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爭、死亡與信仰:唐末五代的澤潞地方社會

作馬唐末五代梁、晉雙方爭奪最激烈的地區,潞州墓詰中保留了有關戰爭、流散和死亡的經歷與記憶。澤潞地區有家族合葬傳統,中唐以後又興起了預修墳墓的風氣,反映了中下層社會普遍的葬俗及演變。潞州的寺院僧徒也遭到戰亂的街擊,宗教網絡維持韌性,畫師田仁訓參與五台巡禮的活動。當地素有重商的風氣,窑業或許是昭義軍重要的財源。利用唐末五代潞州出土的墓詩,能够觀察一個普通的區域在戰爭外力銜擊之下的變遷與恒定。

高适家世及其早年经历释证——以新出《高崇文玄堂记》、《高逸墓志》为中心

新出土的高适之父《高崇文玄堂记》、之侄《高逸墓志》对于我们研究唐代著名诗人高适的家世及其早年经历提供了有价值的新资料。在既往研究的基础上,我们利用新出土的资料对历来争论很多的高适生年重新加以考释,综合考订了高适家族高崇文、高崇德、高崇礼三支的仕宦、婚姻情况,并对高适早年生活经历、本人与家庭的关系、仕宦生涯的几个关键转折点等学界关注的问题提出了新解。

魏晋嬗代史事探微

魏晋嬗代一直是学界关注的重点,讨论颇多。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对魏晋嬗代过程中一些关键事件和人物的考订,分析了司马懿发动高平陵之变的原因和依靠的主要力量。对司马师在魏晋嬗代中的作用和功业进行了考证和阐释,并对齐王攸地位的形成过程提出了新的解释。

略谈魏晋的杂传

魏晋时代是我国政治、文化发生重大变迁的时代,同时在魏晋时期史部的地位上升,摆脱了《汉书·艺文志》中经学的附属地位,而魏晋杂传的大量出现是推动史部地位上升的重要动力。杂传的产生与魏晋时代品评人物的社会风气有着密切的关联,本文主要通过分析郡书、家传、别传三种类型的杂传,来探讨杂传与当时的社会风气,尤其是士族文化之间的关系。

失焦:历史分期论争与中文世界的士族研究

士族研究一直被视为中古史领域中的基本问题。回溯学术史,中文世界的士族研究与历史分期论争关系是离散的,目前士族研究是以政治史为取向,这一传统大约自1980年代以来经过三种因素的合力而形成。在近百年的学术史上,士族研究受各种学术潮流及时势变迁的影响,在大陆与港台呈现出不同的面貌,但"理论缺位"是其共同的弊病。在大量具体研究累积的基础上,重归长时段的思考,仍有其意义。对唐代士族及社会构造演变的重新思考有望成为新的突破口。

药元福墓志考——兼论药氏的源流与沙陀化

新发现的药元福墓志为研究五代史提供了重要的新史料,其记载多有可与传世文献互相发明之处。借助药元福墓志提示的信息,活跃于五代的药氏,应出自沙陀三部落,根据墓志可对其族属源流及沙陀化的过程作一些推测,并有助于重新认识沙陀族群构造的复杂性。

谁是司马氏的敌人:地方势力与淮南三叛

淮南三叛是魏末政治史上最引人注目的事件之一,以往学者皆将其视为忠于曹氏的政治力量对司马氏专权的反抗,而没有注意到王淩、毌丘俭、诸葛诞三人无论是在出身、经历、文化上皆有显著的不同,三人高举反对司马氏大旗的背后有着各自不同的政治盘算与目标。曹魏中后期淮南地方势力的形成,与四征将军的体制及对抗吴国的军事需要有关,淮南问题的实质是曹魏政治中已形成的地方势力与司马氏嬗代前清除异质力量的需要之间的冲突,而淮南将帅本人的政治倾向只是其中次要的因素。

陈寅恪“山东集团”辨析

陈寅恪常将山东集团与关陇集团对举 ,对此学界注意不多。通过对陈寅恪相关论述的梳理和对相关史料的辨析 ,可以看出山东集团中山东豪杰、山东士族两个层次在隋末唐初政治斗争中具有不同的作用和地位 ,陈寅恪对山东集团的观点可以得到进一步的补充、修正 ,由文化差异而产生的地域歧视对政治运作的影响则需要进一步加以重视。

关于北魏几个将军号的考释

北魏前期曾经创置过一批未见于之前史籍记载的将军号，其中以春秋战国时代方国名字命名的将军号占有很大的比例。在泰常七年北魏攻宋的战役中，主要军事将领都带有此类将军号。分析他们之间的隶属关系与爵位高低，可以推断出这类将军号的迁转序列。而带有这些将军号的军事长官的人选变化，也反映出北魏内部军事结构的变迁。

十余年来中古墓志整理与刊布情况述评

学术之推进,体现在新问题的提出与新材料的发现。出土墓志作为＂地下之新材料＂与＂纸上之材料＂互证曾是中国中古史学术研究的新方法,史学研究也确曾面目一新。然新旧之义是相对的,时下,当我们运用所谓新技术整理一切可逢着的史料时,新学问却收效甚微。虽新见墓志剧增,讨论者亦众,惜其能够呈现新问题之意义者则寡。

重绘何为:反观于自身的学术史

近代以降,随着公元纪年的引入,每逢整数年瞻前顾后、盘点学术渐成一项新的传统,近两年欣逢多个重要的整数年份,普天同庆之余,也给学人提供了反躬自省的机会。“重绘中古史的可能性”设问陈义甚高,暗蕴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雄心。只是当下研究者多仅在某一专门领域中有所专精。

唐代潞州地区墓志的书写格套及演变——兼谈作为移民史史料的误区

唐代潞州地区出土墓志数量众多,多涉及社会中下阶层,墓志大量自云祖先“因官徙家”“某某太守+某某侯”等是一种书写格套,多依据“书仪式”文本拼接而成,具有明显的地域特征,不当视为移民史史料。墓志的书写格套与志盖形制也会因时而变,晚唐五代潞州墓志的书写格套与全国渐趋一致。上党苗氏家族迁至洛阳后,放弃潞州当地墓志简陋的书写格套,完成了祖先叙事的士人化,“上党太守+某某侯”仍时而出现家族记忆中。

一位“貳臣”的生命史——《王伷墓誌》所見唐廷處置陷僞安史臣僚政策的轉變

本文藉助新發現王伷墓誌勾勒出誌主在安史之亂中先後輾轉仕宦於唐廷、安禄山、史思明之間的複雜經歷,並結合其他文獻分析整個陷僞唐臣群體在安史亂中的走向及作用,指出＂貳臣＂在史思明時代的燕政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唐廷對處置陷僞臣僚的政策發生過明顯的變化,至德二載第一次收復兩京時,力主嚴懲,乾元元年,相州之役失敗後,改爲懷柔,導致對＂貳臣＂處分前後寬嚴不同。當時士大夫輿論普遍同情＂貳臣＂,顯示出魏晉以來＂先家後國＂士族社會的傳統影響猶在,＂忠＂這一觀念在唐宋間發生了明顯的變化。

士族研究中的問題與主義——以《早期中華帝國的貴族家庭——博陵崔氏個案研究》爲中心

伊沛霞《早期中華帝國的貴族家庭——博陵崔氏個案研究》一書的出版與1970年代以來美國漢學社會史研究興起的風氣密切相關,作者一方面發展了日本學者士族個案研究的傳統,另一方面化用西方社會學理論,並較爲充分地利用了考古報告、墓誌等出土資料,試圖通過家族的個案研究,突破王朝史的框架,展現秦漢至隋唐中國社會的變遷。儘管該書在理論預設、史料運用等方面尚有商榷的餘地,但在當時無疑是一部"預流"之作,並在中、日兩國學界都引起了反響。本文借助對該書的討論,回顧了三十餘年來中文世界士族研究的演進脈絡,分析得失,進而展望士族研究重新出發的前景與可能。

墓有重開之曰:從蕭遇墓誌看唐代士人的權厝與遷葬

蕭遇墓誌記载了他起初尋訪生母陸氏葬地未獲,誤掘他人墳塋,最終得異人指點完成遷葬的傳奇經歷。這則故事此前已被《通幽記》收録。既往文學史的研究者從西方現代小説的觀念出發,建構起了從六朝志怪到唐傳奇虚構性逐渐增强的線索,而唐人本身多將此類故事視爲可能發生的真實事件。比較墓誌與《通幽記》兩個文本,反映出唐人喪葬儀式中的買地信仰。唐人墓地地面上能標識墓地範圍和墓主身分的要素有墓田、封土、神道碑碣、石獸等,但除了封土和墓樹,其他都舆官員品級有關。對蕭遇母親陸氏這樣的權厝者而言,除了木質墓表,並無明顯標識身分的物品,因此遷葬中舊塋難覓的現象並不罕見。蕭遇誤掘他人墳塋亦牽涉相關的法律問題。蕭晉、蕭遇父子皆多娶,與哪一任妻子合祔,涉及前妻與後妻及嫡子之間的復雜關係。

劉廣之亂與晚唐昭義軍——兼論唐代藩鎮變亂模式的演化

新近刊佈的《李裔墓誌》爲研究晚唐昭義軍的劉廣之亂提供了重要的新史料。在會昌伐叛成功三十年後,劉廣仍能以劉稹之後的名義號召起事,證明唐廷此前的善後措施並不成功。出土的墓誌材料也表明,李德裕雖然誅殺了劉稹家族及其親信,但無法真正改變昭義軍的結構,正是劉氏統治昭義時期的厚加賞賜造成了昭義軍的"驕兵化"。中晚唐的藩鎮變亂可以畫分爲"政治性反叛"與"經濟性騷亂"兩種類型,前者以割據自立爲政治目標,劉稹之亂便是典型的案例;"經濟性騷亂"發生的頻度在晚唐日漸提高,反映"驕兵化"藩鎮將士自利性的訴求。會昌伐叛成功後,昭義呈現出"經濟性叛亂"頻繁發生的局面,與前期有了顯著的變化。

言詞内外:碑的社會史研究試筆

近二十年來,出土墓誌成爲推動中古史研究進展的重要動力,特别是隨著基礎建設的展開及盜墓活動的猖獗,每年通過各種渠道刊佈的新出墓誌數量頗爲可觀。僅以唐代而論,周紹良主編《唐代墓誌彙編》及《唐代墓誌彙編續集》兩書共輯録墓誌5164方,資料收集的下限是1996年。據氣賀澤保規《新版唐代墓誌所在總合目録(增訂版)》統計,截至2008年前已達8368方(不含誌蓋)。

从英雄时代到平民社会

英雄是我们这个时代一个耳熟能详的字眼，张艺谋一部以《英雄》为名的影片曾赚取了大把的票子，时至今日，普通老百姓对于英雄不仅怀有一份景仰，更怀有一份期待。

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館藏梅端墓誌跋

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中心張偉然教授於2012年訪問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館(Royal Ontario Museum)時,注意到該館所藏的三方隋唐墓誌,張老師知筆者有意於唐代墓誌的調查與研究,故慷慨見示所攝墓誌照片,并囑筆者研究。

反观与省思：学术史研究在当下的意义

对于学术史的关注是近年来学界的一个热点，尤其是对于20世纪以来中国学术发展脉络的讨论很多，这固然有世纪末心态的影响，但其本身也反映学界自身路向的一些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