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顿与迷失——世纪之交小说中知识分子书写之一

世纪之交中国的社会秩序以及人的道德准则、价值理想等都处于重建过程之中,当代知识分子的生活形态和精神状态也开始日趋复杂、暧昧,包蕴着多种存在的新的可能性。作为生活之镜的文学形象也很快反映在具体的文学创作之中,小说中人物表现出的精神状态构成了90年代以来知识分子文学的一道颇为耐人寻味的精神景观,无论是空虚者、迷失者还是困顿者,都成为时代骤变在人的心灵上投下的阴影。他们的精神征候在相当程度上折射着整个时代的价值取向、理想诉求、道德水准,成为这个时代里的最深刻标记之一。

由“青春中国”到“第三文明”——李大钊马克思主义选择的必由之路

"青春"哲学与"第三文明"观均衍生于现代中国东西方文化碰撞、融合且忧患不断的"五四"时代,是同属于李大钊的两个独特思想命题,体现了他对处于水火之中民族的深切关怀和解决现实深重危机的渴望。前者融现代宇宙观、国家观、人生观、历史观于一体,为李大钊最终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提供了理论前提和思想准备;后者则是李大钊社会政治理想的现实目标和价值述求,并以十月革命胜利后的俄国为现实指归。"青春"哲学与"第三文明"观为李大钊最终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提供了思想准备和现实图景。它们之间的递进关系实现了李大钊思想从价值理性到工具理性的飞跃,印证了他最终成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的历史必然性。

知识分子的精神救赎——关于20世纪90年代“人文精神”讨论的述评与思考

"人文精神"大讨论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最为重要的思想文化现象。大讨论涵盖了"人文精神"的内涵、特征,"人文精神"是否失落以及如何重建,"人文精神"与传统、现代的关系等诸多方面;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对时下中国思想状况、精神状态的一种判断、忧虑以及试图重建社会价值体系的努力。重新梳理与审视这场思想论争,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今天,无疑有着重要的思想价值与现实意义;对探求并确证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文学表现可以提供重要的精神参考;大讨论中的许多预言与判断已成为文本中的现实,这种文学存在也是作家群体对"人文精神"讨论的一种回答。

知识分子的精神裂变——以《山里的花儿》、《沧浪之水》等为考察对象

1990年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角色认同与话语方式再一次陷入到了"失语"的窘境。中国知识分子"学而优则仕"的理想也在新的时代风气之下萌发出与传统有别的新特质。《山里的花儿》、《沧浪之水》等文本塑造了A君、池大为等知识分子身份与权力相结合的一类知识分子形象,他们复杂的人格特征与多变的个性,既为人们解读当下中国知识分子的身份属性与价值选择提供了经典案例,也成了"人文精神"失落的文学言说。

转型语境下精英意识的消解——对“新写实小说”生成动因的思考

20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中国社会处于急剧的转型时期,这一转型使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诸领域都发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变化.在文学界它直接导致了作家们精英意识的消解,促使中国当代文学对其内部进行调整,由此成为新写实小说生成的最深层动因。

平民意识——新写实小说精神取向之一

新写实小说作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最具影响力的文学创作思潮,集中体现了转型期中国社会生活方式、思维模式、价值理想、终极关怀、生存心态等方面的现实状况和发展趋势,平民意识成为其最突出的精神取向之一。作品中小人物相对集结的平淡、琐屑与粗鄙,其精神向度不在有意展示生活的自然主义,而是通过非崇高的人生情态揭示生活的底蕴,展示人情人性的潜在本色。

质疑精神、启蒙意识、人文情怀——论王彬彬的文学和文化批评

在当代文学和文化批评界，王彬彬是一位颇具个性的评论家。他的个性在于他总是以一个“质疑者”的形象出现在人们的面前。阅读他的文宇，你会发现他总是在别人叫好、喝彩的时候，令人惊愕地“嘘”上一声；他总是在别人认为“完美无缺”的事物身上找出不少或隐或显的瑕疵，表现出一种质疑的态度。而这样做的时候，他从来不看自己要批评的对象是何人。

欲望洪流下的暧昧身份——“人文精神”与世纪之交小说中的知识分子

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市场经济语境下,中国作为消费社会的特征已经显现出来。在这样的背景下,小说中的知识分子,无论是处于体制之内,还是体制之外,都呈现出与以往文学表现截然不同的精神取向与身份特征。他们挣扎、徘徊于理想与现实、追求与堕落之间,既满怀理想,又屈服于生存的现实需要,渐渐成为欲望的奴隶。相伴而来的是价值失范、道德危机、精神荒芜。他们的文学存在,成为90年代关于"人文精神"讨论的文学回应。同时,也显示出了中国作家在价值取向与精神立场上的困惑与迷茫。而文学叙事者如果失去了对人的道德、理想、哲学的形而上思辨与精神观照,放弃对于社会现实的批判与独立思考,文学也就失去了本应承担的责任。

朦胧诗与第三代诗比较论

朦胧诗与第三代诗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学两个最重要的诗歌现象;精英意识感召下的忧患意识与批判精神是朦胧诗的主要价值取向,第三代诗则以鲜明的世俗关怀指向坚持平民立场与平民叙写;朦胧诗常常将个人化的"小"我附着在具有着政治、历史、文化内容,象征民族精神、时代精神的"大"我之中,而第三代诗则重在表现个体人的生命体验;朦胧诗通过各种修辞手段,构建了充满隐喻、象征意义的意象世界,第三代诗则将口语的运用推向了极致;朦胧诗奠定了新时期之初中国文学的基调,第三代诗则彻底改变了中国当代文学的精神向度。

试论世纪之交小说中的知识分子书写

世纪之交小说中的知识分子书写,大体上从几个向度上进行。第一个向度是指向当下,关注的是进入90年代以后,在社会急剧转型期中国知识分子的存在状态。呈现的是原有价值体系的崩塌,新的价值体系还未建立起来的社会转型期知识分子们的集体迷失。第二个向度是指向历史,作家站在1990年代后的立场去挖掘、再现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足迹,关涉中国革命道路,建国后知识分子的"改造"等重大问题,在反思历史的同时也在反省中国知识分子的道德表现、人性表现;透过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再现了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历程,期间既包括曾经的精神磨难与苦痛,也有进入到转型期后精神取向的下行;世纪之交小说中知识分子形象的分化与丰富,既揭示了知识分子在商业化的世俗社会中寻求生存和尊严的艰难与多样性,同时又突显了知识分子自我定位的努力。

中国大陆与台湾乡土小说的政治性变迁比较

1949年后,两岸乡土文学在不同的政治体制下独立发展,就其与政治与意识形态的关系看,虽然表现出意识形态的一定对立,但文学作为拥有独立审美价值的主体,却一致表现出摆脱政治束缚的要求,实现了整个中国文学与现代文学的再度接轨。

李德懋尺牍中的教育思想研究

李德懋是朝鲜朝后期重要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其实学思想中流露出重视实践教学、知行合一的教育思想和理念,这既是对中国传统儒家教育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也是针对当时朝鲜朝教育弊端提出的应对策略,表现出重孝尊礼、修身养德、尊经崇实、躬身践履的指向性和实践性特点,对后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寻找精神家园——论张炜1990年代以来长篇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形象

1990年代以来,在市场经济的语境下,中国知识分子的角色认同与话语方式又一次面临危机,再一次陷入到了"失语"的窘境。而始终坚持精英立场的张炜在几部长篇小说中为我们提供了为数不多的执着寻找精神家园的人物。《家族》与《柏慧》中的"我"始终固守着最后的精神伊甸园,在抗争中坚持的是高蹈的道德理想主义。《能不忆蜀葵》中的淳于阳立在商海中碰得头破血流之后,开始了不知终点的精神朝圣之旅。这些人物为我们提供了知识分子寻找精神家园的艰难历程,他们的存在也昭示着英雄主义与理想主义依然存在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血液之中。

“奴在心者”的定形——论方方长篇小说《乌泥湖年谱》

"奴在心者"是巴金老人对于建国后中国知识分子经历了种种政治运动,形成了奴隶性、自私性、虚伪性、怯懦性等人格特征的概括;《乌泥湖年谱》以"反右"运动为背景,塑造了知识分子群像。揭示了他们如何在反复无常的政治运动与没完没了的"改造"中,一步一步"显形"、"变形"、"定形";方方以非亲历者的身份,确立了一种重回历史现场的"真实性"叙事方式。形成了充满当代感的审视与批判,从而获得了对于历史反思的超越。

理想坚守中的孤独身影——世纪之交小说中知识分子书写之一

在1990年代以来小说创作的多元格局中,有些小说中的人物保持着知识分子的身份确认,维护着对于知识分子价值原则、人格操守的承诺,表现出一种守望理想、维系尊严的姿态,提供了为数不多的能够体现知识分子价值精神的形象;他们中有的在绝望中以死抗争,堪称知识分子最后的英雄主义者。有的在困境中坚守理想,为理想、信念、价值、意义、人文关怀等都处于失范与重组的转型期保留了一些希望。有的在突围中遭遇不幸,不是直接面对死亡就是陷入更深重的尴尬。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的文学存在让这个灰暗的时代有了些许的亮色。

物质困境下的烦恼人生——1990年代小说中知识分子书写之一

1990年代,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人们传统的经济生活模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传统知识分子因贫困走向世俗,从而陷入到日常生活无法自保的狼狈与尴尬;青年知识分子同样要面对生活的各种压力与烦恼,表现出更多的困顿、焦虑与彷徨;知识分子无法找到自己的明确定位,是坚守,转身还是融合,成了一个内心最痛苦的抉择。这应该是现代化的历程中,唯中国所独有的社会现象和精神现象,也是中国知识分子在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中必须付出的代价。

消费主义与世纪之交小说创作

消费主义是消费社会里呈现出来的种种以消费为核心的意识形态、经济关系、文化现象等价值系统。消费社会里的人越来越物化,消费不再仅仅是一种生存的需要,而具有了终极意义上的关怀指向。意义的终止、价值的虚无、信念的缺失正成为消费理念生发出的沉重后果与灾难。对于世纪之交的小说创作而言,消费主义是一个必须要面对的文化语境,也是作家创作冲动与创作思想的原初动力,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规约、影响着创作走向与意义生成,并在文学言说中展现其基本特征。

对民族特色地方综合性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建设的思考

专业建设是高等学校的重要工作,是培养高素质人才的关键,决定着人才培养的质量和办学水平。在专业建设中培养目标、课程设置、教学管理是专业建设和发展的基础。特别是具有民族特色的地方综合性大学,在专业发展和建设过程中,应充分发挥地域文化和学校双语双文化的特色和优势,采取一系列有效措施,以培养具有跨文化素质的复合型人才。

谈长篇小说《花腔》对“革命”的重新想象

《花腔》是对中国革命史奇特而具有讽刺意味的解读。小说揭示了中国知识分子在“革命现代性”诉求中遭遇的困境与尴尬，是“启蒙现代性”被“革命现代性”置换后知识分子身份认同上悲剧性的危机。反思的是“五四”以降，真正胸怀天下、济世苍生的知识者与革命的关系，解构的正是他们参与并推动历史前进的正确性与合理性，追问了“五四”至建国这段革命进程中知识者的命运如何被革命改写。在反思知识者与革命的背后，是对建国后知识分子更为深重的苦难追根溯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