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野草》以及语言和生命困境的言说(上)

1924年至1927年,鲁迅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语言危机,他自己也很清楚.一个以写作为生的人,连续写了那么多年,却发现自己无话可写,无话可说,这是怎样的难堪的痛苦因此他在1926年8月南下厦门时,曾暗自决定“沉默”两年.

鲁迅:《野草》以及语言和生命困境的言说(下)

第五节“阿唷!哈哈!Hehe!He,hehehehe!”在《野草》24篇散文诗之中,据称有三篇——《我的失恋》《狗的驳诘》和《立论》是属于少数通俗易懂的,有着滑稽和讽刺的内容。这一类文体旨在直接、高效地进行沟通,而尽量避开其余文本所大量采用的隐喻、象征的创作手法。单从表面上来看,似乎确实如此,这几篇短文共有的轻松畅快的可读性也通常造成误导,以为与《野草》其他篇章相比,它们在风格上另成一派,也特别具有时代批判性a。不过,《野草》作为极有诗学企图的一部著作,鲁迅对其一体化的结构布局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关注。他本人也很钟爱这部诗集,曾对萧红、萧军提及“《野草》的技术不算坏”b。如此看来,可以说,迄今为止对这部独一无二的作品的研究太过偏重于社会意义,却对贯穿其中的元诗构思的苦心孤诣完全视而不见,而元诗既从主题上构成了创作的对象,又从形式上营造了结构的统一。

梁宗岱与象征主义诗学

梁宗岱对深化中国诗人关于象征主义的理解所做出的杰出贡献尚未得到学界充分认可。作为诗人、文学批评家和翻译家,梁展示了他极高的外语语言才能;当论及他对艺术与美、理想与"纯诗"的至高无上的信仰,并阐发他所理解的思想与感觉、个性与共性、小我与宇宙、传统与现代的关系时,确是深得象征派大师瓦雷里的精髓。他捍卫诗的形式、结构,诗意背后有意的探寻、思想的揉折,以及反复推敲、精打细磨的艰苦的劳作,这与浪漫主义的灵光一现、一气呵成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梁宗岱的主要理论著述曾激励"新月派"诗人倡导新诗的形式革命,并对三十年代最有才华的诗人之一卞之琳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又在四十多年以后令"后朦胧诗派"的"四川五君子"深深地为之折服,激励他们在尊重传统的同时开创自己的新诗之路。

从地下文学到“朦胧诗”——20世纪70年代前后的现代主义诗歌复兴

新诗该向何处去?在这个问题上,整个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文艺政策是相当混乱的。诗中的"我"要么是去个性化的、被物化的,要么是与一个乌托邦式的"大我"融合到了一起。而"大跃进"时期盛行的"假大空"诗学排挤真实的人性,以消减富有创造力的主体为前提。直至20世纪60年代初期,一些主要出身于高知或者高干家庭的年轻人组建了地下文化沙龙和诗人社团,开始发展以美学精英主义为基础的另类诗学。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白洋淀诗歌群落"中的杰出代表构成"朦胧诗人"的前身,在他们的诗中,"我"的力量被大大地提升到了一个完胜的、神奇的高度,以超越那个压制他们的时代。他们的语言系统内部已经发生了语义的转换,这也给80年代以前的地下诗坛带来了生机与活力。诗人们通过对一些语词的正话反说,不断推陈出新,但与此同时,那些在二律背反中保留下来的二元论思想却成为他们诗艺继续发展的桎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