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债务刹车”规则的重启困境与启示

一直以来,德国政府都在欧盟财政规则与国内“债务刹车”双重约束下实行财政政策,财政规则遵从度较高。2023年,“债务刹车”在疫情三年暂停之后重新启动。与此同时,德国财政扩张的规模创下历史新高,通胀率水平居高不下,德国重启“债务刹车”,一方面能够增强财政对冲其他风险的能力,另一方面能够对投资和经济复苏形成羁绊。德国“债务刹车”面临的压力表明:一是要在财政规则之上设置例外条款,以统筹财政规则的约束性和灵活性;二是财政规则应当实施评估并做出动态调整,以提高政府应对重大冲击的反应能力;三是运用财政与货币政策协同等方式,实现债务和赤字在时空中的风险分摊管理,避免风险集聚;四是扩大有效投资、提升政策效能,积极财政政策要注重实效;五是要充分预判德国重启“债务刹车”可能导致的情境及其外溢性。

高校薪酬分配体系构建的现实问题与对策研究——基于代表性高校的调研分析

科学合理的薪酬分配体系对激发人才队伍活力,促进高校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基于代表性高校的调研发现,高校薪酬分配以制度建设为根本、以分类评价为基础、以知识价值为导向、以评聘考核为抓手,多措并举推动薪酬体系建设和薪酬管理效能释放。但在薪酬分配实践中也面临政府间权责划分存在模糊地带、不同属性高校薪酬分配制度不统一、薪酬内部竞争和挤出效应明显等现实问题。需要合理划分政府间事权和支出责任,减少对高校薪酬分配制度的行政干预,加强省级政府的统筹能力,更好发挥薪酬的激励作用,为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提供保障。

劳动力市场复苏背景下企业“招工难”问题研究

2023年,中国劳动力市场处于供给积压逐步消化、新增有效需求不足,供需双方再平衡的过程之中。市场主体“招工难”等就业结构性矛盾仍然突出,并呈现出区域分化、长短工分化、产业分化以及机器操作“能手”青黄不接等不均衡形态。究其原因,除了劳动力技能结构与产业结构错位等结构性因素,数字化和平台经济催生的新业态进一步改变了劳动者的择业标准和就业理念。本文建议:一是利用数字化平台加大供需匹配效能,因地制宜加强零工市场建设;二是引导企业全面认识并主动承担职业教育综合成本,加大企业在职业教育中的参与度;三是优化就业促进政策,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四是变人工成本为人力资本,提高劳动要素在分配中的占比;五是提高政策连续性,助力劳动力市场平稳有序。

青岛地铁运营安全风险因素分析

通过对轨道交通运营事故历史案例分析,针对青岛地铁具体情况,运用决策实验室分析及解释结构模型法(DEMATEL-AISM),确定影响因素集合,由综合影响矩阵,得出风险因素影响度,进而绘制有向拓扑层级图。根据DEMATEL-AISM模型的计算结果,得到不同风险因素对青岛地铁运营安全事故的影响分析。最终得出提高青岛地铁运营安全最主要的是保障设备有效运行和完善安全规章。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财税难点和对策研究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以下简称"上海自贸试验区")建设需要财政政策的有力支持,应通过设立上海自贸试验区财政局,建立健全自贸试验区财政机构和管理体制;适度增加中央对上海自贸试验区建设中重大事项的专项资金支持;积极创新投融资方式,健全政府投资引导机制;完善上海自贸试验区境外股权投资的税收制度;完善上海自贸试验区离岸业务的税收政策;完善上海自贸试验区税收征管体系。

义务教育财政支出责任划分与政府激励相容——基于国际比较的分析视角

政府激励相容要求通过合理划分支出责任实现各级政府目标的一致性,在义务教育领域会对义务教育优质均衡产生直接影响。世界主要国家义务教育支出责任划分模式分为中央政府主导模式、州政府主导模式和基层政府主导模式。通过选取典型国家进行比较研究发现,提高政府支出责任层级能够通过外部效应内在化减少中央与地方的目标偏离,改善教育均衡效果,但易降低政府的财政努力程度。各级政府分类共担可以在保障义务教育“底线公平”的同时兼顾地方政府的能动性,是实现政府激励相容的最优选择。

德国财政横向转移支付体系的解析与借鉴

德国是一个联邦制国家．共有13个联邦州和3个联邦直辖市（统称为16个联邦州）。联邦政府为德国的中央政府．各州政府在国家宪法和基本法的原则框架下实行自治管理。州政府与联邦政府并非上下从属关系．具有相对独立性．在各自管辖范围内其事权财权拥有高度的自主权。

论德国财政平衡的实现及对中国的启示

根据德国联邦政府发布的《2014年度决算报告》和《2014年度经济报告》，德国联邦政府于2014年实现了财政平衡，较原定的2015年提早一年完成目标。德国一向恪守严格的财政纪律，将巩固财政视为政府工作重心之一。这份成绩的取得，实属意料之中。

公共风险与企业人工成本变动趋势研究

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人力资源既是企业成本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动企业发展的核心动力。2023年,随着全球公共风险的持续抬升,错综复杂的宏观经济形势和各项改革发展稳定任务都投射于劳动力市场。人工成本隐性风险和压力较显性风险和压力上升更快,“招工难”呈现新特征;低技能劳动者状况堪忧,面临涨薪难、返乡难、维权难等多重困境;社会保险成本持续推高,中小企业社会保险缴费压力加大;数字经济重塑就业生态,吸纳能力下降但对配置效率的贡献增大。基于调研,本文认为破解“招工难”的新困局,长期之道仍是做好人力资源开发利用;要充分发挥政府“有形之手”的调控作用,推动低技能劳动者就业质量的持续改善;调整优化社会保险缴费基数确定方式,渐进式推进合规性监管;依托数字技术提升就业质量,利用数字化思维促进人岗匹配。

德国产业政策的路径变迁与启示——基于《国家工业战略2030》的分析

根据贸易理论的演进,西方国家贸易行为经历了保护主义—自由主义—新干涉主义三个阶段,随之对产业政策的态度也多次转向。《国家工业战略2030》是德国政府出台的干预力度较大的扶持本国产业的政策实践,反映以德国为代表的欧洲国家在社会市场经济理论的指导下,强调产业链闭环、科技创新主导的同时,正在政府、社会与市场之间寻求新的平衡点,从崇尚市场自由化转向加强政府干预,从全面扶持转向扶持重点产业。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的产业政策应当改变原有范式,遵循经济理性与社会福利相结合的原则,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与竞争政策、区域政策等协调配合,强化产业政策的社会性目标导向和对社会福祉的创造功能,提高产业政策的合理性和有效性。

德国金融监管体系架构与财政责任:分析与启示

财政参与并主导金融监管是维持金融市场稳定运行的重要保障。德国财政从机构设置上主导金融监管体系的搭建,通过风险缓释工具提前介入,将监管前置,并建立了财政主导的金融稳定机制,弥补了央行金融监管的制度性缺陷,多维度深层次参与并主导金融体系的事前、事中、事后全流程监管。参照德国实践经验,可以得到三点启示:一是财政要从宏观上主导金融监管体系;二是构建财政风险对冲金融风险的机制,变被动监管为主动干预;三是建立财政为主导的金融稳定协调机制。

现代财政治理的路径选择——基于国际实践的比较研究

在过去几十年,发达国家通过引入以治理为核心的改革和创新,大多已经形成成熟完善的现代财政治理框架和体系。研究表明,现代财政治理的有效路径应当包括健全的法律体系、统一的财权、合理的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社会组织的参与、以人为本的财政支出结构等五个要素。从全面建立现代财税体制的角度出发,研究提出对我国财政提质增效的四点启示:一是提高财政纪律的法律约束性;二是统一财权,提高财政内外统筹的能力;三是加强社会组织在现代财政治理中的参与度;四是合理配置财政支出结构,做到以民为本。

中期预算编制国际比较及借鉴——以英美等发达国家为案例

中期财政规划的编制和实施,是我国新预算法的重大突破,是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工具。目前,我国中期财政规划尚处于起步阶段,各项制度还有待完善。对于如何做,做什么等问题还在探索之中。因此,本文主要从中期预算编制目的、组织结构、具体实施三个角度,借鉴了六个在中期预算实践方面较有特点的典型国家(澳大利亚、奥地利、德国、新西兰、英国和美国),并总结出五点经验启示,即编制中期预算是必然趋势;中国中期预算的编制要符合国内的中长期发展目标和国家治理能力;中期预算的引入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不可操之过急,但要有长远规划;中期预算需要支出部门的共同参与;多因素综合考虑,提高中期预算的可靠性和准确性。

特朗普减税政策的可行性及影响

美国新任总统特朗普的减税计划规模之大,历史罕见。具体内容包括个人所得税减免、企业所得税减免、取消遗产税、边境税收调节计划等。最终方案的形成,是国内外诸多政治、经济、社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一旦方案付诸实施,必将会对美国、中国以及其他国家产生深远的影响。

国外PPP产生与发展概述

本文主要介绍了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和印度这四个有代表性国家PPP的发展演变过程,以及国外PPP兴起的原因。文章认为,国外PPP兴起一是受到新公共管理运动或其理论的影响;二是受到政府财政支出压力或赤字不断增加的影响;三是受全球化与科技进步的影响。

在风险平衡中保持财政健康——疫情背景下德国财政健康度分析

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对德国的经济社会产生巨大影响。为应对疫情冲击,德国政府先后推出总额约8800亿欧元的经济刺激计划,在促进经济复苏的同时,也打破德国长期实施的零赤字财政平衡原则,增加了德国的财政风险,对德国的财政健康度造成较大冲击。面对巨大的风险考验,德国有效发挥财政的平衡器与稳定器功能,在化解公共风险的同时保持了财政健康。德国财政很多好的做法值得我们借鉴:平时遵循严格财政纪律,面临风险时有扎实的财政根基为化解公共风险提供保障;当风险来临,通过主动风险转化,不断平衡各种公共风险,避免风险聚集演化为危机;用短期财政风险换取长期发展潜力,在动态变化中维护财政健康。

香港特区政府预算案编制与相关机制建设

政府预算报告是政府管理活动的核心,科学合理的编写政府预算报告,既是规范政府财政收支的需要,更是促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必然要求。香港特区的政府预算案内容丰富、形式较为规范,其整个编制流程和与立法机构及公众的沟通机制都值得我们内地学习借鉴,本文在比较分析之后提出以下四点改进建议:一是在国家治理的框架下重新定位政府预算报告,二是充实完善政府预算报告的内容,三是加强与立法机构和公众的沟通,四是增加政府预算报告的透明度和公开程度。

基于治理、资源配置视角对政府特许经营和PPP的认识

政府特许经营、PPP是两种不同的治理模式和资源配置模式,政府特许经营主要侧重政府管理、配置资源,而PPP模式主要体现共治,是资源配置的新模式。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就开始了政府特许经营、PPP的实践,但至今对政府特许经营与PPP的认识没有形成共识且模糊不清。PPP是今后公共服务提供的长期化、常态化趋势,应充分发挥这种模式的优势,推动政府职能转变和公共服务体制机制改革。与此同时,改变提供公共服务是政府的责任这一逻辑下引入社会资本、推进PPP发展的思路,以"共治、共建、共担、共享"为理念加快推进PPP模式发展。

德国“工匠精神”培养及对我国启示——基于职业教育管理模式的视角

德国"工匠精神"的培养与其先进的职业教育管理模式密不可分。通过对德国职业教育状况的分析,对我国的职业教育发展提供了如下启示:良好的社会文化环境是德国职业教育成功的基础;应全面认识企业承担职业教育的综合成本;合同管理是实施职业教育与企业合作的制度保障;基金化管理为职业教育提供了财力保障。建议:一是加快改革,创造良好社会氛围,二是提高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培训的积极性,三是创新办学模式,加强政府与社会资本的合作,四是推动在华德资企业开展符合中国国情的"双元制"。

大宗商品价格变化对成本的影响及应对措施

2021年以来大宗商品价格快速上涨,成为导致2021年企业成本上升的重要原因。为有效厘清大宗商品价格变化对实体经济企业的影响,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企业成本”大型调研成立“大宗商品价格变化对成本的影响”专题组,对大宗商品价格变化导致的能源、机电、消费品、汽车、建材企业成本传导效应和企业负担的分担原则进行调研分析。调研发现,大宗商品价格变化明显加大了原材料成本的上涨压力;部分产品价格机制的改革滞后效果被放大,进一步扭曲了成本压力和负担;产业链、供应链中的原有成本负担结构被扭曲;企业的库存成本和长约协议的占比明显提高,资金占用压力加大。文章在分析调研企业应对大宗商品价格变动的举措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发挥政府与市场合力,协同化解风险的相关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