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省横向府际应急协同机制的实践样态及制度保障

突破省域边界的突发事件具有复杂性、不确定性与突发性,灾害后果严重。实践中,各省级政府通过签订应急协同协议、新设应急协同组织、开展联席会议与会商应对跨省突发事件,形成了多元化的应急协同机制,契合中国特色应急管理制度的改革方向。但是,相关机制不仅面临合法性质疑,还存在效力薄弱、协同动力不足和未突破区域壁垒的弊病,需要完善相关合法性保障与实效保障。协同机制具备实质合宪性,《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赋予其组织法依据,一些仅供协调而未涉及职权调整的协同机制不违反职权法定原则与组织法定原则,具备合法性。然而,应对跨省突发事件需要整合各省政府部门职权以形成区域性应急行政权,该权力源自政府的行政授权,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完善相关法律依据。协同机制的实效保障需要多路并进:在协同协议层面,应当进一步提升协议的法律效力与可操作性;在协同组织层面,需要健全应急协同组织及其内部结构;在协同信息层面,完善应急协同信息平台建设有助于收集、共享常态化信息与突发事件预警和处置信息;在协同动力层面,可以通过夯实协同观念基础与信任基础、增加协同净收益和加强中央政府的高位推动增强协同动力。

高价彩礼的法治因应

彩礼以缔结婚姻为目的,传统婚姻模式、现代婚姻模式与理想婚姻模式下彩礼的制度原理各不相同。现代婚姻与理想婚姻模式之下,适当彩礼作为一种不违反法律与公序良俗的赠与行为,发挥着平衡男女双方婚育成本和保障女性权益的功能,具备合法性与合理性,被法治社会所允许。由于存在婚育隐忧、攀比之风、儿女有别及性别失衡现象,适当彩礼在一些地方畸变为高价彩礼。后者有悖社会公共利益,国家法律介入符合比例原则,具备法治正当性。高价彩礼呼吁“软硬混治”:在硬法治理层面,需要明确彩礼的范围并增加倡导性规则,同时完善用人单位保障、社会保障以及家庭保障等综合配套措施。在软法治理层面,要善用软法工具、提高立“法”科学性,宣扬先进文化、完善激励机制并打造多元治理主体格局、树立多措并举意识,让彩礼止于礼。

行政法视域下我国开发区法定机构主体地位研究

我国法定机构改革实践探索多集中于各类型的开发区,其在实践中面临诉讼赔偿的责任诉求与治理能力提升的迫切要求,需要对开发区法定机构的主体定位予以辨析明确。在救济法视角下,可基于“授权—委托”行政说与“诉讼—责任”话语体系获得行政职权或代为行使行政职权进而拥有诉讼与赔偿资格。在治理法视角下,基于“公共行政”说可以成为社会行政主体,基于开发区法定机构的职权职责可以成为行政法人。综合行政法法理与我国开发区法定机构改革的实际,法定机构在立法机制方面建议采用统一立法与分别立法相结合的立法模式,通过更高的立法位阶进行立法。

行政处罚确保义务履行之检讨

我国现行法律规范中行政处罚发挥着确保行政义务履行的功能,以罚代管机制正是行政处罚确保义务履行的制度体现。行政处罚确保义务履行的立法选择,一方面源于我国行政强制执行制度承载能力的不足,另一方面与行政处罚的制度特性和风险社会干预前置的社会需要相适应。行政处罚确保行政义务履行,应当理解为行政处罚事前预防功能的一种表现形式。行政处罚确保义务履行的制度设计应该有所节制,从实体上看应该受到基础义务范围、主观要件、比例原则等的约束;从程序上应该借鉴行政强制执行的有益经验,建立催告、程序转换、行政和解等制度。

村民委员会处罚行为的合法性及其司法审查

关于村民委员会处罚行为合法性的分歧仍未消解,论争之症结在于对处罚行为的权力来源及性质认识不同。在权力分工视角下,村民委员会处罚权源自国家授权。村民委员会具备公法上的法律主体资格,其处罚行为属于一种实质意义上的行政处罚。依据现行法律规定,该处罚行为存在合法性边界,村民委员会的处罚可减损村民的成员权益而不得侵犯其公民权益。村民不服处罚行为的,可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提起行政诉讼。人民法院在审理相关纠纷时,应在审查范围、审查强度与判决方式等方面保持司法谦抑,避免侵犯村民自治权。

互联网平台市场支配地位的认定困境与改良对策

在平台经济迅猛发展的背景下,大型互联网平台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垄断行为的风险逐渐升高,如何认定互联网平台具备市场支配地位成为反垄断执法的关注重点。由于互联网行业与传统行业差异明显,传统的认定方法捉襟见肘,其困境体现在界定相关市场与判定市场势力两个方面。在界定互联网平台相关市场时,可以结合互联网平台供给服务和具体纠纷确定基准商品、灵活选择界定方法、重视相关地域市场与相关时间市场或者采用不界定相关市场的方法。将市场份额作为前置条件,同时综合考量数据拥有量以及网络效应的因素有利于填补传统方法的缺陷,完善互联网平台市场支配地位的认定路径。

社交媒体治理视角下的互联网法律监管与行业自治

随着互联网的全面发展,移动通信应用软件的普及,以及社交媒体的广泛应用,大众传播的模式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变化,在新的传播模式下,互联网领域的治理主体与对象较之传统也发生了变化,单纯依靠立法的规定,建立传统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关系将难以应对。以社交媒体为例,由于没有建立起统一的监管体系,行政机关的监管出现了重复交叉的情况,尽管"网信办"获得国务院的授权主管互联网安全工作,但系统的互联网监管体系仍有待加强,互联网治理将形成以政府为主导、传播平台为中心、公众共同参与下的治理生态。由此,在新的法律规制的模式下,应进一步明确监管主体,搭建合理的行政组织体系,形成行业自律规范,达成自我规制与政府规制的良性循环。

《法治天津建设规划(2021—2025年)》专家解读主题笔会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全面推进“十四五”时期法治天津建设,天津市委于2021年4月印发了《法治天津建设规划(2021-2025年)》《天津市法治社会建设实施纲要(2021-2025年)》和《天津市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21-2025年)》,形成了天津市法治建设“一规划两纲要”的顶层设计。法治天津规划统筹谋划“十四五”时期天津法治建设各项工作,明确提出“法治建设先行区”目标,为未来五年法治天津建设提供了行动纲领,标志着全面依法治市开启了新篇章。本刊特以主题笔会的形式,邀请多位专家围绕法治天津规划,从不同角度进行深入解读,以期为广大读者更好掌握其核心要义和实践要求提供参考。

法学教育的创新实验和面临的问题

我是第一次参加这样小范围高层次的会议,非常感谢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以下简称“北航”)法学院的邀请,学到了很多东西。北航法学院二十年,特别是近十几年的发展,取得了巨大的进步,是新兴法学院的一个示范,我们还是比较羡慕的,祝贺北航法学院!南开与北航之间还有一个特殊的联系,就是刘春茂老师,他到北航之前是南开法学系系主任,在南开工作十几年。再早他在全国人大工作,在起草《民法通则》时发挥了作用。

政府特许经营协议的法律属性分析--以H省H市人民政府与XL公司合同纠纷案的管辖裁定为典例

《行政诉讼法》的修订将行政协议案件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并明确规定政府特许经营协议属于行政协议的范畴,但通过"中国裁判文书网"的检索发现,在新法实施后仍有大量政府特许经营协议以政府合同为名进入了民事诉讼。在H省H市人民政府与XL公司合同纠纷案中,最高人民法院以协议主体地位平等、意思自治;协议目的包含私人利益;协议条款不涉及公法因素为由,裁定涉案协议为民商事合同,案件适用民事诉讼程序。最高院的裁定依据及结论与现有立法、相关学理相冲突,其只关注到行政协议与民事合同的共性问题,而忽略了政府特许经营协议的行政性特征。政府特许经营协议是一种典型的行政协议。

政府购买公共服务范围研究——基于规范性文件的分析与思考

现行有效的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规范,以各地各级行政机关颁发的规范性文件为主,这些规范性文件对购买范围的规定在方式和内容上有很大差异,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范围非常庞杂。政府职能转移的需要、成本收益分析理论的影响、行政任务完成方式的转变、扶持社会组织的期望等四个因素造成政府购买公共服务范围广泛,而为政府自身服务的事项以及私人参与基础设施建设等事项,不应纳入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范围。结合行政任务、公共服务的功能、公民基本权利、政府职能转移四个标准,将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分为不属于购买范围的事项、不能购买的事项、可以购买的事项、应当购买的事项四类,以明确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应有的范围。

论具体行政行为的成立

论具体行政行为的成立付士成自１９８３年我国第一部行政法教科书《行政法概要》问世以来的相当长时期内，我国行政法理论对行政行为的成立条件和合法条件是不加区分的。众多行政法教科书和专著多以“生效条件”或“合法生效条件”概括行政行为形成和生效的过程及合法的标...

我国使用行政合同存在的主要问题

行政合同作为一种全新的行政管理方式,其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较短,行政机关使用行政合同方式进行行政管理尚不熟练。因此,在使用行政合同过程中,普遍存在两个值得注意的问题:1.由于行政命令在行政管理方式中长期占据主导地位,行政机关在使用行政合同方式进行行政管理时,仍然带有浓厚的行政命令的色彩。具体表现为。

福利行政之组织内部协调——美国福利行政组织改革掠影

一、引子福利行政作为纷繁复杂的众多行政领域中的分支,有其特殊性的原理支撑。福利行政关涉公民普遍的宪法权利——生存权和福利权的实现,福利行政中良好行政的实现担负着特殊的国家使命。那么在行政组织中。

行政代履行执行体系的建构——以生态环境治理领域为例

我国行政强制法明确规定代履行为强制执行方式的一种,在环境治理领域,可以利用代履行提高环境治理的效能,但是同时,代履行的启动和执行在立法原意与司法实践之间存在断层,立法缺乏程序性规定,需要行政机关和法院对相关不确定法律概念进行价值判断,往往二者得出的结论并不相同。代履行执行权的归属在司法实践中也存在不同做法,因此进一步细化行政代履行的启动程序与明确执行权的归属、完善代履行的监督程序、救济程序,建立起完整的执行体系可以使得其在环境治理领域发挥更大作用,推进我国生态文明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