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构儿童性侵问题的治理路径

儿童性侵案件的社会根源在美国公共政策中时常被忽视,社会对于儿童性侵状况存在诸多错误理解。现行治理路径过度关注下游"性侵者",性侵法案对于性犯罪者采取民事收容、登记及通告和限制居住等举措,使得大量政治、科学和财政资源用于防治累犯,而事实上政策、法律与现实情况之间存在脱节。对此应当重新审视和思考儿童性侵问题的治理路径,把关注点和政策导向进一步推向上游,充分发挥公共卫生系统的优势,完善一级干预措施,对性侵根源问题进行积极主动的打击。

恢复性司法与校园欺凌

恢复性司法制度为解决校园欺凌案件提供了一种有效的途径和方法。与传统刑事司法制度不同,它要求受害者、罪犯、学校等各方的共同参与来认可被害人和罪犯的作用,承认受害者的权利和需求,鼓励罪犯承担责任,从而实现修复伤害、使罪犯重新融入社会、恢复社会关系的目的。这比惩罚制度更能符合学校教育学生增强社交技能、建立社区和保护学生的目标。虽然存有众多质疑,但恢复性司法制度所具有的特征和优势,对解决校园欺凌事件具有不可比拟的作用和价值。

论发育科学对青少年司法改革的影响

青少年司法制度的建立健全,应当考虑发育科学相关知识。从发育的角度来看,青少年与成年人有着根本区别。虽然青少年个体的基本认知能力在16岁就已成熟,但影响青少年判断的社会和情感能力要到成年早期才能发展健全。这要求在司法制度中应区别对待青少年罪犯和成年犯。同时,青少年和成年人之间发展能力的差距可以为青少年移送到成人法庭、单独监禁的政策提供依据与参考,从而为建立健全一个独立的青少年司法制度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三振出局”法下未成年判决用于加重刑罚的合理性质疑--以PEOPLE V.NGUYEN案为例

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三振出局法下,如果存在先前认定之罪,则会导致法院双倍判决现罪。但是,对于未成年人判决是否构成先前的重罪,不同法院之间存在很大的司法分歧。最终,加州最高法院认为,陪审团的缺位不影响未成年人判决构成先前的重罪;现有犯罪行为表明犯罪嫌疑人没有对过去的犯罪行为进行悔改,因而依据累犯增加量刑是合理的。这意味着法律将未成年人判决等同于严重或暴力重罪的成年人犯罪。这无疑将增加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的惩罚性并削弱其补救性,易使矫正未成年人的制度功能落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