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人情与制人情:论荀子思想中礼义与人情之关系

荀子认为,“情”在人性与礼义的沟通过程中体现出了十分关键的作用。情由性生发,人性之中无礼义,但礼义却因人情而制定。荀子之“礼”可从两个维度来看,一是政治秩序的维度,一是人伦秩序的维度。政治秩序维度下的“礼”针对人情不能满足之乱,立礼义以节制人情,而对人情的节制,恰恰又是在存养人情。人伦秩序维度下的“礼”肯定了人情的正面意义,主张称情而立文,为之制定合理的表达规范,亦是在随顺人情的同时节制着人情。可以说,节制人情与顺遂人情共同构成了荀子心目中“礼”的基本功用。荀子又主张人与人之间可以“以情度情”,这样,建立在人情基础上的礼义也就有了普遍的意义。

论“饰”在《荀子》文本中的含义

"饰"字本非严格的学术概念,但《荀子》中却频频出现,且内涵不一,有在客观意义上作修饰解,有作对邪说奸言之掩饰解,但更多的是描述"礼"的文饰功用,即"饰别"与"饰情"。人、社会与风俗,都是可以通过被"饰"而符合于"礼",人们的注错、习俗,都可以认为是在一个被"饰"过的环境中去学习与践行"饰"。因此,理解荀子的"饰",对于我们理解荀子的"礼"以及荀子"礼"之"立文"的内涵,无疑是一个有益的切入点。

从董仲舒与何休的诠释看《公羊传》的恕道

董仲舒与何休对《公羊传》恕道的阐发,是先秦儒家"恕"观念的进一步发展。《公羊传》及董仲舒与何休的诠释,力图彰显"恕"道是如何在具体的伦理与政治情境中显现出来,以及在具体情境下如何考虑"恕"与其他原则之间的张力。"恕"道对于《公羊传》及董、何的解读而言,从来就不是一个抽象的道德原则,而是具体体现为对别人恶行与过失的宽宥,但这既不是对善恶之间含糊其词,也不是否定公认的善恶评判标准。反之,"恕"是在承认评判标准的基础上,"躬自厚"与"薄责于人"的结合,是"缘人情,赦小过",即出于在特定情境下人与人之间的将心比心,以体现儒家一贯地对他人的理解和体谅。

差等的公平——荀子对墨子“僈差等”的批判

在《非十二子》篇中,荀子批评墨子"僈差等",而这一批评又可以从没有分工区别,没有地位高低的等级区别,物质享用方面没有待遇的差等这三个方面分别了解。但结合《墨子》文本,可以发现墨子在建立差等秩序、有分工分职等方面与荀子的论述有颇多相似之处。那么荀子多处批评墨子的原因何在?在梳理荀子对于差等秩序的起源、及其合理性的论述的基础上,指出荀子批评墨子的原因在于墨子"节用"的主张在实际上违背了荀子的德、位、禄、用相称的原则。而荀子通过不平等的分配方式,最终追求的并不是差等,而是"公平"。

“六科”与“十指”:论董仲舒《春秋》学的一个向度

“六科”和“十指”通常被认为是董仲舒诠释《春秋》的大旨与纲目。其中“六科”是《春秋》之义的科条,“十指”是《春秋》之事的要旨。“六科”和“十指”是从“义”与“事”的不同角度来论《春秋》大义,但没有成体系地阐释董仲舒的《春秋》大义,从某种意义上讲,更近于董仲舒对《春秋》学中政治秩序之根据与展开的论述。董仲舒的“六科”“十指”说虽然经常被与何休的“三科九旨”相提并论,但二者的旨趣却大相径庭。何休的“三科九旨”说侧重于以例解经,而“六科”“十指”则更专注于对《春秋》大义的阐释。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别解

《论语》"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一语,历来有两种解法:一种以"德"分君子、小人,宋儒多如此解;另一种以"位"分君子、小人,秦汉儒者多如此解。以"德"分君子、小人,则"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一语宣说的是一条道德原则;以"位"分,则可视为一条政治原则。作为道德原则来讲,以义利之辨分君子、小人,可视为一种修己之学,然修己本身不足以平天下。作为政治原则来讲,"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一语有两层内涵:一是有"位"之"君子"不当与民争利;二是有"位"之"君子"当以"义"化民,此不仅合孔孟先富后教之义,且孔子"为政以德"的思想亦得以充分体现。就此而言,以"位"分君子、小人,似更合乎"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一语的本旨。

学以成仁:论荀子的为学成德之道

荀子认为,"仁"是一后天的德性,无"礼"不能成"仁",故成"仁"之道不足以诉诸"仁"本身,而在于对礼义的学习。学习礼义,需要有好的老师,需要专心志一,而学习的内容,则离不开儒家经典。积学既久,则可以"入",即将所学所积之礼义内化于人的意识结构之中,从而渐次由"士"而进于"君子",并最终成就为"圣人"。对荀子来说,人性既不能保证"仁"德之自然生发,"推己及人"也有可能导致"偏险悖乱",故荀子"学以成仁"之为学成德之道,从某种意义上讲,是荀子追求"正理治平"之善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