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法获取个人数据犯罪的法益分析及处罚限定

个人信息权益、数据权益、信息管理秩序、数据安全秩序,是大数据时代下刑法保护的新兴法益。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保护个人信息权益,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保护数据权益,二者都应作为个人法益保护。一方面,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中“同意”要件的规范化构造,以刑法对个人信息的保护程度为基础,在因“同意”而产生的合理预期范围内由信息主体承担信息社会的风险。另一方面,以私法上个人数据确权理论为依据,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的对象应包含个人数据所承载的数据控制者的数据权益,处罚范围取决于个人数据上的企业投入及合法获取。非法获取个人数据的行为,可能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与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的想象竞合。

抽象危险犯的解构:从法益关联和危险控制展开

抽象危险犯理论,可以通过正当根据路径、限制解释对象、危险判断方式三种不同视角予以解构。抽象危险犯的适用,要区分正当根据的证成和抽象危险的判断。正当根据从法益关联中建立:判断抽象危险犯构成要件行为所直接侵犯的法益,是否具有刑法独立保护必要性,若是,则不能再以背后实体法益的危险认定限制入罪。确立法益关联的实质内容后,据此具体地判断抽象危险,或者据此拒绝对部分抽象危险犯的限制。在事实层面证明抽象危险的存在状态是困难的,即使因偶然因素导致客观上无法发展至法益侵害,也不能否认抽象危险发生;只有当行为人有效控制了可能导致法益侵害的危险发展过程,客观上没有发展至法益侵害的可能,才否认抽象危险发生。

共同正犯脱离的标准:基于“心理因果联系”的功能重析

共同正犯脱离的因果关系切断标准注重脱离前后的物理因果流程,但已造成的物理性因果在事实上常常难以改变,而其规范性修正与单独正犯中止的理论存在冲突。共同正犯的心理因果联系既实现结果归属,也为没有直接导致既遂结果的共同正犯奠定正犯责任,却不能成为认定共犯故意的充分根据。共同正犯的脱离,只要积极阻止行为能够切断脱离者与既遂结果之间的心理因果联系,不论先前行为残留的物理影响,最多只负帮助犯之责;如果因积极阻止行为或客观情势改变,脱离者对于其余共犯继续犯罪没有预见,即使事实上残留因果影响,亦无需对结果负责。

故意中意义认知和违法性认识的关系研究

违法性认识相关争论能够还原为如何界定故意内容、理解责任根据等问题。故意中意义认知与违法性认识关系的确立,可以揭示违法性认识命题下故意说和责任说的根本分歧,也可以作为区分事实错误和法律错误的实质标准。以我国刑法第14条为依据,意义认知是行为人在社会意义上对犯罪事实有害性的认识,该认识须达到能够被裁判者评价为社会危害性的程度;违法性认识是对表征社会危害性程度的形式意义上违反刑法的认识,具备认识可能性即可。前置性行政法规错误应区分处理:若行为人不通过行政法规也能认识到作为禁止实体的有害性,属于法律错误;若难以通过对社会一般价值观念的了解而认识行为有害性,属于事实错误。

现代社会下过失不作为犯构造——基于注意义务与作为义务关系

行为人以不作为的形式过失地实现了法益侵害结果,属于过失不作为犯。当过失不作为犯成为问题的场合,同样定位于构成要件及违法性阶层中的注意义务与作为义务之间的关系必须明确。不能将注意义务消解于作为义务,更不能将作为义务消解于注意义务,若不对作为义务发生根据进行独立检讨,容易出现将违反所有相关注意义务的人均以过失犯处罚的现象。因此,应通过弄清作为义务发生根据,确立负有防止结果发生义务的保证人范围,从而划定适格责任主体的框架,通过弄清结果回避义务,确立如何防止结果的实行行为样态,从而在上述框架中判断责任主体是否违反了注意义务的具体内容。二者共同限定过失犯的处罚。

探讨市政工程造价成本控制路径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为了满足居民生产生活的需要,市政工程的建设成为城市发展的重点。然而市政工程一般规模较大,再加上市政工程涉及面较为广泛,市政工程建设就存在投资资金需求巨大、相对有限、短缺的特点,一定程度上影响建筑事业的发展。在此背景下,工程造价管理就贯穿整个工程建设,需要针对市政工程的工程造价进行科学确定和控制,在保证市政工程质量的基础上尽量降低成本,同时为了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施工单位也要重视过程成本控制。本文就从市政工程入手,浅谈其造价成本控制。

网络支付下钓鱼式侵财案件定性研究

网络支付环境下钓鱼式侵财案件具有盗骗交织特性,存款债权的移转符合诈骗罪处分行为的要求,争点为能否将被害人在钓鱼页面输入账户信息的行为认定为满足客观面要求的财产处分。处分行为直接导致财产减损,网络支付下不能以所谓"自由支配"和"等同于损失的财产危险"作为处分行为的结果从而缓和处分行为直接性要件。客观上不能将被害人"处分"账户信息认定为处分行为,行为人通过钓鱼网站窃取信息进而利用网络转移账户内存款债权的构成盗窃罪直接正犯。鉴于钓鱼式盗窃案件基于信息网络侵财手段的危害性较大,类比电信诈骗类案件亦得将"情节"作为与数额并重的入罪标准。

网络支付下盗窃罪与诈骗罪的区分适用——以处分意识层次性为基点

关于诈骗罪中处分意识的探讨不能局限于必要说与不要说的标签,而是围绕处分行为的主观认识情况进行层次性分析,即区分对移转行为本身的认识—对移转财产效果的认识—对特定财产存在的认识—对财产具体情况的认识。德国、日本刑法对处分意识认定呈缓和倾向,但就我国网络支付下的财产犯罪而言,应坚持处分意识包括客观行为移转财产效果的最低限度要求。无移转效果认识的被害人实为掌握技术优势的行为人转移账户内钱款的“工具”,行为人构成盗窃罪间接正犯。处分意识的内容以对客观处分行为作用力所及财产的外形认识为标准,网络支付中没有认识到移转钱款的数量,即没有认识到移转财产的外形,应当将存款债权的数量作为处分意识内容,从而与有体物区别对待。行为人仅就被害人认识到的支付链接显示数额成立诈骗罪,对于其余数额成立盗窃罪间接正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