省和对民族危亡的忧思。正是在这一点上,《沉沦》突破了《田园的忧郁》的写作意境,实现了主题的变奏。

建国前后影响文学主题变化的几个因素

政治制度的变革常常导致文学性质的改变。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文学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作家的创作理念达到了空前的一致,所有的作品,倡导的几乎是同一主题。是什么原因促使建国前后文学作品的主题发生了“质”的改变呢?本文将从文艺政策的指导、作家群体的变化、文联的成立以及出版制度的变化三个方面阐释和分析其原因。

被拉裂的生命与弥合创伤的努力——关于鲁迅心理的一种解说

本文从解读鲁迅前期文本入手,剖析了鲁迅作品中的目光意象,进而追溯其成因,认为鲁迅青少年时代两次受辱的经历是此现象之肇始者。

对外文化教材编写的思想前提与战略意义

在新的时代语境和历史背景下,对外文化教材编写就是使用中国自己的话语体系赋予先验性存在和日常生活化的中国文化以新的意义和功能,是中国文化主体性和自信心的表征,是高效传播中国文化知识、生动讲述中国故事、有力重建中国形象。对外文化教材编写的战略意义不仅能满足外国学习者的习得需求,还有助于将迄今在中国语言文化传播领域积累的学术研究成果和一线的教学经验上升到原理层面,增强国际中文教育的科学性和主体性,构建跨文化视野下融通中外的话语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