释“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见《论语·泰伯》篇。郑氏曰:“民,冥也,其见人道远;由,从也。言王者设教,务使民从之;若皆知本末,则愚者或轻而不行。”郑氏认为民皆愚顽,所以,王者设教,只要他们跟从,不须知道本末。这种解释和孔子思想不相符合。《子路》篇记载,孔子适卫,冉有仆。孔子回答冉有的问话说,“民庶”之后,要“富之”,“教之”,没有认为民愚顽不教的意思。西晋何晏《论语集解》修正了郑氏的解释。他说:“由,用也,可使用而不可知者,百姓日用而不能知。”何氏采用了战国时期对民的相当流行的看法。如孟轲说:“行之而不著焉,穷矣而不察焉,终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众也。”(《孟子·尽心》下)《中庸》也说:“百姓日用而不知。”朱熹《论语集注》承袭了何氏的解释略有更益。他引用程子的话说:“圣人设教,非不欲家喻户晓也,然不能使之知,但能使之由耳。若曰圣人不使民知,则是后世朝四暮三之术,岂圣人之心乎?”近人也相信这种解释,如钱穆《论语新解》说:“民性不皆明,有智在中人以下者,故有不可使知也。若在上者每事於使民由之之前,必先家喻户晓,日用力于语言文字,以务使之知,不惟无效,抑且离析其耳目,荡惑其心思,而天下从此多故矣。”徐英《论语会笺》说:“盖政令之推行,有不得不然者,势也。政令既行,

《金瓶梅》的主题和思想价值

《金瓶梅》是封建社会政治腐败、黑暗这一特定历史情况下社会风情的画卷。它所揭示的社会现象是多方面的、复杂的,所展示的思想内容也是丰富的。《万历野获编》认为《金瓶梅》“指斥时事,如蔡京父子则指分宜,林灵素则指陶仲文,朱勔则指陆炳,其他各有所属。”近人更详加考索,指出《金瓶梅》中提到的历史事实如“太仆寺马价银”、“书帕”、皇庄等和明代嘉靖朝的诸多史实是相同的,肯定《金瓶梅》所揭示的是明末嘉靖朝严嵩父子当政时的社会政治风情。也有人认为是指万历中期的政治的(吴晗)。虽然有分歧,但都肯定《金瓶梅》所描写的社会生活现象是有现实根据的。

释“思无邪”

孔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见《论语·为政》)。这是孔子对我国古代诗歌总集《诗经》的概括评价,历代奉为诗歌评价的标准和创作的原则,极大的影响着后世的诗歌创作。然而,历代对这句话的意义却存在着极大的误解。 “思无邪”一语,从后汉包咸解作“归于正”起,历代相因。朱熹《诗集传》说:“凡诗之言善者,皆可以感后人之善心,恶者可以惩创人之佚志。其用归于使人得其情性之正而已”清代刘宝楠《论语正义》说:“论功颂德,止僻仿邪,大抵皆归于正,于此一句可以当之也”按照这个解释,就诗的社会功用说,不管是“言善”、“言恶”,都可以“归于正”。如果就诗的内容说,诗有“言善”、也有“言恶”者。“言恶”就是“邪”。朱熹《诗集传》序说:“惟《周南》、《召南》亲被文王之化以成德,而人皆有以得其性情之正,故其发于言者,乐而不过于淫,哀而不及于伤。是以二篇独为诗之正经;自《邶》而下,则其国之治乱不同,人之贤否亦异,其所感而发者有邪正,是非之不齐”。承认“自《邶》而下”

词非诗余辨

词非诗馀。词不应当称为诗馀。词称为诗馀包含着对词这种诗歌体裁的轻视,尤其是包含着词的产生所受外来影响的否定,给词的创作带来不好的影响,不可不辨。 词在南宋前称曲子词,长短句、乐府、乐章等。词称诗馀,大约始于南宋,南宋初,林淳的词集已定名为《定斋诗馀》。词称为诗馀,有三种解释:一认为词是诗文的馀事。罗泌跋欧阳修《近体乐府》说:“公吟咏之馀,溢为歌词,有《平山集》盛传于世。”

《金瓶梅》、《红楼梦》小说创作中的模糊手法

《水浒传》、《三国演义》、《金瓶梅》、《红楼梦》，是我国著名的古典现实主义小说，产生在十五世纪至十八世纪的四百年间。在欧洲，作为浪漫主义狂潮的反动，十八世纪产生了像巴尔扎克、狄更斯、斯汤达尔等著名的现实主义作家，尽管中国的“四大奇书”的出现比欧洲早。而且两地悬隔，声气不通，但两者还是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

释“大”

大的意义是伟大、崇高和完备。《老子》“强为之名曰大”注:“大者高而无上,罗而无外,无不包容”。它是我国先秦时流行的一个道德观念,也是一个重要的美学概念。儒家学派、老庄学派对此都作了具体的阐述,使它作为人生境界,逐渐定形,成为人们追求的道德理想和审美目标,构成我国哲学思想和民族心理的重要因素,在政治生活和文学创作中产生着重大的作用。

释“知命”——孔子思想新探之一

孔子相信天命。《论语》中提到天命,或单称天,或单称命,或天命二字联用。不论单称或联用,意义部没有多大区别。如: 天生德与予,桓趡其如予何?(《述而》) 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宪问》) 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