敲诈勒索罪与抢劫罪的界分:视角、标准与适用

在否定了传统的“两个当场”标准后,对于如何妥当界分敲诈勒索罪与抢劫罪,学界与司法实践远未形成共识。从判断视角出发,既往将两罪的界分规则构筑于行为不法或主要构筑于结果不法视角的观点均有待商榷;应当厘清两种视角的不同层次、功能,基于“结果不法导向下的行为不法视角”构建界分规则。在此基础上,应以他行为可能性的有无为标准界分两罪,即从社会通常的一般人观念出发,考察根据行为人的设想,被害人在行为人所实施的强制行为的影响下是否处于一种不得已的状态,进而就丧失财物而言能够于规范层面被评价为无他行为之可能。对此,需要重点判断行为人能否令被害人感受到具有现时性的针对生命或者身体的危险,以及被害人是否因此陷入了不得已的状态。

诈骗罪与敲诈勒索罪的竞合研究——以单一行为型案件为中心的考察

对于兼具欺诈与敲诈因素的单一行为型案件如何处理,实践中一直存在较大争议。认为诈骗罪与敲诈勒索罪属于互斥关系的主张,会导致行为要素与结果要素的混淆、被害人视角与行为人视角的抵牾等问题,难以为司法实践提供逻辑严密、体系一贯的解决方案。应当坚持修正的“竞合论”,肯定诈骗罪与敲诈勒索罪能够成立某一罪名的既遂与另一罪名的未遂的想象竞合。这有利于行为人视角的复归,贯彻全面评价原则,构建具有正当性与可操作性的判断标准。根据修正的“竞合论”,在定性时,应当先审查行为能否被同时评价为欺诈与敲诈,以认定行为的性质;再按照客观归属理论考察财产处分是属于欺诈因素还是敲诈因素所制造的风险的实现,以决定最终的处断结论。

刑法中的客观归责理论

客观归责理论是目前德国刑法学界研究的时尚理论。根据该理论,如果行为制造了危及行为客体而为法所不容许的风险,并且这个风险实现了构成要件的结果,那么这种由人的行为所导致的结果是可归责的。客观归责理论是一个正处于发展之中的理论,其所开创的新的诠释方法对犯罪理论具有积极意义,但其本身也存在着一些难以克服的问题。研究这一理论,对我国刑法理论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恢复性司法理论国际研讨会”综述

2007年4月21日，由山东大学法学院主办的“恢复性司法理论国际研讨会”在山东大学新校图书馆报告厅举行。来自日本以及我国大陆和台湾地区的40多名刑事法学者和司法实务人员齐聚一堂，就“恢复性司法的理论基础”、“恢复性司法的价值取向”、

多元化视角下恢复性司法的理论基础

作为西方刑事法学界研究"显学"的恢复性司法,在多元化视角下,其理论基础包括四个方面:哲学基础是后现代主义哲学;社会基础是市民社会理念及国家与社会良性互动理论;理念基础是恢复性正义理念、利益平衡理念以及参与制民主理念;法学基础则是重新融合性耻辱理论、社区司法理论、犯罪被害人学理论以及犯罪标签理论。

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犯罪若干问题研究

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的犯罪客体是国家对商品质量的管理秩序以及不特定的人的人身安全;犯罪对象是伪劣商品。行为方式只能是作为;犯罪形态有四种;销售金额既指实际销售出去的产品金额,亦包括尚未销售而可能销售出去的产品金额。罪过心理既可以是直接故意,也可以是间接故意。在某些情况下有既、未遂之分。应当注意本类罪的罪数问题。

恢复性司法理论及其引入与借鉴

作为一种新的刑事司法模式,恢复性司法目前已经在很多国家都有立法和司法实践,并且已经受到了以联合国为代表的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虽然我国的刑事和解与西方的恢复性司法在基本原则、价值追求方面有相似之处,但并非完全等同,我国虽不宜全盘引入恢复性司法理论,但可以借鉴其合理成分以完善我国现有的刑事和解制度。

比例原则的刑法适用及其展开

比例原则包含了适当性、必要性和均衡性三个子原则。作为宪法的基本原则,该原则在刑法领域中的适用具有必要性与可行性。一方面,比例原则与刑法目的和功能、刑法基本原则、刑法制度以及刑法谦抑性理念等刑法具体原则、制度、理念具有共通和契合之处,在刑法中适用该原则不会引发其与刑法价值、目的以及具体制度的冲突。另一方面,该原则在刑法中也有其适用的特殊价值。能对刑法的发展和扩张进行合宪性控制;能从实体价值和方法论上指导刑法的适用;能够促进刑法和宪法之间的良性互动。由于比例原则具有以上特性,该原则在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中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在刑事立法中,比例原则可以指导犯罪圈的划定和刑罚配置,保障刑事立法的正当合理性;在刑事司法中,比例原则为正当防卫的限度提供判断基准、为刑法中概括性规定的解释进行合宪性控制。

两大法系犯罪论体系的比较与借鉴

犯罪构成体系是刑法理论体系的核心,有“刑法理论体系王冠上的宝石”之美誉。当今世界,以德、日为代表的大陆法系的犯罪论体系和英美法系的犯罪论体系颇有影响。本文分析了两大法系犯罪论体系的构造,比较了两大法系犯罪论体系的异同,并就两大法系犯罪论体系对我国犯罪构成体系的借鉴意义作了探讨。

行贿犯罪最新立法研究

《刑法修正案(九)》对行贿犯罪做了修正。在刑事政策、刑法机能、刑罚目的与立法技术上都有一定程度的转变。从"重受贿、轻行贿"转变到"行贿、受贿并重处罚"的刑事政策,更侧重于刑法的社会保护机能,表现出预防性的立法目的以及抽象与具体兼顾的立法技术。在理论与规范的层面上,本次修法也与刑法教义学有一定的抵牾。

刑事立法:在目的和手段之间——以《刑法修正案(九)》为中心

《刑法修正案(九)》在立法目的上重视刑法的秩序维持功能,在立法手段上重视预防型立法。这种立法目的和立法模式导致部分行为犯罪化过度,对某些犯罪类型,忽视了刑罚减免的积极意义。同时,这种预防型的立法对于以报应型立法发展起来的传统的刑法教义学的基础理论和具体解释论提出了新的课题,并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刑法和刑法理论的二元化。

自力实现债权行为的刑法教义学分析——以我国《刑法》第238条第3款的性质为基础

确定我国《刑法》第238条第3款的性质,是解决自力实现债权行为刑法评价的逻辑前提。以欠缺"非法占有目的"或者"没有侵害本权"为由而肯定该款属于注意规定的观点,在论证上并不充分。认为该款属于法律拟制的观点,既不符合我国《刑法》关于财产犯罪保护法益的相关规定,同时混淆了权利侵害和财产损失的不同。基于刑事政策的诉求,该款规定应当属于注意规定,其主要教义学根据是欠缺法律上的财产损失。该款规定可以类推适用于以其他方式索取债权的行为;索取非法债权的行为原则上构成财产犯罪;对于索取超额债权的行为,原则上构成财产犯罪,在不具有可罚的违法性时,不应当将之评价为财产犯罪。

论外国刑法中的原因自由行为

原因自由行为是指故意或过失使自己置于无责任能力状态 ,然后在无责任能力状态下导致构成要件的实现。原因自由行为是否具有可罚性 ?学者们依据不同的理论根据提出了不同的观点 ,但无论哪种学说似乎都有其缺点。目前大陆法系国家一般都承认其可罚性 ,但具体采取的立法例却有不同。尽管有上述国家的立法 ,但原因自由行为诸多理论上的问题仍未解决 ,如处罚对象、主体范围、罪过形式等。我国现行刑法未规定原因自由行为 ,但从法感情以及法秩序来说 ,应当对此种情形作出规定 ,以切实贯彻罪刑法定原则 。

徇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罪若干问题探究

对徇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罪的若干问题进行探讨:关于"行政执法人员"的范围,主张"职权享有论",行政执法人员是指享有和行使行政职权的人员;关于"依法应当移交"的理解,应区分"依法移交"与"应当移交";同一违法行为引起的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应合并适用,在程序适用上应坚持刑事优先原则,行政执法机关移交刑事案件前不应先予作出行政处罚。

刑民法域协调视野下防卫限度之确定

《刑法》第20条第2款关于正当防卫限度的学说之争隐含着协调刑民防卫限度法域冲突的不同立场。相较于承认刑民防卫过当二元论,刑民防卫过当一元论更契合违法性评价制度、正当防卫制度的目的,在实践层面也更具有比较优势;相较于刑法从属型一元论,民法从属型一元论更能实现刑民防卫限度规定的无缝对接,且在有效保护防卫人利益的同时未过度限制对加害人利益的保护。因此,对于刑民防卫限度法域冲突的协调而言,民法从属型一元论属于最优解释。

社会相当性理论的机能

实际上,社会相当性理论是对片面强调法益侵害(危险)的结果的法益侵害说与片面强调规范违反行为的规范违反说的克服,该理论在立法论、解释论、违法性评价、责任判断与法定刑配置方面都具有相当重要的机能。因此,社会相当性理论不仅不能"废止",反而应当给予足够的重视。

共同侵权与共同犯罪的界限——从价值、目的到法律责任

共同侵权与共同犯罪分别属于侵权法与刑法中的两项不同制度。由于法律规定的模糊性、个案的复杂性、个人主观认识的差异性以及共同侵权与共同犯罪各自领域内理论学说的纷争,致使两者间的界限模糊。从价值取向、立法目的和法律责任方面探讨共同侵权与共同犯罪的界限,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盗窃罪之行为客体新论——以法益论为判断路径的分析

盗窃罪法益从属于财产犯罪法益,应当是所有权、本权和不受法秩序非难的占有;在本权与占有相互对抗的场合,占有利益受到保护的前提是有足以与本权者相对抗的合理理由。关于盗窃罪之行为客体的认定,通过法益的路径进行判断具有可行性和合理性,司法实践中亦可以得出较为妥当的结论。

我国关于有组织犯罪的立法与司法完善

有组织犯罪是当今国际社会公认的一种最高形态的犯罪,不仅直接威胁到世界各国的政治稳定和人民安全,也严重威胁到社会组织的存续以及政治发展和经济民主化的进程,是为世界各国所普遍关注的一个严峻的社会问题.由于有组织犯罪近几年发展迅猛,犯罪组织频繁制造震惊世界的系列灾难,因而为各国所重视和警惕,被联合国大会称为"世界三大犯罪灾难"之一.

交通肇事“逃逸”的规范内涵及其适用

"逃逸"的规范内涵取决于文义的外延和其规范目的之间的反思平衡。"逃逸"应被理解为行为人故意且被动地脱离即将被追加的不利后果的控制,而禁止逃逸的规范目的在于确定责任的归属,进而维护公共交通安全。肇事行为和逃逸行为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行为样态,因此,司法解释将"逃逸"规定为交通肇事罪的定罪情节属于法律拟制;"交通肇事后逃逸"是一个独立的犯罪类型;"因逃逸致人死亡"是逃逸行为本身过失造成的被害人或者在场的其他人的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