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族的裂变与合并——一个山东村庄的个案考察

作者在山东某村庄田野调查时发现,当地宗族的裂变与政治因素和经济因素关系都不大,而主要跟仪式活动有关。红公事和白公事分别通过不同的方式影响宗族裂变,并使宗族裂变出现了可以相对分离的两套体系,可称为"嵌套式"的裂变。除了宗族裂变,这个村庄中还出现了宗族合并及"文字实践"现象。这些现象都是宗族组织为实现其仪式功能而在结构上做出的不同调整。

从文化货币到货币文化——非市场社会中的货币及其现代转型

经济学中一种广为流行的观念认为,货币是从物物交换中发展而来,但是莫斯等早期人类学家的研究却表明,早期的货币形式其实是嵌入文化中的"单边的非商业支付手段"。我们在此将其称为文化货币。20世纪五六十年代,波兰尼学派的研究揭示了现代货币给殖民地社会带来的影响,殖民地本土的文化货币被现代货币所取代,货币在人们的生活中的影响越来越大。简言之,货币统治了整个文化生活,形成了某种货币文化。波兰尼学派之后,许多人类学家对这一简单的叙事展开了批判,看到了非市场社会的现代化中货币与文化的复杂关系。

自我技术与美好生活:对青年群体“极简生活”的分析

现代性造成了"个人之无意义感",人们难以为生活找到更高层次的目标。同时,生产过程中外在力量控制着劳动者的身心,消费过程中人们又受到各种欲望的摆布,一种失控感也充满了日常生活。"一个人该如何生活"这一问题在当下显得尤为迫切。通过对极简生活实践者的心路历程分析发现,极简生活构成了都市青年群体摆脱无意义感和失控感的自救之道。人们通过一系列"自我技术"将日常生活赋予一种审美风格,在日常琐事中发现意义,进而重新掌控生活。这种生活的审美化帮助人们培养了一种节制的生活态度,实现了一种平静的幸福。

日常生活孕育出的神圣性——一项关于“微文物”的人类学研究

社会生活中某些物,因为与个人或群体的长时间接触或代代流传,人们逐渐将其与自己的历史、认同、情感等主观感受联系在一起,这些物获得了超越其功利性使用价值的神圣性。在此将这些物称为“微文物”。“微文物”通过“转喻”机制获得神圣性,具有“不可异化”的特点,构成了抵抗货币同质化力量的异质性孤岛。“微文物”的存在,使人们对同一个物具有不同价值判断,形成了一种价值悖论。在现代社会,“微文物”式微,人们的时间想象更多以民族共同体为单位。“微文物”的研究,揭示了一种从时空角度对神圣性展开分析的视角,从这种视角出发,我们可以切入对更广泛的社会现象的分析。

表征、制度与观念的“三重奏”——一个山东村庄宗族文化变迁的考察

1980年之后,中国乡村的宗族组织又活跃起来,许多学者根据编纂族谱、修建祠堂等外在活动得出了宗族组织复兴的结论。一个山东村庄的田野资料表明,宗族外在表征复兴的表象下,其内在制度和深层观念却发生了变化。财产开始出现双系继承的迹象,人们的生活意义由绵延的宗族生活收缩到了个体家庭。外在表征、内在制度和深层观念构成了宗族文化变迁的三个层面。三个层面的变化虽各有特点,但共同表明作为宗族组织内核的父系继嗣原则正在发生深刻变革。

“象征之桥”:独龙族宗教信仰及其在现代医学影响下的转变

独龙族宗教信仰中用"卜郎"来解释疾病与不幸的发生,并有一套处理疾病和不幸的宗教治疗仪式。以"卜郎"为中心的象征体系成为了事实与理想之间的桥梁。在国家行政干预和医疗条件不断改善的情况下,宗教的象征桥梁正面临着"拆迁",人们正更多地寻求医学治疗。在这种情况下,人们的求医行为出现了"激进式"和"渐进式"两种情况,前者不再相信宗教治疗的效果,只相信医学治疗,后者同时寻求医学治疗和宗教治疗。"激进式"转变者更多地受到了国家发展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他们放弃了对宗教治疗信任而使得自己处于一种"欲渡无桥"的境地。

现代性与民族共同体的时间想象——基于物的人类学视角

通过物的人类学视角可以发现,民族共同体并非如安德森所说是对中世纪宗教信仰的功能替代,而是传统社区共同体在更高层面上的恢复。传统社区共同体在空间上相对隔绝,在时间上则形成了"各自为政"的时间想象。"微文物"在传统社区共同体中发挥了历史想象的媒介作用。随着现代性的影响,传统社区共同体的"环节"被打通,人们在空间上被纳入到了更广泛的社会之中。与此相对应,传统社会中"各自为政"的时间想象也被纳入到了民族这一更高共同体的统一时间想象之中。文物代替"微文物"在更高层面上发挥了历史媒介作用。从这一视角来看,民族共同体是传统社区共同体被市场经济等现代性要素"撑开"的结果。只有在与市场经济的关系中,民族与国家的结合才能得到更好理解。

文化“钟摆”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园圃”比喻

在云南傣族村寨的调查发现,当地的文化变迁呈现了一种“钟摆”现象。随着市场经济、信息传播、族际通婚等因素影响,人们日渐融入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体化进程中。但在此基础之上,人们又在新的意义上开始注重民族文化特色。这种变化预示着中华民族共同体中“一体”与“多元”的关系发生了微妙变化。随着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加深,“一体”的社会基础正日渐牢固,但与此同时民族的“多元”文化也获得了新的时代形式。这种“多元”的绽放不会损害“一体”的基础,而是在更高层面上使“一体”得到强化。

“两栖式”村落及其特点——以一个山东村庄为例

遵循费孝通通过类型划分来认识中国农村的思路,提出了"两栖式"村落的概念,并以一个山东村庄为例进行说明。在这个山东村庄中,村民以"离土不离乡"的方式参与市场经济,他们居住在村落中,却在村落之外的非熟人社会中进行非农业经济活动。村落内外形成了两个财富交换领域,村落外部的财富通过村民的经营流入村落内部,并通过在村落内部的流动再生产着熟人社会的秩序。

“分散性宗教”概念本身的张力探析——评《中国社会中的宗教》

一＂宗教＂与＂分散性宗教＂ 近代中国的社会科学是从西方引进的,因而不得不使用其概念体系,但很多西方的概念在中国并没有相应的对应词语,所以我们要发明新的词汇出来。这种发明从逻辑上讲可以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西方概念所指的事物在中国从来没有出现过,自然不会有对应的词语,比如＂共和＂这个概念,在之前从来没有过这种事物,也不会有对应的词语;另一种情况是在中国具有对应的事物,不过并没有专门的词语来表述,此时概念的翻译不仅仅是一个词语产生的过程,也可能是新事物被发现,被建构的过程。

实施素质教育 创新课堂教学的几点启示

素质教育就是以提高全民族的素质为宗旨的教育,是为实施党的教育方针规定的目标,着眼于受教育者和社会长远发展的要求,以面向全体学生,全面提高学生的基本素质为根本宗旨,以注重培养受教育者的态度、能力,促进他们在德、智、体、

互惠、道德与共产主义——莫斯与马克思的一种可能对话

莫斯通过毛利人"豪"的观念指出礼物具有"混融"的功能。要更一般地表述礼物的"混融"功能,我们需要采取占有和存在之间关系的一种特定视角。如果占有是个体存在的一部分,那么礼物实现了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占有状态,从而使得彼此的存在相互渗透。莫斯从"古代社会"寻找解决现代社会危机的智慧,发现社会保障、慈善等活动中蕴含着互惠精神,从而看到了对资本主义社会改良的希望。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思想也蕴含着"一切人与一切人互惠"的解读可能。两人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反思和批判可以看作让道德重回经济的不同方式,即实现一种人与人互为目的的康德式道德,这也正是礼物关系中人们占有彼此的状态。

货币、道德与秩序——评《货币与交换中的道德》

西方人类学家在研究非西方社会的货币观念时,将西方本土观念带入进去导致了文化上的偏见和盲视。布洛克和帕瑞提出了"长期交易秩序"和"短期交易秩序"这对概念对西方传统货币观念进行了批判,从传统到现代叙事中货币的一元含义在这一新的理论观照下被不同文化情形中货币的多元含义所代替。两种交易秩序的概念触及了社会与个体之间的关系这一经典命题,并为理解两者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他们的观点对于分析中国思想观念中的"义利之辩"也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传统掩护下的变革暗流:《棕榈、酒与见证者》导读

《棕榈、酒与见证者》一书是英国著名人类学家大卫·帕金于1972年出版的民族志著作。此书描述了肯尼亚东部吉利亚马人从再分配式经济模式向资本主义式经济模式的转变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新兴的企业家群体与传统的老年人群体形成了既对立又相互利用的关系。新生力量的壮大并没有摧毁传统,而是对传统加以利用,形成了作者称之为“习俗的悖论”的现象。《棕榈、酒与见证者》一书受到了马克思、韦伯以及当时的实体主义经济人类学、曼彻斯特学派人类学的影响,并反过来对相关议题的深化做出了推进。

互惠、道德与共产主义:莫斯与马克思的一种可能对话

在所谓的历史终结之后,人们似乎丧失了对另外一种社会的想象能力。于是,人们又开始向马克思等经典作家寻求智慧。近年,有两部作品都将马克思与人类学家莫斯联系起来。柄谷行人以“交换样式”重构历史唯物主义,将未来社会设想为互惠的更高层次回归。布鲁德尼在对马克思与罗尔斯的比较中发现了马克思共产主义设想中的互惠要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