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方言单音节动词重叠式比较研究

虽然大部分汉语方言中的单音节动词都普遍存在二次重叠现象,但综合比较语音、语义与语法功能三方面的特点,可以发现,它们其实是同形异构的三种形式:重叠后表示情状、用如状态形容词的VV1;表示动作反复多次,不能单独作谓语,后续成分必须出现的VV2;表示动作时短量小,能单独作谓语,也能带宾语的VV3。

论汉语方言重叠式的语法意义

汉语方言中存在着大量的重叠现象,其中构形重叠式的语法作用主要表现在"显示量",而且不同词类、不同重叠形式所显示的具象量还存在着较大的差别。多样量意义的形成,与基式自身的特征、重叠的形式、重叠式的语音结构、其所处的句法位置等多种因素有关。另外,大量的语言事实证明,重叠式能表示小量语法意义,但它们往往有着一定的形式标记,或用词缀或用语音手段。

论赣方言临川片代词的特点

临川片隶属赣方言,此片指示代词和人称代词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指示代词的类型不仅包括常见的二分法、存在争议的三分法,而且还出现了几乎未见报道的四分法;语音的"感染作用"普遍存在于整片指示代词和人称代词系统中;三身代词单数具有格的变化;指示代词和人称代词之间存在同源关系。

再论汉语方言“动词重叠式+补语”结构

汉语方言中能带补语的动词重叠式与共同语中的动词重叠式是同形异质的两类形式,补语包括结果补语、趋向补语和数量补语等三类。这种结构现在主要分布于江淮官话、闽语、粤语和吴语中,但它应该是古吴语的底层语法结构。

汉语方言量词加缀重叠式“AXA”与主观量

量词"AXA"带缀重叠式是汉语方言中的量词特殊重叠形态,它主要分布于西南官话、江淮官话黄孝片、客家话、赣语、湘语及少数吴语地区。与量词的其他重叠式相比,其语义特点集中表现为具有强烈的主观性,能显示出说话人对量的主观评价,这种"主观量"义甚至可以说是"AXA"式的主导语义。

语言的寻求与本体论的肇兴——从泰勒斯到巴门尼德的哲学内在逻辑演绎

哲学说希腊话 ,早期自然哲学肇始于“水为万物本原”的泰勒斯 (Thales) ,这一世界统一性的追溯尽管脱胎于神话中诸神的谱系 ,但却是人类精神从纷纭的幻想中解放出来的标志 ,确立了思想自身的原则 ,思想的使命就是超越感性实在 ,达至纯粹思维。继泰勒斯之后的自然哲学家的探索都可以说是泰勒斯找寻哲学语言的努力的承续 ,赫拉克利特 (Heraclitus)的万物浑灏流转使得从自然中找寻本原始基的追溯陷入窘境 ,始基不在流变之外 ,流变中无物常驻 ,只能听从一切即一的逻各斯 ,领悟流变。从主体主义哲学的视角来看 ,始基究竟至极实为人所设想的常如本体 ,只不过因为早期哲学还是一种客体形而上学 ,自然主义的素朴性使得哲人们不得不一心一意地凝视着外在的客体世界 ,始基的超自然性和人化性就没于感性具体的物象之中 ,然而 ,究原委竟 ,始基乃是将主观视界中的东西当作客观世界里的自然物使然。正是因为人在始基上有着朦胧的主体性倾向的投射 ,思想也就注定要从感性自然物中超拔出来 ,作为终极存在的始基最后发展到在巴门尼德(Parmenides)哲学中被明确地建立在思维和语言的基础之上 ,本体论由之而滥觞。

黎川方言亲属称谓研究

黎川地处赣西南,其亲属称谓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方言中大多数的称谓其面称与背称相异,且存在大量的特征词。而社会的演变使方言亲属称谓也产生了共变,呈现出一些新的特征。

客家话“K-neg-VP”正反问句的性质和形成机制

“K-neg-VP”正反问句主要见于赣粤交界地带的客家话,K的主要形式有“阿”“还”,由于“阿[a]”“还[xa]”常与否定词“唔[m]”合音为“暗[an]”“咸[xam]”,故该句式包括“阿-neg-VP”“还-neg-VP”和“暗VP”“咸VP”四种类型。本文通过考察汉语史的相关语料和山东方言“是不VP”正反问句的旁证,判断“K-neg-VP”与“可VP”没有类型学上的关系,而是源于中古问句“还VP不VP”的左肯定项删除,删除的动因与疑问句的句法要求以及“还”的语义有关。

论中晚唐悯农诗的形成及其社会历史意义

由于独特的时代背景以及对文学传统的继承,中晚唐时期出现了许多悯农诗人,他们的作品思想内容丰富深刻。大量描写底层农民苦难生活的诗作,对当时以及后世都有巨大影响,因而具有重要的社会历史价值。

汉语方言的“动词重叠式＋补语”结构

闽语和吴语里普遍存在动词重叠式带补语的现象,但看似相同的结构形式其实并不尽相同。与闽语不同,吴语中包含两种不同来源的动词重叠式,它们形式上的相近与长期共存的局面导致方言中表量小的重叠式也能带补语。

论初级汉语课堂教学中的重复输出

语言教学的终极目的是言语交际。在汉语学习的初级阶段，重复输出是避免因遗忘带来的学习低效的一种有效的手段和形式。重复输出是为了更好地巩固旧知，学习新知，为此，教师应设计出多样化的重复输出形式，在重复输出中，让学生更好地理解汉语构词、构句的特点，以及句子内部各组成要素之间的关系。本文将从语音教学、字词认读以及句型练习等三个方面入手论述重复输出。

网络流行语的文化价值取向--基于对“X帝”族新词语的分析

词汇敏感地反映出社会的新变化、新理念。围绕某些中心语素批量化生成的新词语族,成为社会热点问题和人们新价值取向的载体。"X帝"族新词语反映了人们普遍有着期待受到关注的心理、调侃权威和崇尚自主的心理,以及性别区分意识逐渐模糊的价值取向。

莫言高密世界的色彩与声音

莫言笔下的高密世界既具有浓烈的色彩,又充满奇幻的声音。莫言主要从现实与想象两个不同维度建构高密世界的色彩与声音。以红色为主体,以绿、白、黑、紫、黄等为辅的色彩谱系组成了莫言笔下的色彩高密。虚实结合、主客交融是莫言色彩修辞的主要方式。莫言小说中的声音主要来自自然物象、民间音乐和人为声响。色彩与声音在制造视听盛宴的同时,也具有建构文本的叙事功能。莫言小说中的色彩常常超越其本身的视觉效应,具有深化主题、塑造人物、渲染环境的叙事功能。莫言早期小说中的声音多用来表现人物心理、渲染环境氛围、增强语言表现力,后期则已明显超越外在表情达意的符号功能而具有内在结构文本的叙事功能。从初期对声音与色彩的并重,到后来更多关注声音,体现了莫言对声音叙事功能的自觉。

赣东北徽语浮梁三地话的“儿尾”和“儿化”

'儿尾'和'儿化'是词根'儿'在语法化过程中的不同阶段,赣东北浮梁县的经公桥、鹅湖和旧城三地虽属徽语,但在这一语言现象上,却表现出既不同于其他徽语点,也有异于其他方言的特点。本文从语音形式和语义分工两个角度分析了三地话'儿尾'和'儿化'的特点,并探究了其形成原因。

论保护和开发非主流语言文化——方言影视作品热引发的思考

方言和普通话相比,具有非主流性的特点。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多元开放的大文化背景下,以方言为载体的地域文化在文化艺术领域尤其是影视创作领域得到了相当广泛的发展,这与方言在艺术中独特的表现力分不开。但各地区的方言文化在开发上存在着较大的不平衡性,南方某些方言地区如赣、湘、客家等的非主流语言文化并未能获得与其他方言文化相等的话语权,因此,如何开发它们成为本文关注的一个问题。

黎川方言亲属称谓的特点及其文化底蕴

黎川方言亲属称谓系统可分为"父系、母系、夫系、妻系"四大体系,"贺"和"霞"是该方言亲属称谓的特征词,具有鲜明的地域色彩。该方言存在着如此庞杂纷繁的亲属称谓系统,其根源在于中国传统的宗法文化极其强调家庭成员之间的尊卑等级、长幼次序及亲疏、男女之别。

赣语黎川话的将来时间副词“在来”

黎川话副词“在来”是一个以进行体结构形式表达“将来时”语义的单位,它还兼有“预测”情态义,表示对事件将要发生或事态行将进入某情状的推断和预测。将来时间副词“在来”由短语“在+来”语法化而来。“去、到”等趋向动词进入组合框架是促使“在来”语法化的重要因素。

江西上犹(清溪)方言的“V-NEG无-NP”正反问句

江西上犹(清溪)客家话的“V-NEG无-NP”式正反问句中的“无”是具有称代性的否定词,功能类同于普通话的“否”。该句式与普通话的“V-否-NP”正反问句形成机制相同:不是“VP-NEG-VP”式正反问句删略的结果,也不是“V-NP-NEG”式正反问句否定词从句末位移到句中的结果,而是由同源形式的包孕式结构语法化而来。

从亲属称谓语看中国古代婚姻制度

早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美国著名人类学家摩尔根就在其《古代社会》一书中,指出可以从亲属称谓的角度来观察婚姻制度;罗常培(1950)也认为:'民族中的亲属称谓可作为研究初民社会里婚姻制度和家庭制度的佐证。'[1]作为文化活化石的语言。

赣语黎川话中的“得V”和“V得”

赣语黎川话中'得'既可以用在谓词性成分前边,也可以位于后边,但语法性质及语义都有区别;而且不论在前在后,都还可以区分出两类同形异构的结构。这四种结构形式相似,语义上既有联系,也有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