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经济条件下中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计量检验

运用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方法,检验了开放经济条件下我国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和作用效果。检验发现,通货膨胀率、名义利率和名义汇率都对GDP增长率冲击具有敏感的反应,而名义利率也对名义汇率冲击具有显著反应,这说明外国货币政策已经通过汇率渠道对我国货币政策产生了影响。

我国货币政策的信贷传导渠道及有效性检验

随着我国价格水平实现了由通货膨胀向通货紧缩,再向适度和显著通货膨胀的转变,我国货币政策的制定规则和传导机制也发生了显著变化。通过估计向量自回归模型、描述冲击反应过程和进行预期误差项方差分解等方法,发现信贷传导渠道仍然是我国货币政策的重要传导渠道,货币政策通过信贷传导渠道对实际经济行为产生显著影响。

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客观现实性和历史必然性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的战略目标 ,是我国未来 2 0年的奋斗目标 ,是我国人民未来 2 0年中的行动指南。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战略目标的提出 ,既具有客观现实性 ,又具有历史必然性。这是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必然选择 ,又是实现民族复兴的历史机遇和必由之路。在坚持和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开拓创新和与时俱进的伟大实践中 ,全面小康社会一定会成为中华民族历史进程中的重要阶段 ,全面小康社会也必将昭示民族复兴曙光的到来。

经济周期、财政政策周期和货币政策周期的时变关联机制研究

本文运用时变参数向量自回归(TVP-VAR)模型、时变格兰杰模型和具有区制转移特征的局部投影模型,研究中国经济周期和经济政策周期之间的时变关联、因果次序以及政策互动视角下的财政货币政策有效性问题。研究发现:(1)我国财政政策周期和货币政策周期的变动会促使经济周期同向变动,合理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可以有效调控经济周期;我国财政政策具有顺周期特征,但顺周期的程度在不断减弱,而数量型货币政策应对经济周期的立场一直表现出逆周期特性,但对经济周期冲击和通货膨胀冲击的反应程度在不断减弱,这可能归咎于“金融稳定”“区间调控”或“量价转型”。(2)我国经济周期和经济政策周期之间的格兰杰因果关系主要体现在经济周期和货币政策周期之间,且只有在经济新常态之后两者才呈现出明显的耦合关系。(3)当前我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互动模式的主要功效是提升了各自稳增长的短期有效性,而中长期经济效应并不显著。

经济不确定性与财政政策有效性

本文估算了中国国家层面和31个省(市、区)的经济不确定性指数,并分析经济不确定性对经济周期波动和财政政策有效性的影响。研究发现:(1)国家层面和省级层面的经济不确定性都是影响省级经济周期波动的重要因素;(2)在经济不确定性较高的时期,财政政策具有更高的乘数效应,可以作为弥补货币政策效应减弱的政策手段;(3)增强市场信心和缓解信贷约束是财政政策发挥“稳增长”效应的重要途径,且财政政策主要通过投资渠道影响经济增长。因此,积极有为的财政政策是应对不确定性冲击的有效工具。

中国财政政策乘数的时变特征及经济周期相依性研究

本文运用时变参数因子增强向量自回归(TVP-FAVAR)模型测算多种时变财政乘数,结合时点脉冲响应函数分析经济周期中财政政策稳定经济的多种理论机制。研究发现:(1)我国时变财政乘数同时具备短期的周期性变化和阶段性的结构趋势。在2012年之前,财政支出对产出和消费的乘数效应有着明显的逆国内经济周期趋势,财政支出对投资的乘数效应则呈现出强劲的上升态势,但在2012年后,财政支出对产出和投资的乘数效应受到经济结构失衡的影响均发生结构性的下滑,而财政支出对消费的乘数效应保持平稳水平;(2)财政支出对进口和出口的乘数效应都具有“先升后降”的顺世界经济周期趋势,前者稍高于后者,我国扩张性财政政策总体上产生正向外溢效应,但该效应在后危机时期不断减弱;(3)在亚洲金融风暴、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新常态这三个典型的经济波动阶段,财政政策均能通过汇率、金融、信贷、股市等渠道有效地稳定经济,且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具有协调性特点,这些都对财政乘数有促进作用,而政府债务累积渠道和进口外溢渠道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财政政策效果。

金融周期与经济周期的时变关联机制与非对称传导效应

通过构建有效反映金融周期运行状况的综合指标,采用具有时变参数的向量自回归模型,深入分析中国金融周期与经济周期之间的关联机制和传导效应,结果显示:以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为分水岭,中国金融周期和经济周期的关联方式出现了结构性转变,金融危机前经济结构参数在不同经济背景下表现出显著的时变性,而在危机后则逐步趋于稳定;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周期对金融周期的短期与长期效应发生了反转,同时两者之间的传导效应发生了结构性转变,金融周期对经济周期具有带动作用,而经济周期则对金融周期表现出抑制作用。

“杠杆率”波动、经济增长与经济周期的非线性关联特征

采用"门限模型",基于1996—2019年的季度数据,从国家和省域两个层面验证杠杆率对经济增长影响机制的非线性特征,实证结果显示,杠杆率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存在显著的"门限效应",适度的杠杆率可以促进经济增长,而过高的杠杆率则会产生抑制作用,因此应该将杠杆率稳定在能够促进经济增长的门限范围内。研究结果为目前宏观"稳杠杆"的调控决策提供了经验和事实支持。估计结果显示,各省近几年的杠杆率水平均超过了第二门限值,意味着所有省份均存在着过度加杠杆的倾向,其中西部省份平均加杠杆程度最为严重,应当引起警惕。因此,从省域角度来看,急需降低杠杆率,以保证财政政策的可持续性和严守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经济周期阶段转换视角下财政乘数测算与财政政策效应检验

本文基于平滑迁移VAR模型,测算处于不同经济周期阶段的财政乘数,并利用脉冲响应函数对政策的作用机理与福利损失进行度量。结果显示:首先,财政乘数在紧缩阶段大于扩张阶段,体现出显著差异性、非对称性与逆周期性,且对投资的带动作用最强。财政政策效应在经济扩张阶段明显减弱,体现当前财政政策操作的逆周期特征;其次,在收缩阶段,财政政策效应具有长期性和持续性,持续有效期限可达到5年,但是对应的福利损失较大,可以达到扩张阶段福利损失的3倍;而扩张期间的财政政策效果可以维持2年左右,但福利损失较小,这表明经济扩张期间政策效果较弱,适宜作为维持经济增长处于合理区间的微调工具。目前我国逐步由紧缩时期迈入扩张时期,积极财政政策尚未到退出时点,因此在政策制定与执行过程中需要充分考量不同阶段政策效果差异,并将紧缩时期扩张政策的长期福利损失纳入分析框架,以实现政策连续性、稳定性与可持续性。

期限利差与经济波动的时变关联机制研究

由于商业银行存在期限错配,因此期限利差扩大会导致商业银行盈利能力上升,从而使银行增加信贷供给,而信贷水平的提升又会进一步对实体经济产生积极影响。因此,中央银行可以实施紧缩性货币政策提高短期利率,并不需要长期利率的抬升来达到其实际效果,短期利率升高导致期限利差收窄已经足以对商业银行的盈利能力、信贷供给和实体经济造成影响。为此,监管层面应该意识到商业银行期限错配问题所蕴含的风险,并对其给予适当的关注。同时,也应当重视期限利差中蕴含的宏观经济信息,建立相关的预警机制,从而熨平经济周期波动,保证宏观经济的平稳增长。

美国量化宽松政策“溢出效应”测度与影响分析

采用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进行计量,从宏观经济波动和名义利率两方面对比分析2008年以来美联储退出量化宽松的两阶段操作分别对中国经济的溢出效应,结果表明,美联储缩表1个百分点,将引起中国产出5.04个百分点的下降,远高于美国加息对中国产出的正向影响,这是因为缩表政策将引起美国居民收入的减少,进而通过财富效应降低其对中国产品的进口需求。就对利率的影响而言,美联储缩表1单位,会引起中国利率4.77单位的上升,这是因为中国需要通过紧缩银根来规避美联储缩表可能带来的通货紧缩风险。而美国加息1单位会引起中国利率2.01的上升,原因在于中国需要通过缩小与美国的利差,来避免国际资本的大量流出。当下美国又释放出较强的减息信号,这会对中国出口造成负面影响,同时引起中国利率的下降。针对美联储货币政策缩放举措,中国政府应实施反向措施,以消除美联储货币政策对中国金融、中国实体经济的负面影响。在实体经济层面,中国需积极扩张内需、加大政府支出,避免对美国的单一出口依赖;在金融市场方面,中国需重点管控国际热钱的流动,挤出投机泡沫,减少国际冲击引起的资本流出。

我国外汇储备对通货膨胀影响的传导机制研究

本文在Lucas总供给模型的基础上推导出外汇储备与通货膨胀之间的关联方程,随后采用我国1998年1季度至2015年4季度的经济数据,针对我国外汇储备与通货膨胀之间的时变关系进行深入研究。研究表明,我国的通货膨胀率与外汇储备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特性。然而在后金融危机时期,这种影响机制会在短期内发生结构性改变。就整个样本期间而言,我国外汇储备的增长将会大幅度影响当期通货膨胀水平,而且当期通货膨胀中约有一半是来自于外汇储备的贡献。因此,货币当局应引起高度重视,加强对外汇储备的控制与管理,妥善应对"新常态"时期内减储所带来的通缩压力。

金融危机前后“费雪关系”的分阶段检验与货币政策启示

随着目前通货膨胀预期的加剧,名义利率再次成为抑制通货膨胀的重要工具,因此需要我们对我国经济发展不同阶段的"费雪关系"给出进一步的分析和检验。通过名义利率和通货膨胀率之间的协整关系检验,发现金融危机发生后的"费雪关系"进一步弱化,因此需要考虑名义利率对通货膨胀预期调控的有效性,并注重货币总量管理来保持价格水平的稳定性。

中日货币政策“流动性陷阱”的时变弹性检验

货币政策的"流动性陷阱"是指名义利率接近零水平时所体现的货币政策弱效现象。我国经济运行过程中曾经出现多次微弱通货紧缩和名义利率较低的现象,为了判断我国经济是否陷入"流动性陷阱",我们采用具有随机系数的货币需求函数,估计了货币需求的动态弹性系数,通过与日本的"流动性陷阱"进行对比,对我国的货币政策效应进行了检验。检验结果表明,随着经济运行进入"后危机时期",我国没有出现显著的"流动性陷阱",名义利率仍然可以继续作为有效的货币政策工具。

我国经济增长趋势与经济周期波动性之间的作用机制检验

本文利用均值—条件异方差模型检验了我国产出增长率中的条件波动性(条件标准差)与经济增长速度之间的关系,并且利用结构VAR模型的冲击反应函数描述了增长率波动性和经济增长率水平之间交互影响的动态传导路径。检验结果表明,我国的经济波动性对经济增长水平具有正向的"溢出效应",体现出经济周期波动性与经济增长趋势之间的正相关性。由此说明,我国的金融发展程度和市场发展规模,以及宏观经济政策调控都具有一定程度的顺周期性质,特别是经济处于回升时期的经济政策方向与经济周期的扩张方向基本一致。我国经济周期波动性与经济增长趋势之间的正相关性预示着我国新出现的经济波动将是一轮上升型经济波动,未来一段时期的经济增长速度将在9%以上的水平上稳定地徘徊。

我国货币政策"量""价"转换过程中最优货币政策反应机制研究

本文在中央银行福利损失函数中引入区制转移特征,分别推导出数量目标下以及价格目标下最优货币政策反应函数,并对比了各自的区制特征与政策目标选择倾向;随后本文利用TVP-FAVAR模型验证了不同时期下货币政策在调控宏观经济方面的效果.计算结果表明:中央银行的货币供给量调控有着明显的"促增长"倾向,而利率调控则具有"稳增长"的目标,通胀缺口并不是我国货币政策调控的重点;央行仅在经济受到严重冲击时才会改变数量规则反应函数.中央银行通过利率可以更加灵活的对较小的经济波动进行反应,进而达到逆周期调控的目的.货币供给量调控适合于对宏观经济进行长期的引导与调控,而利率调控则可以作为短期调控中更"主动"、更"积极"的有效手段.

我国经济增长数量与经济增长质量关系研究——基于2000—2019年数据的混频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经济发展涵盖数量增加和质量提升两个方面,经济高质量发展是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的高度统一。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之间的关系较为复杂,本文运用混频动态因子模型测算经济增长质量指数,进一步采用混频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我国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之间的关联性。结果表明:我国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分别呈现拖平长尾与微波增长特征,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之间存在快速发展情形下的"虚假背离"现象;不同预测基准期和滞后阶下,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之间的同频P值和混频P值存在差异,甚至存在同频检验和混频检验结果矛盾的现象;混频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在接受原假设时的P值更大,拒绝原假设时的P值更小,混频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效果优于同频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效果。由上述检验可知,我国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之间具有异质性因果关系,宏观调控过程中应积极发挥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间的协同互动效应,引导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中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偏离与宏观经济波动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是影响宏观经济波动的重要因素。文章运用DSGE模型分析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宏观经济效应,从中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偏离的角度刻画我国宏观经济波动的阶段性特征。模拟分析和计量检验结果表明:第一,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对宏观经济产生负向冲击,并在不同政策目标下呈现差异化响应特征;第二,在中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偏离的不同阶段,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冲击的宏观经济效应存在显著差异,国内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冲击是经济波动的主要来源;第三,中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呈现出“偏离上升期→偏离下降期→偏离平稳期”的变化过程,其对宏观经济冲击影响的差异程度也呈现出逐步降低态势。

论宏观经济调控向宏观经济治理的战略转换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创造性地提出了宏观治理的新理念与新方式。本文对宏观经济治理体系转变与升华的必然性进行论证,并探究这种转变的时机把握、能力跃升和体系创新,为我国顺利完成"十四五"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提供对策建议。新体系优化了政策目标:长期目标由速度目标转向质量目标、调控范围由点目标放大至区间目标、调控方式从总量调控精细化到结构调控、调控力度由"大水漫灌"式优化至精准调控;明确了各项政策的任务分工:强调了六项子类政策间的交互作用与下一阶段产业政策的核心地位;提升了政策间的协同作用:确保政策间的协调配合与时间一致性,并进一步保证总量调控与结构调控的协调平衡能力。

经济周期和空间分异视角下的财政资源再配置——基于全国和省级财政乘数的分析

本文从财政溢出效应、李嘉图等价定理和货币政策反应三个层面来厘清宏观财政乘数和省级财政乘数之间的理论区别和内在联系,然后运用工具变量局部投影法定量测度经济周期和空间分异视角下的全国和省级财政乘数,最后在结构贝叶斯向量自回归框架下检验财政资源再配置能否显著提升经济增长率。本文主要结论:第一,由于存在省级财政正向溢出效应和财政货币政策协调特点,我国宏观财政乘数远高于省级财政乘数;第二,从时间维度上看,我国宏观财政乘数具有明显的逆周期性,经济紧缩时期的宏观财政乘数更高,而经济扩张时期的财政乘数并不显著;第三,从空间维度上看,我国省级财政乘数存在较大的区域异质性,东部乘数最高,中部次之,西部最低;第四,经济紧缩省份的财政乘数明显高于经济扩张省份,将财政资源更多地向经济紧缩省份倾斜,能够对经济增长率产生正向持续影响。上述这些结论为当前财政政策保持逆周期立场和通过财政资源空间再配置优化效率提供了理论和实证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