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域交流与政治权力的应对》序井上

在文部科学省特定领域研究“东亚海域交流与日本传统文化的形成——以宁波为焦点开创跨学科研究”文献资料研究部门中,“连接前近代中国中央、地方和海外的官僚制度”班(以下略称为官僚制度班)在大阪市立大学召开了三次国际研讨会,探讨东亚海域世界相关问题。这三次国际研讨会分别是:“东亚的国际交流与中国沿海地区的交易、交通、海防”(2007年1月14日)、“东亚海域世界的交通、交易和国家的对外政策”(2008年2月3日)、“东亚海域的国际交流与政治权力的应对”(2009年7月5日)。其中,前两次的研究成果收录于《大阪市立大学东洋史论丛别册特集号》(大阪市立大学东洋史研究室,2000年版、2008年版)。本书基于这三次研讨会的研究成果,探讨东亚海域世界沿岸各国的政治权力如何应对海域世界上发生的国际交流。

魏校的捣毁淫祠令研究——广东民间信仰与儒教

1521年 ,魏校以广州府为中心 ,大规模捣毁淫祠 ,同时还有效地利用了里社、社学及乡约 ,实行儒教式的教化。对此 ,广东乡绅为了扩大自家产业而将淫祠 (或社学、书院 )及其土地据为己有。为抗衡民间信仰 ,他们采取注重祭祀祖先、建筑宗祠的手段 ,同时继承魏校的政策 ,通过乡约保甲制建立起理想式的儒教秩序。 1 6世纪是广东社会逐步走向儒教普及的重要时期。

宗族的形成和构造

前言 宋以后的中国社会,特别是在明清时代,以血缘为纽带的有着共同祖先的宗族集团在华中、华南一带有了迅速的发展。这个宗族的特征是,在宗法之下聚集族人,拥有族田、祠堂等共有财产,并编辑族谱。[1]最近日本有好多学者进行了有关明清时代宗族的研究,取得了不少成果。[2][3][4][5]在这些研究中却没有说明宗族的历史特征,以及为什么在15、16世纪以后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在日本学术界。

明末珠江三角洲的乡绅与宗族

本文是利用崇祯年间刊行的《盟水斋存牍》来考察明末珠江三角洲社会的一环。明末的乡绅在包括广州城和老家的广大范围内,扩张以宗祠中心的宗族网络,参与了沙田经营,海外贸易等种种利权。聚集在乡绅周围的,不仅仅族人,受到乡绅权威和权利的吸引,奴仆、无赖之类猬集而至。乡绅的奴仆和无赖,在围绕沙田利权的纷争中也是实战部队。在明末的三角洲地带,宗族之间的竞争变得激烈。拥有乡绅的话,其宗族(宦族)就可以以宗祠为中心强化向心力,不仅仅是族人,也会吸引来奴仆、无赖等各种各样的人,多方面开展利权争夺。无法辈出乡绅,就意味着无法强固地维持宗族体制,于是在利权争夺的竞争中败北。产生宦族和弱小宗族之间差距的理由就在于此。

明末广州的宗族——从颜俊彦《盟水斋存牍》看实像

本文利用明崇祯五年(1632年)成书的判牍《盟水斋存牍》探讨明代宗族的实像。该书所收录的文件从崇祯元年到四年,其中有很丰富的关于宗族的记录,我们可以充分了解在其他史料中看不到的宗族活动。第一,我们能确认从明代中叶以后开始的建设宗祠这样潮流之下,在明末以宗祠为中心宗族体制发挥了作用,同时揭示在祖先祭祀、维持宗族秩序之际,嫡系子孙受重视。第二,在承继问题纠纷中宗族以"公举"的形式干预,同时,"公举"之际,族长站在代表宗族的立场维持公论,发挥统一族内议论的调整能力,或者说,他被期待具备这样的能力。《盟水斋存牍》收录的是诉讼的例子,只是让我们看到了宗族活动的一个侧面。如果考虑到明代中期以后儒教和民间信仰的对抗情况,就会发现宗祠、族长的存在极其重要这一事实,同时本书并非为直接揭示宗子支持祖先祭祀的例子,在族内共同祖先嫡长血统受重视的事实证明.在明末时以宗祠为主的宗族体制已经在广州地区扎了根。

书评:臼井佐知子著《徽州商人研究》

本书是在日本出版的第一本以明清时代徽州商人为主题的专著。①中国明清时期,随着16世纪以后商品生产和流通的迅速发展,出现了很多地域商人。其中,出身安徽山区的徽州商人与以华北为据点的山西商人一起,作为全国范围内活跃的商业资本家而闻名。可是在日本学界,一直因循藤井宏《新安商人的研究》(《东洋学报》第36卷第1~4期,1953~1954年)的成果,并未继续开展真正的研究。这与以长江三角洲地带(狭义的江南)为对象的研究占据了主流地位有很大关系。尽管为了阐明江南经济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