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报》中的近代中国儿童观嬗变过程研究

近代中国儿童观经历了由“小大人”观向“儿童本位”观的转变,这集中表现在《申报》中“小朋友”称谓内涵的演进方面。“小朋友”一词在现代汉语语境中一般与儿童相联系。实际上,最初的“小朋友”与儿童无关,而是一个成人专属称谓,它是随着近代中国“儿童本位”观的建立而变为儿童专属性质的。“小朋友”在中国古代“小大人”观指导下产生。从《申报》记载中可以看出,随着近代中国儿童福利事业的发展,该称呼又经历了同龄化、低龄化和昵称化转向,这是其“儿童本位”内涵形成的过渡阶段。20世纪二三十年代,随着以“发现儿童”为目的的“儿童本位”观在中国的流行,“小朋友”一词的“儿童本位”内涵最终定型,并沿用至今。

关于吴冷西回忆录的一则史实勘误

吴冷西在《十年论战》等回忆录中曾提到,毛泽东对赫鲁晓夫秘密报告曾有“揭了盖子,捅了漏子”的评价。此则史料一经披露,便成为相关领域引用频率最高者之一。但其关于这条评语的提出背景记述多不准确,故对其中误忆进行订证很有必要。“揭了盖子,捅了漏子”一语实际上是中苏两党分歧发轫的体现。

清季国歌制定与民众对清朝政权认同的消解

国歌是近现代民族国家的必备政治要素。清季国人最初借助对外接触、大众传媒、译著等渠道拓展国歌意识。“庚子事变”后,民族危机的加深进一步刺激民众对国歌的需求,但动乱的时局使清廷对此无暇顾及。曾纪泽所作《普天乐》《华祝歌》并非中国国歌的源头,清廷将《普天乐》用于外交场合体现出其在国歌问题上的懒政。清季知识分子因此尝试自发创作和使用代国歌。1911年10月,官方终于推出国歌《巩金瓯》,但歌词中的皇权专制思想与先进知识分子所追求的自由平等理念产生尖锐对立。清季国歌的制定过程折射出国人意识形态自我动员能力的成长,以及官民之间意识形态发展趋势的背离。

莒县陶文与战国秦汉时期官市研究

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的“莒市”铭漆耳杯证明,山东地区于西汉时期存在“莒市”这一机构。但有关“莒市”的具体情况,如地理位置、机构设置、所属职能、延续时间等问题并不明确。莒县城区近年出土了一批陶文,并发现4处规模较大的手工作坊遗址。这些发现推动了“莒市”问题的进一步研究。根据现已发现的资料可知,“莒市”位于今山东省莒县县城南部,延续时间约为战国早期至西汉中晚期,其性质为大型手工作坊聚集区,所涉手工业门类至少包括制陶、漆器制作、骨器制作、冶金铸造、铸币等五种。“莒市”遗址的发现直接证明,战国至西汉时期的官市不仅具有货物贸易职能,还是进行手工业生产的场所。官市内的手工业生产活动呈现出规模化、专业化与产业化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