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内蒙古水稻产业品牌策略初探

内蒙古水稻产业虽然起步晚,种植规模和产量在区内粮食作物中的比重和与国内种植水稻的其他省市相比,都不具有产业集约化和规模化经营的优势,但水稻产业的品牌化发展能够增加产品的市场竞争力,推动全区水稻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品牌建设的过程是产业与地方文化相融合,并生成新的文化内涵的过程。这一过程是突破和超越时空局限的过程,如同南粮北植从无到有的过程,亦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道路的一个缩影。

流动、互嵌与产业:试论内蒙古稻作农业发展的路径选择

内蒙古稻作农业的发展对于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内蒙古现代化建设以及打造“北疆文化”品牌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从内蒙古稻作农业的发展历程入手,分析其面临的挑战和机遇,探讨其发展路径,以期为内蒙古稻作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

藏传佛教布施现象初探——以拉卜楞寺正月法会为中心

以藏传佛教寺院——拉卜楞寺正月法会期间的布施现象为案例,基于藏传佛教经典和学术研究领域中的布施论述,探讨这一现象的内在动力和现实意义。佛教理论强调布施行为的出发点是以善心为前提的。学术领域中将布施行为置于礼物和献祭之间,从交换、互惠和契约的角度,强调其社会功能。综合考虑布施行为在不同语境中的意义及田野调查结果,认为布施行为的内在动力为一种自我交换机制,通过对有限资源象征化,以实现解脱、成佛等无限的意义。

乡土传统复建与边缘族群的认同策略——对“东纳拉卜则”祭场再造和仪式复原的人类学分析

全球化背景下,诸多文化事项表现在区域和族群间的差异正在缩小并趋于同一,并行且对立的另一种现实是,作为地方性知识表征的"乡土传统"却呈现复兴、重构和再造的态势。"山神祭祀"作为藏族祭祀文化的一种特殊形态,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在东纳藏族地区基本消匿。近年来,东纳藏族部落再造"山神祭场"并复兴祭祀仪式,不仅是族群成员对本土文化及价值观的自主性表达,同时也是面对群体"边缘化"处境的结构性需求。在必须面对的"中心—边缘"的不平等语境下,乡土传统再造成为边缘族群对文化身份认同的象征性建构和主动性策略。

家畜个体性再考--以河南蒙旗策塔尔实践为例

与其他藏传佛教畜牧地区一样,在河南蒙旗~①亦可观察到"策塔尔"~②实践,即牧民将畜群中的个别家畜不杀不卖,而给予其自由的实践。策塔尔实践的动机虽多种多样,但基本来源于牧民和家畜之间所共有的日常喜怒哀乐的经历。原则上所有家畜个体都有可能成为策塔尔实践的对象,不受家畜物种限制。这种实践也可解释为基于佛教教义的放生或以积攒功德为目的的行为。但是,从河南蒙旗的策塔尔实践来看,对于特定个人和特定家畜之间,以特定的事件为契机所联结的特有关系却无法依此做出合适的解释和说明。将策塔尔家畜个体视为表现人与神关系的象征性存在的观点,或者将个体视为分类体系物种范畴的延展和界限的观点都无法详尽把握此种关系。而人类个体与家畜个体之间的关系,恰恰应该被认为是策塔尔实践的本身。一方面,策塔尔家畜作为这种关系的标指而发挥作用,以自身的外观和经验,使其成为与特定个人所结成关系的当事者,从而获得个体性。另一方面,当人们言及策塔尔家畜时,常使用的话语是表示绝对幸运意义的"漾"~③。通过放策塔尔,人与家畜的漾都会得到提高,这是策塔尔实践的根本逻辑。漾不限于人和家畜,遍存宇宙万物之中,具有普遍性。另外,漾不受物种范畴所约束,内在于万物个体之中,又兼有具体性。漾具体性反映人与家畜的特有关系,漾的普遍性使这种关系与不杀不卖行为结合,形成并延续以策塔尔命名的实践。在这一实践中,人与家畜的特有关系通过漾而形象化,同时,通过漾的循环,家畜之间、人与家畜之间的连续性得以确立。

共生的实际:论中国西部民族间拟亲属关系

在内蒙古阿拉善地区,蒙古族与汉族和睦相处,呈现着一种民族共生态势,这就不能不提到与之相关的“干亲”这一拟亲属关系。在阿拉善,干亲关系不局限于民族内部,不同民族间的结亲尤为重要。许多学者认为,民族间的干亲会使民族边界消失。可是,在本文探讨的案例中,民族间缔结的干亲关系以民族边界为前提。同时,无共鸣为前提的宽容,造就着共生的效果,这就是本文探讨的区域社会可能共生的实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