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刑事诉讼的目的:理论反思与体系重构--以《刑事诉讼的目的》为参照

刑事诉讼的目的具有层次性、多元性和变动性三大属性。以此检视现有目的理论,可以发现其存在以下缺陷:第一,未能合理体现层次架构;第二,未能全面囊括多重要素;第三,未能及时顺应制度发展。刑事诉讼的目的体系应当涵盖直接目的、中间目的和最终目的三个层次。刑事诉讼的直接目的是解决刑事案件。在解决刑事案件的过程中,惩罚犯罪、保障人权、教化国民、抚慰被害人和修复受损的社会关系的中间目的得以实现,社会和谐的最终目的方能达成。

刑事证明责任分配问题的探析

刑事证明责任的分配是刑事诉讼中的重要问题,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增加了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证明责任分配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证明责任分配的规定。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规定"公诉案件中被告人有罪的举证责任由人民检察院承担"而没有例外是合理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和持有型犯罪不存在证明责任倒置,也就是说被告不承担实体上的证明责任并且没有例外。

正义的简易表达——以《程序即是惩罚》为基础

正义的表达方式有正当程序和简易程序之分。提倡简易程序有利于减轻被追诉人的负累,尊重其程序选择权,具有正当性。司法裁判者运用"二八定理",采用"简化简单多数和优化复杂少数"的方法符合司法规律。提倡简易程序是"以审判为中心"的保障,具有全局性。应当针对我国刑事简易程序存在的问题从以下方面进行完善:给予选择简易程序的被追诉人以量刑优惠;对法官队伍进行专业化、职业化改革;进一步简化刑事简易程序的审前和审判程序。

刑事简易程序的发展规律与改革方向——基于同我国台湾地区有关规定相比较

刑事简易程序具有提高诉讼效率,优化司法资源配置之功效。我国大陆和台湾地区都对刑事简易程序进行了多次改革和完善,两者在类型、条件、启动、审判和救济方面存在着联系和区别。本文通过对海峡两岸的刑事简易程序进行比较,归纳出刑事简易程序的发展规律并且提出未来大陆刑事简易程序的改革方向。

刑事简易程序中检察机关的监督与制约作用

人民检察院对刑事简易程序的监督与制约是司法权力的监督与制约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对简易程序中检察监督与制约作用产生诸多影响,在理清刑事诉讼法对刑事简易程序中检察监督与制约的规定的基础上,对刑事简易程序中检察监督与制约的优化配置进行思考和研究是法学研究和司法实践的当务之急。

证明责任与举证责任的辨析

学界对证明责任与举证责任的概念之争可以说从引进相关制度、概念以来就从未停止过。无论是从比较法角度,还是从证明责任的源流,还是从表意的精确和适用的频率上考究,证明责任与举证责任都是两个具有不同内涵的概念,不应将两者混为一谈。出于立法措辞惯例和现实司法实践的考虑,新刑事诉讼法采用了"举证责任"的措辞。证明责任天然涵盖举证责任和说服责任;美国严格区分证明责任和举证责任;坚持举证责任的措辞将导致损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权利的情况出现。因此,应将"举证责任"的立法措辞改为"证明责任"。

刑事诉讼法法律解释:在困境中前进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和相关机关制定的刑事诉讼法法律解释都已于2013年1月1日生效。刑事诉讼法法律解释在指引相关机关进行刑事诉讼活动时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理论界对刑事诉讼法法律解释的研究严重滞后和缺失。因此,加强刑事诉讼法法律解释的研究,从立法主义转向解释主义显得尤为迫切和必要。梳理刑事诉讼法法律解释的原因、功能等基本问题,认清刑事诉讼法法律解释的困境与出路是研究刑事诉讼法法律解释不可回避的问题。

死刑案件证明标准的思考

死刑案件的证明标准是刑事诉讼活动证明标准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死刑案件的证明标准存在诸多弊端,学界对死刑案件证明标准是否应该高于普通刑事案件、死刑案件的定罪标准与量刑标准是否应该同一的问题存在较大争议,因此有必要在厘清上述问题的基础上对死刑案件证明标准进行完善。

辩护律师规范操作与执业风险的关系之思辨

我国刑事辩护的执业环境不容乐观,辩护律师在执业过程中面临包括刑事责任、司法处罚、行政处罚、内部处分多方面的风险。辩护律师规范操作不仅是依法辩护的自然要求,而且是预防执业风险的应有之义。理清规范操作和执业风险的关系,有利于辩护律师在规范操作的基础上预防风险,同时为辩护律师安心执业营造一个良好的环境。

刑事速裁程序的两种模式--兼论我国刑事速裁程序的构建

我国现行刑事简易程序的案件分流功能有限,难以有效应对刑事案件增多和实行"以审判为中心"导致司法损耗增加的问题。构建"简上加简"的刑事速裁程序是解决问题之道。域外速裁程序呈现命令模式和协商模式的两分景象,且各具特色和优点。我国速裁程序属于单一的命令模式,存在一些缺陷。对此,我国应当借鉴协商模式,增设认罪协商程序,同时吸纳命令模式中的书面审理方式,实现对刑事速裁程序的合理化构建。

台湾地区非常上诉制度功能再思考——从第379条情形认定之变更谈起

透过台湾地区司法机关对"刑事诉讼法"第379条所列部分情形的见解变更,其非常上诉制度在"统一法令"与"救济被告"功能间的摇摆日渐明显。不过,近十年来非常上诉以原判决违背法令且不利于被告而致撤销改判的案件数量居高不下,无疑显露了非常上诉在救济被告功能上的倾斜。从实践层面来看,"统一法令"情形在实务中的罕有、再审救济的不畅以及维护被告权利的现实需求,共同加速了非常上诉对个案救济的扩大。而在理论层面,刑事诉讼人权保障使命以及正当法律程序精神,亦对今日台湾地区的非常上诉制度造成重大影响。即便如此,"统一法令"作为非常上诉的标志性功能,仍是反思制度现状时所需恪守的底线。

认罪认罚从宽程序的体系完善与结构优化--从“以审判为中心”切入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要"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目前,"以审判为中心"的改革已经拉开帷幕。此项改革旨在促使刑事诉讼以审判为中心,保证庭审在查明事实、认定证据、保护诉权、公正裁判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以审判为中心"的内涵外延、改革路径,"以审判为中心"与"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原则、庭审实质化、庭前会议制度、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等的关系,还未形成定论,理论界和实务界仍在进行积极的探索。在此背景下,本刊邀请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审判中心研究"创新团队组织本次笔谈,从宏观与微观、理论与实践、现实与未来等角度展开讨论,以期为此项改革提供智识支撑。

后劳教时代的改革径路——以程序与实体的交互影响为视角

劳动教养制度废除后,立法和司法解释将其原惩治对象进行了刑罚化和行政处罚化之二元分流。由于刑事程序给被追诉人带来负累以及其他负面效应,同时耗费大量司法资源,立法对过于扩大犯罪圈应持谨慎态度,在刑事程序上应构建一个多元化的繁简分流体系。以后劳教时代的改革为契机,构建司法化、正当化的保安处分程序。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理论研究

刑事诉讼中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一项实体从宽、程序从简的制度,为实现"以审判为中心"提供了制度保障。宏观上,实体从宽应当遵循个别化、理性化和层次化原则;微观上,应当将"可以"从宽改为"应当"从宽,增加非刑罚化措施,适用轻缓化刑罚,依据认罪认罚的阶段、程度、态度、形式和适用的程序确定从宽的幅度。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合理程序体系包括速裁程序、认罪协商程序和现行简易程序。当前,我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改革的重点在于构建认罪协商程序,确立速裁程序和增进程序间的协调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