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文性与模因论的差异分析

互文性理论颠覆了长久以来文本自给自足的观点,为文本分析提供了全新的视角;模因论阐释了语言和文化在复制、传递和进化过程中出现的诸多相似的现象,为探讨语言和文化的传承及演化拓宽了视野。互文性理论与模因论有一定的相似之处。然而,这两种理论有着本质的差异:在理论来源及内涵上,互文性源自后结构主义,而模因论基于生物进化论;在主要分析单位上,互文性的主要分析单位是文本,而模因论是语言;在指向性上,互文性指向未来,而模因论指向过去;在理论体系上,互文性的理论体系严谨成熟,而模因论处于发展完善的阶段。

意识形态与哲学翻译——以王国维的译本《辨学》为例

清华四大国学导师之一的王国维一生译介了大量的西方哲学著作,希望从形而上来丰满中国的学术,从认识论的高度来促进中西之间的学术交流。本文主要以《辨学》这部译作为个案,结合其产生的历史背景,从意识形态的角度剖析其译名和译文的特点,即以日译语的吸收为译名的手段、以"操纵"和"改写"为译文的策略。王国维的翻译实践和翻译批评以其深厚的哲学研究为基础,对王国维的哲学翻译进行研究,对当今的文化、历史和翻译研究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和借鉴价值。

等值转换理论与翻译中不可译性和可译性

由于语言和文化的不同和差异,我们必须承认英译汉和汉译英之间确实存在不可译现象。但是我们不能忽略语言之间的通性和文化之间的共性。我们有必要知道不可译和可译是共同存在的。我们可以用很多的补偿的方法来使不可译转换成可译(在本文不做过多的说明)。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各个国家之间的障碍就越来越小,这样整个世界变得越来越小,那么语言和文化的交流也会越来越密切,这样语言的障碍就会变得越来越小。

翻译质量评估:继承、发展、创新和融合——朱莉安·豪斯新著《翻译质量评估:过去与现在》评介

对翻译质量进行有效的、准确的评估一直是译界的理想,对其进行深入探讨不仅可以丰富翻译批评的研究范式,也可以使研究者更好地认清翻译的本质。朱莉安·豪斯的新书《翻译质量评估:过去与现在》在这方面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书中,豪斯指出了当前翻译质量评估模式的不足,并基于其之前的模式(1977、1997),结合交叉学科的研究范式和成果提出了迄今为止最新的、综合性最强的模式(2015)。本文将对该书的内容和特点进行简介,并分析其对当今翻译研究的启示。

互文性理论视域下的跨文化翻译

翻译作为沟通两种不同文化的桥梁起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但由于源语和译语文化巨大的差异,文化意象翻译的丢失似乎不可避免。然而,源于后结构主义的互文性理论很好地弥补了这一领域的缺憾。从互文性角度来看,翻译可以说是在语言、文本、文化和思维等众多层面展开的一项具有互文性质的语言转换活动。在进行跨文化翻译的过程中,译者应该正确理解源文本和与他文本间的互文指涉,仔细揣摩隐藏在语言结构背后的语言和文化特征,适当应用一些补偿手段,处理翻译中的互文指涉。

IL-17A基因敲除对氟诱导小鼠肝炎症反应和肝细胞凋亡的影响

畜禽水和食物中广泛存在的氟严重威胁着畜禽的肝健康和动物性食品的安全。为阐明氟致肝损伤的内在机制,明确IL-17A在氟诱导肝炎症反应和肝细胞凋亡中的调节作用,本研究将24只野生型C57小鼠和12只IL-17A基因敲除小鼠随机分为对照组、NaF组、KO+NaF组。同时,运用HE染色观察肝的组织形态变化,并通过ELISA、流式细胞术、免疫组化检测肝中炎症细胞、炎症因子、凋亡的变化情况。结果显示,氟暴露诱导了肝组织结构损伤,增加了肝中炎症因子(TNF-α、IL-17A、INF-γ、IL-23、TGF-β)、M2型巨噬细胞和树突状细胞的水平,并降低了IL-1β、自然杀伤细胞、γδT细胞、CD4^(+)T细胞水平和CD4^(+)T细胞/CD8^(+)T细胞比值。同时,凋亡检测结果显示,氟暴露增加了肝中凋亡细胞的数量和凋亡关键基因(Cyt-c、Caspase3)的蛋白表达水平。然而,与NaF组相比,KO+NaF组的肝损伤减轻,肝中炎症因子(TNFα、IL-17A、INF-γ、IL-23、TGF-β)和树突状细胞含量显著降低,IL-1β表达水平显著升高,且凋亡细胞数量、Cyt-c和Caspase3的蛋白表达水平显著降低。综上表明,IL-17A基因敲除能够缓解氟诱导的炎症反应和肝细胞凋亡。本研究为氟中毒性肝损伤的研究和科学防治提供理论依据和新思路。

被困的尤利西斯:乔伊斯短篇小说《两个浪汉》的功能文体学分析

以功能文体学视角,从小句间配列关系形式、逻辑语义关系类型和序列呈现顺序三个方面考察了詹姆斯·乔伊斯《两个浪汉》中的扩展小句复合体。通过分析小句复合体内部结构,并与具有对照性的文体变异体比较后发现:小说文本中小句的络合虽没有过度复杂的结构和显著的偏离特征,却可凸显出主人公莱尼汉微妙的内心活动和异常的行为举止,进而起到准确塑造人物的效果。因此,《两个浪汉》可以且有必要解读为关于莱尼汉的故事——一个在瘫痪的都柏林中陷入物质和精神双重困境的"尤利西斯"。

流散文化身份与世界性写作——木心的文学创作观评析

全球化时代，文化研究和文学研究领域出现了流散现象以及随之而来的流散文学。后殖民理论家爱德华·赛义德、阿里夫·德里克、霍米·巴巴等人或以亲身的流散经历来关注流散现象及流散写作，或者通过分析一些流亡作家的文学文本介入了对流散写作的考察和研究，①使流散文学成为后殖民研究中一个重要的领域。从词源上讲，流散（diaspora）一词出自希腊语，原用来描述犹太人的大规模迁徙和流离失所。

外宣媒体的战“疫”报道与中国国家形象塑造--以CGTN为例

外宣媒体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期间主动把握国际话语权,运用多种形式在国际舆论场及时发声,传播了许多感人至深的中国故事,在国际上营造了良好的舆论氛围。针对目前存在的海外受众关注较少、传播主体单一等不足,外宣媒体应在充分研究受众、提升传播效果、调动多元传播主体等方面下功夫,正当其时地强化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维护并力求提升中国负责任大国的国家形象。本文以CGTN为例,分析外宣媒体在战"疫"报道中的价值和作用。

文化记忆: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的新视角——斯文德·艾瑞克·拉森教授访谈录（英文）

本文是作者对丹麦奥尔胡斯大学比较文学系荣休教授、四川大学长江学者讲座教授、欧洲科学院院士、欧洲科学院艺术与文学学部召集人、《世界文学》联合主编斯文德·艾瑞克·拉森先生的访谈。2015年6月23日,本文作者在清华大学对前来讲学的拉森教授进行了采访。访谈中,拉森教授阐释了文化传统与文化记忆之间的异同,认为从本质上讲,两者相辅相成、互为促进;分析了流散文学作品通过重构自身文化传统来重构文化记忆的问题;探讨了文化记忆与互文性的关系,认为文本之间的互文性是文化记忆的一种载体,文化记忆对文学经典具有塑造和改造的作用。

《牡丹亭》互文指涉英译研究——以戏拟为例

本文从互文性的视角对《牡丹亭》的英译进行研究,通过对比分析和访谈相结合的方法,呈现出译者对戏拟这一互文指涉的翻译策略及所体现的译者主体性。研究发现:白芝主要采取阐释性翻译策略,注重再现互文指涉的历史文化内涵和隐含之意;汪榕培和张光前主要采取非阐释性翻译,注重再现互文指涉的形式和风格。同时,本文不仅从认识论和方法论上提出了戏拟的翻译原则和具体译法,还从理论的维度对互文指涉翻译进行了补充和发展。

英汉辉映 盛况空前——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第十一次全国学术研讨会暨2014英汉语比较与翻译研究国际研讨会综述

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第十一次全国学术研讨会暨2014英汉语比较与翻译研究国际研讨会于8月26-8月28日在美丽的清华园顺利召开。本次研讨会的主题是“机遇、创新、和谐”,来自美国、英国、加拿大、葡萄牙、新加坡、中国、香港、台湾、澳门等10个国家和地区的400余名专家和学者,就英汉语言、英汉文化对比以及翻译研究三大学术领域的前沿理论和热点问题展开深入的交流和探讨。

互文性与商务广告翻译

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商务广告已经在日常生活中变得不可或缺。近年来,对商务广告翻译的研究也呈现出蓬勃发展之势。然而,在众多的研究领域中,商务广告翻译的互文性研究或互文性的商务广告翻译研究依然是一个十分薄弱的环节。本文以互文性理论为切入点对商务广告翻译进行研究,认为译者应在尊重原广告的基础上,将原广告中的互文指涉充分体现在译文中,同时运用互文性理论增强译文广告的宣传效果。

副文本：翻译研究的另一扇窗口——凯瑟琳·巴切勒新著《翻译与副文本》评介

对译作副文本元素的深入分析不仅可以丰富翻译研究的范式,也可以使研究者更好地认识翻译的本质。凯瑟琳·巴切勒(Kathryn Batchelor)的新著《翻译与副文本》(Translation and Paratexts)在此领域迈出了重要而坚实的一步。通过对热奈特副文本概念的辩证分析,巴切勒以翻译研究为出发点,运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对副文本概念进行了翻译研究的语境化处理,进而建构出一个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的翻译研究副文本理论。本文在对该书的内容和特点进行评介的基础上,阐述其对当今翻译研究的几点启示。

译作的“边缘”——从副文本解读白之英译《牡丹亭》

对译作副文本的深入分析不仅可使研究者观察译者的策略选择,亦可使研究者认清翻译的本质。基于前人的研究,本文区分了翻译研究语境中的两类副文本——"意图式副文本"和"语境式副文本",分别阐释其内涵与作用,并以此为基础分析了白之《牡丹亭》的两部英译本(1980年版本和2002年版本)。通过对比发现,2002年版本中的副文本更有利于促进译作在目的语中的接受和流通。可以说,本研究是对副文本视域下翻译研究所做的一次有益探索,以期破解此领域当前研究路径僵化的问题并对今后的典籍英译有所启示。

加强双边合作 提升大国格局

十八大以来，按照党中央提出的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区域合作、推动国际经济体系改革、促进国际经济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的整体要求，国家税务总局秉承积极开展对外交往、塑造大国形象、提升大国格局、打造“中国税务”品牌的理念，尽心竭力，砥砺前行，圆满完成了“十二五”期间税务总局机关和国税系统的外事工作，取得了“三更一良”的成绩，即外事管理制度更加完善、双边交流与合作更有深度、参与国际税收治理更有力度、利用国际资源服务人才培养初见良效，为今后税务总局机关和国税系统的外事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