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敦煌藏文写本《文殊师利根本仪轨经》中的“预言国王”一章

自《文殊师利根本仪轨经》的梵文原书于1920—1925年,由加那巴提·沙斯特里(Gan apati sastri)出版后,曾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兴趣,以至于从它的各方面作出了许多研究。在《文殊师利根本仪轨的曼荼罗坛》(法文译本,巴黎,1962年)的导论里(1—3页)麦克唐纳夫人为它作了明确和简要的介绍。她提出该书的“预言国王章”是“全书的精华”所在。这一章以预言的形式追述了从公元前700年到公元770年左右印度中部与东北部几个王国的历史。由于“该书的最奇异的特点是用特殊的方法。

敦煌莫高窟与榆林窟的“T”形题记

马修凯·卡普斯坦（Matthew Kapstein）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很明确地指出了安西榆林窟第25窟，是唐蕃会盟的寺庙[会盟寺（gtsigskyigtsuglagkhang）]，①其建造目的是为了纪念821—822年唐蕃和平会盟的，

生死轮回史——一部来自敦煌的藏文叙事文献(三)

文章在系统梳理法国国家图书馆和大英图书馆所藏9份敦煌藏文文献《生死轮回史》的基础上,提供了该写本的全文英译,并对其与其他敦煌文献的关系以及该写本的写作经典来源、作者、时间等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作者通过分析文本,提出了这部《生死轮回史》和其后的《回向》、《通向天界之路》是一个三部曲的假设,认为其作者是一位吐蕃佛教徒,成书年代当为公元800年左右。文章认为,这部《生死轮回史》的灵感来源于佛经《华严经·入法界品》,最后又提到《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和《大乘观想曼拏罗净诸恶趣经》,但内容和目的却是前佛教时期的生死态度和安乐观念,这一点形象地揭示了佛教传播者在西藏的第一次努力。虽然当时佛教已传入西藏,但本土宗教的影响依然没有消退,因此机敏的佛教徒在保留本土宗教一些根本性观念的同时,另一方面积极地用相似的佛教概念去改造它。就写本而言,佛教传播者保留了当时人们死后转生天界或至少脱离恶趣的愿望和最终的归宿地,最终却说明要实现这种愿望就要放弃原有的仪轨并逐渐接受佛教的修持。

生死轮回史——一部来自敦煌的藏文叙事文献(二)

文章在系统梳理法国国家图书馆和大英图书馆所藏9份敦煌藏文文献《生死轮回史》的基础上,提供了该写本的全文英译,并对其与其他敦煌文献的关系以及该写本的写作经典来源、作者、时间等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作者通过分析文本,提出了这部《生死轮回史》和其后的《回向》、《通向天界之路》是一个三部曲的假设,认为其作者是一位吐蕃佛教徒,成书年代当为800年左右。文章认为,这部《生死轮回史》的灵感来源于佛经《华严经·入法界品》,最后又提到《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和《大乘观想曼拏罗净诸恶趣经》,但内容和目的却是前佛教时期的生死态度和安乐观念,这一点形象地揭示了佛教传播者在西藏的第一次努力。虽然当时佛教已传入西藏,但本土宗教的影响依然没有消退,因此机敏的佛教徒在保留本土宗教一些根本性观念的同时,另一方面积极地用相似的佛教概念去改造它。就写本而言,佛教传播者保留了当时人们死后转生天界或至少脱离恶趣的愿望和最终的归宿地,最终却说明要实现这种愿望就要放弃原有的仪轨并逐渐接受佛教的修持。

生死轮回史——一部来自敦煌的藏文叙事文献(四)

文章在系统梳理法国国家图书馆和大英图书馆所藏9份敦煌藏文文献《生死轮回史》的基础上,提供了该写本的全文英译,并对其与其他敦煌文献的关系以及该写本的写作经典来源、作者、时间等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作者通过分析文本,提出了这部《生死轮回史》和其后的《回向》、《通向天界之路》是一个三部曲的假设,认为其作者是一位吐蕃佛教徒,成书年代当为公元800年左右。文章认为,这部《生死轮回史》的灵感来源于佛经《华严经·入法界品》,最后又提到《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和《大乘观想曼拏罗净诸恶趣经》,但内容和目的却是前佛教时期的生死态度和安乐观念,这一点形象地揭示了佛教传播者在西藏的第一次努力。虽然当时佛教已传入西藏,但本土宗教的影响依然没有消退,因此机敏的佛教徒在保留本土宗教一些根本性观念的同时,另一方面积极地用相似的佛教概念去改造它。就写本而言,佛教传播者保留了当时人们死后转生天界或至少脱离恶趣的愿望和最终的归宿地,最终却说明要实现这种愿望就要放弃原有的仪轨并逐渐接受佛教的修持。

生死轮回史——一部来自敦煌的藏文叙事文献(一)

文章在系统梳理法国国家图书馆和大英图书馆所藏9份敦煌藏文文献《生死轮回史》的基础上,提供了该写本的全文英译,并对其与其他敦煌文献的关系以及该写本的写作经典来源、作者、时间等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作者通过分析文本,提出了这部《生死轮回史》和其后的《回向》、《通向天界之路》是一个三部曲的假设,认为其作者是一位吐蕃佛教徒,成书年代当为公元800年左右。文章认为,这部《生死轮回史》的灵感来源于佛经《华严经·入法界品》,最后又提到《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和《大乘观想曼拏罗净诸恶趣经》,但内容和目的却是前佛教时期的生死态度和安乐观念,这一点形象地揭示了佛教传播者在西藏的第一次努力。虽然当时佛教已传入西藏,但本土宗教的影响依然没有消退,因此机敏的佛教徒在保留本土宗教一些根本性观念的同时,另一方面积极地用相似的佛教概念去改造它。就写本而言,佛教传播者保留了当时人们死后转生天界或至少脱离恶趣的愿望和最终的归宿地,最终却说明要实现这种愿望就要放弃原有的仪轨并逐渐接受佛教的修持。

敦煌莫高窟和榆林窟中的T形题记框

关于榆林25窟,学界较多关注的是其壁画风格与年代。本文则从该窟壁画的T形题记框入手,并结合莫高窟发现的T形题记框进行比较分析,认为T形题记框可以作为洞窟断代的可靠依据,精确地推断其所在壁面的年代为吐蕃占领敦煌时期的786—848年。由此推断榆林25窟的开凿始于821/822年和盟签约之后不久,但三面壁面壁画的绘制有年代上的先后差异。东壁的壁画可能是吐蕃占领时期最先以藏式风格绘制的,其余诸壁的壁画则可能创作于848年汉人恢复这一地区的统治之后,尽管遵从了最初的规划和图像,但壁画完全是以汉地的风格绘制而成。

关于“chis”一词的翻译问题

任何一位研究敦煌藏文文献或古代藏文石刻的人都会碰到为数众多的、形形色色的困难,其中有:文献的支离破碎和残缺不全;不能确定的或有时是不规则的拼写法;不常用的拼写习惯;更为严重的是一些词语在通用的辞书中根本找不到,而现代藏人也无从理解。十年多以前,H·E·理查森写了一篇极为有趣而且富有价值的论文,文中考释了这些费解的语词之一“chis” (按照法国习惯使用的藏义转写法,chis实际上相当于我国通用的tshis。——译者),而这个词恰恰未被收录在辞典之中。他从古代石刻(噶迥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