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行政主体的行政协议诉讼原告地位

依据当代中国行政诉讼法“民告官”理念预设的原被告角色及其诉讼结构关系恒定模式,在有关行政协议争议的诉讼中,缔约的行政主体不能作为第一审原告。究其原因,《行政诉讼法》只承认了抗告诉讼(撤销诉讼)的行政行为合法性审查,并将行政协议误读为行政行为的种类之一。行政协议因此也具有了行政行为的效力内容,并可以被作为非诉行政案件执行的根据,替代了行政主体通过起诉方式解决缔约相对人不履约的诉讼模式。无论是对行政协议纠纷非诉强制执行的实质司法审查,还是以行政协议履行催告决定书作为非诉执行根据,都缺乏契约法理和强制执行的正当基础。自20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世界范围内和我国法域内的行政诉讼当事人资格和受案范围制度均发生了重大变化。行政协议之诉是法律关系争执的给付诉讼,缔约的行政主体在诉讼阶段得提起债权之诉,在执行阶段得提起执行异议之诉。

论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制度的行政自制功能

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是通过行政规范和政府重大事项决策的必经程序,有助于提高决策的合法性、合理性,降低可能造成的社会风险。作为政府规制自身决策理性的制度,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是行政自制理念在制度上的自我创新,体现行政权力透过政治系统与法律系统沟通之后的自我反思和约束,其正当性源于对行政决策权在运行过程中可能发生的权力滥用的主动限制、对行政决策外部效果可预测性和可接受性的关注。当下,应警惕社会稳定风险评估背离风险本身的技术性认识、走向意识形态化后的不良后果。

区域协调发展的契约治理模式

区域协调发展是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区域发展不均衡、利益多元化的国家面临的一个重要经济问题、社会问题和法制问题。旧中国宪法创制的地方联合立法模式、美国宪法创制的“州际契约”模式,都是处理区域协调发展的制度尝试。为了解决区域协调发展问题,“长三角”和“泛珠三角”正在自发生成和示范“省际协议”模式,它们试图通过契约治理模式来解决特定区域内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问题。“省际协议”所代表的契约治理模式应该借鉴地方联合立法模式和州际契约的经验,并在中央政府的规制下加以完善和推广。

《行政强制法》实施中若干争议问题的评析

立法的结束就是法律适用的开始。在《行政强制法》实施过程中存在很多模糊问题需要澄清,实务中具有代表性的争议问题主要有:何种法律规范形态可以设定或规定行政强制措施、强制执行方式;不同行政强制行为之间如何合并适用;执行罚和代履行费用等公法之债如何实现。对这些问题的辨析和解决,关系到行政强制法律制度的适用和完善。

法定公共职能组织的资格、权能及其改革

"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简称"法定公共职能组织"),是中国特有的立法术语,也是一个不确定法律概念,其具体的含义和范围并不清晰。其称谓和范围的混乱,反映出我国行政组织结构和事业单位改革的模糊性。法定公共职能组织与公共企事业单位、行政机关、一般法律授权组织之间呈现出复杂的关系。就组织功能和授权内容而言,法定公共职能组织作为一种独立的行政主体,担负着完成剩余或新生公共任务的使命,虽然它们在行使行政处罚权、许可权、强制权等时是片面的行政主体,但是它们作为组织法上的实体意义远远没有得到重视。我国宜在最小意义上使用"公务"概念来界定公共事务管理组织的范围,并以此解构、建构和重构行政组织理论和制度模式,推进政企、政事分开。

法院如何对待行政解释——美国经验的借鉴意义

美国联邦法院将行政规章中的法律解释看作诉讼一方的观点,使之与其他诉讼主体的法律解释平等竞争,再研判优劣,除非法院发现有更好的解释结论。于是,法院逐渐积累了大量从本质或形式上判断行政解释优劣的标准,并在个案中根据其与行政解释的相关性选用。但法院鉴于自身权力或司法能力有限,有时会主动放松甚至排除某些形式标准。有鉴于此,我国不仅可借鉴域外成熟的判断标准,更应重视行政解释,平等对待各方解释。

我国宪法典公民权利条款评析

我国宪法典公民权利条款的缺陷主要表现在体系化、话语结构和立宪思维方式上。权利条款修正时 ,应该着眼于权利体系的完备性、权利主体的普遍性、话语结构的科学性、立宪思维的现代性。与时俱进、与世界同行 ,完备的公民基本权利体系应由九个部分组成 :权利普遍性原则、平等权、生命权和人身自由、财产权、精神自由、政治权利和自由、社会经济文化权利、特殊人群的权利、救济权。

论我国行政决策民主机制的法治化

开端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我国行政决策民主化进程,经历了一个渐进的复杂的发展过程,现已形成了多项行之有效的制度。但是,现有的行政决策民主机制在运转过程中,既存在形式主义问题也存在决策过度民主化而导致无法做出科学决策的现象。从民主与法治相互作用的视角看,我国需要制定统一的行政程序法典从外部来规制行政决策民主,也需要完善政府工作规则以便从内部规范行政决策民主的各个环节,还需增进公务员的科学决策水平。

环境治理的契约模式

无为主义、强制和契约是人类进行社会治理的常用方式。治理公共问题除了采用国家单边强制命令外,还有其他更具合法性、效率性和公正性的方式值得思考。契约方法作为一种有效的社会治理手段,目前已得到了世界很多国家的认同,主要的契约模式有公害防止和补偿协议、社区共管、水流域契约,值得中国在环境与资源管理中进行借鉴和推广。

正确对待政府义务和政府权力

面对社会各界对政府行为的质疑声音,辨清政府的义务和权力,无疑成为法治国家与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问题。政府是社会自身演化出来的必要实体,政府义务和政府权力都是为保障公共利益和个人权利而存在的。在政府职权和行为变迁的扩张过程中,从消极政府义务到积极政府义务、从被动控制政府权力到能动控制政府权力这两个原则,应该成为正确理解政府义务和权力的基本共识,而健康的政府权力和义务观念至关重要。

行政立法的过程、体例与技术--以《治安管理处罚法》为例

自确立法治国家目标以来,我国行政法律规划的数量快速增长,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如何通过审慎的立法民主过程、立法体例和立法技术来保障立法质量。以《治安管理处罚法》为例,它契合了我国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形,体现了人性关怀和人权保障意识,较好地平衡了警察权与公民权、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关系,但在立法民主过程、立法体例和立法技术上还有某些不足,尚需完善,指出和改进这些不足将为提升其他行政法律规则的制订质量提供借鉴。

行政决策变更的正当性及合理性审查

作为法治政府和行政决策的一部分,决策变更具有其正当性。它既体现了对复杂现象的反省和再认识,也体现了对不同意见表达和利益主张的回应;既是对复杂利益关系的一种重新安排,也是对决策者理性限度的补充和政府信用缺失的补救。行政决策变更通常是对错误或者不当决策的一种矫正,除非法变更以外,决策变更也具有相应的积极意义。较之合法性和程序性审查,合理性审查是决策变更的核心法律内容,要点是对决策事实客观性及其与决策结论之间的逻辑关系的审查。

地方行政程序法的实施与实效分析——以福建、广西、湖南为例

与美国、日本的行政程序法典化路径不同,我国行政程序立法基本采取了"先地方后中央"的模式。福建、广西、湖南三省区创制的行政程序规定,具有典范性。通过与之关涉的批量性的行政诉讼案例研究,可以观察到当事人、行政机关、法院、检察院、律师对实体性的行政执法职权、执法形式、证据获取、轻微瑕疵程序、内部程序以及程序权利等问题的不同主张和认识,进而评估这些地方行政程序立法的有效实施状况。在补充国家行政程序立法缺失的同时,地方行政程序法也有内容和适用上的不足,亦需修订,以利于地方法治和法治中国目标的实现。

论行政强制执行主体的模式选择——透过案例的钩沉

通过分析行政强制执行案例,可以发现我国现行的行政强制执行主体“双轨制”,有其存在的正当性。基于国情分析,在现阶段,我国应该保留人民法院对非诉案件的行政强制执行权,并且应该充实人民法院的执法力量,这也是《行政强制法》的立法取向。

认真对待选民权利

选举是民主社会的基石,必须认真对待选民权利,选民资格应该普遍化。选民选举权的权利内容 包括:平等权、直选权、知情权、秘密投票权、投票选择权、投票代理权、选举过程的物质保障权、罢免权和补选权、选举秩序保障权和人身安全权、司法救济权。

行政法律规则的扩张及其制度功能

行政权在担负社会进步、民生和人权保障方面具有极其特殊的地位。行政法律规则的爆炸式发展已经成为行政国家的显著特征。我国不同类型的行政法律规则都在快速地扩张,它们在秩序、分配、激励、解纷和自治等价值目标实现上起到了独特的制度功能。

公法哲学体系的建构

冯友兰先生说：“哲学是人类精神的反思。所谓反思就是人类精神反过来以自己为对象而思之。”经过100多年的反复和努力，中国法哲学研究初见成效，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构筑了独立的法学范畴体系和话语结构，使法学从其他学科中分离出来；二是形成了独特的法律思维方式，使法律同其他社会现象区别开来，并形成最具影响力的学术力量以指导社会按照法治的要素重塑利益结构。但是，囿于复杂的社会因素，中国法理学尤其是宪法法理学，对公共权力的合法性和运行机制缺乏整体性的、形而上性的反思，公法基础理论欠缺所表现出来的弊端已经十分明显。公法哲学就是关于权力和人权的哲学。步入新世纪，中国公法领域迫切需要形而上的沉思，中国法学最有价值的范式研究和体系建构也将在公法领域里发生。

《行政程序法》编纂中的矛盾关系及其化解

制定一部统一的《行政程序法》,是中国实现法制现代化和法治国家目标的大事。在多元价值目标实证化、制度化的过程中 ,存在多种冲突 ,可能影响到拟议中的行政程序法典的内在质量 (结构 )和外在质量 (功能 )。如何选择立法价值目标 ,如何发挥法典形式逻辑结构的张力 ,需要政治、知识、立法技术和思维方式等多方面的努力。

行政规章的经济分析

行政规章在现代法律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 其产生和存在是社会众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但是， 行政规章的低效益性要求我们革新传统的行政立法观念。行政规章对社会生产生活的干预应在必要的法律事项和限度内， 其可行性和效果要经受法律经济分析方法的检测， 应科学处理行政立法程序中决策成本和外在成本的相互关系。行政规章丛生以及其逻辑结构中权利与义务的非均衡配置， 是立法寻租的表现，

行政程序、行政正义与律师代理制度

程序权利是一种与实体权利和诉讼权利相并列的新型权利。在行政程序中,行政相对人、利害关系人具有诸多法定权利,这些权利可以也应该被赋予代理律师。律师在行政正义中扮演着重要角色,随着中国律师的法律职能和公共职能的拓展,行政程序中的律师代理制度也将变成中国最有发展潜力的一项法律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