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书法的美术化倾向

曹建在《民国时期书法的观念与后碑学特征》中认为，随着新材料出土与新时代变化，民国书法表现出与清代截然不同的地方：随着考古工作的不断深入，书法新资料不断出土；新技术的运用，摄影术、印刷术的长足发展，书法资料的大规模印刷成为可能；西方美术的冲击使较为单纯的传统书法背景开始接触图案、线条、质感、空间、时间等西方美术观念，书法的美术化倾向较为突出。

天上与人间的连结

高千惠在《全球化下的洲际对话》中认为，相对于欧亚非从后殖民到跨国主义、从地域性到全球化、从战争到和平的论述和艺术展现，美国在近年来也逐渐酝酿着一个走出泛社会——政治语境的艺术视野。尤其是位居东西两岸的中西部，所提出的观点就是一种异于欧洲和亚洲的新世界观，即将异域放在超自然、外层空间、精神分析，让地球生态危机取代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对峙，使宏观和微型世界产生对话，

地处边缘汹涌大潮的水墨艺术

刘骁纯在《水墨艺术——地处边缘的汹涌大潮》认为，当艺术市场猛然迎来牛市的时候，我突然发现水墨画被远远抛在了后面。有人认为对艺术的检验是市场，可我偏偏认为，对市场的最后检验是艺术，所以我不改初衷。在大潮中，每个艺术家的作品都有相对独立的评判标准，但都追求高品质的创造性——这又是共同的标准。高品质的创造性，简单说就是既新又好。

网络传播下的学术

贺万里在《网络传播下的学术》中谈到，犹如市场体制下的商品传播，学术传播也少不了这样三个要素：学术成果的生产者、学术传播媒介和学术成果的接受者。在这样三要素的互动中，媒介对于学术传播生态环境的形成起到了关键作用，并且最终会反过来影响实际的学术生产活动，即我们的学术研究活动。网络化传播，造成传统传播环境的改变还远不止于此。另一个重要的改变就是传统期刊的整体风貌及与此相关的编辑意图的丢失。

构建一个族群美术的话语

李倍雷在《中西比较美术学与族群关系》中谈到，美术是文化的一部分，因而族群美术承载着一个族群的文化。当今的族群美术受到西方中心主义和主流美术两种中心的挤压，有被灭绝和被同化的危机。但是另一方面，随着后殖民理论话语的建立，引起了族群对自身文化的保护和发展，族群美术不仅在这种自觉的文化保护和发展意识中受到族群集团自己的重视，而且也受到族群之外的集团或主流话语及其他族群的重视与研究。

北宋刻帖对帖学与后世书法的影响

圉公在《北宋刻帖对帖学与后世书法的影响》中谈到，北宋刻帖为后人保存了大量几近绝迹的历代名家法书，它的刊行使书法艺术得以传播与普及。同时，北宋刻帖还造就了一大批书法名家和一些历史书法现象。北宋晚期的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等都曾对刻帖有着很深的研究，尤其是对其中的“二王”法书用功尤深。再加上北宋刻帖中收录了大量的尺犊信札，而这些尺牍信札又多为具有魏晋风范的行草书，就引导着当时的人们自觉不自觉地学习起行草书。

作为政治象征的祭祀制度

张力智在《“从庙至墓”的背后——作为政治象征的祭祀制度》一文中认为，东汉末年，魏王曹操自立宗庙，其子魏文帝曹丕禁厚葬，这样，东汉一朝的灭亡，也伴随着墓祭的衰落和庙祭的再次兴起。这个转变常常被简单的视为复古现象，但正是这种“复古”的庙墓关系在魏晋南北朝长时间持续稳定的存在，从另一方面突出了东汉祭祀制度的独特特征，也由此成为了庙祭重要性以及墓祭有限性的明证。

判断还是描述？

邵亦杨在《艺术批评死亡了？》中说到，艺术批评危机论日盛之时，《十月》杂志于2001年秋天召开了有关批评讨论的圆桌会议，希望改革美术批评，找到批评家共同关注的焦点问题，提倡艺术批评的判断力，建立一种新的具有规则、标准和理论的艺术批评。

中国传统“雕塑论”何以匮乏？

易存国在《中国传统“雕塑论”何以匮乏？——兼论敦煌艺术“塑绘不分”现象》中认为，中华艺术在不同类型上都基本自有一套理论话语和知识谱系，如音乐有“乐论”，舞蹈有“舞论”，戏曲有“曲论”，书画有“画论”和“书论”，建筑有“造园论”等，且不说文学中有大量的“诗论”、“词论”和小说评点等，

赞助人在敦煌绘画中的重要角色

李翎在《佛画与功德——以集美博物馆藏17775号绢画为中心》中通过对集美博物馆藏17775号画中题记涉及的内容，尝试以赞助人（出资人）对敦煌绘画在题材与布局上的控制，来讨论一个“良工”可以在多大程度上发挥自己的想像。李翎认为，此画的出资人是唐代节度押卫知副后槽使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太子宾客马千进，他可能是一个个人欲望十分膨胀的人，

仙风道骨与琴韵诗心

范子烨在《仙风道骨与琴韵诗心：对唐琴“九霄环佩”的文化解读》中谈到，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唐琴“九霄环佩”作为音乐艺术的载体，同时融汇了古典诗歌艺术和书法艺术。但“九霄环佩”并非故宫这一藏品的专有之名，而是某一类雷琴（所谓雷琴，就是蜀中雷氏制造的琴）的通名。

艺术的价值

约翰夫·雷欧·科尔／纳利斯·伯劳辛在《艺术的价值》（艾红华译）一文中认为，价值似将成为最重要的术语。正是该术语得以判定对象是否真实，是否正确，是否美；抑或真实、正确、美到什么程度。这个术语成型于17世纪初，当时的艺术批评以评判作品为己任，通过趣味取舍将美从丑中剥离，或拯救出来。有意思的是，尽管人们认为趣味比理性更具主观性，但将一件作品付诸任意的批评，不受独断信仰法则的影响，却是艺术批评遗留给哲学的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