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城镇化视域下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面临的困境与推进策略

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核心是人的城镇化,在此背景下,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为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首要任务,是促进城乡融合带动乡村振兴的重要切点,也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当前,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过程中仍会面临主观认知和客观认同“双重缺乏”、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不健全、城市生存成本压力大与职业技能匮乏等困境。因此,在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中,要以社区为载体提升农业转移人口对城市的归属感和融入度;以政策保障缓和市民化过程的个人成本为导向,优化政府出台的转移支付制度;以培育更高素质更高技能的转移人口为目标,实现培训内容同社会需求相匹配,技能难度同农业转移人口自身素质相平衡,全方位多渠道加快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是当前推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的现实路径。

机关事务“两化融合”的理论基础、现实困境与创新路径

推进机关事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新时代机关事务工作高质量发展的任务,而“两化融合”是实现机关事务治理现代化的关键之举。然而实践中主体地位不明、部门利益分割,地方标准不完善、不切实,数字理念不强、合作参与力度不够等困境阻碍了“两化融合”的纵深发展。通过对温州机关事务“两化融合”地方实践的观察发现,以标准化引领信息化,建设面向信息化的标准体系,以信息化助力标准化,建设面向标准化的信息体系,建立多方协同、联动配合的保障机制,是破除机关事务“两化融合”困境的创新路径。

整体智治理念下县域综合行政执法改革的逻辑基础与规制路径——基于对龙港市“一支队伍管执法”的观察

在全国综合行政执法改革实践中,“一支队伍管执法”主要集中在乡镇(街道)层级,县域“一支队伍管执法”是龙港市推进新型城镇化综合改革探索的创新实践。龙港市综合行政执法改革遵循“不建机构建机制,不增层级增协同”的原则,遵循条块协同、整体智治理念,将专业化、数字化、科学化嵌入改革全过程,使法治、协同、效能、服务为民等价值属性统一于县域行政执法领域,形成独具特色的“市直管社区”综合行政执法地方实践。整体智治作为政府数字化转型背景下基层治理模式的创新实践,其核心逻辑表现为将制度和技术嵌入治理过程,重置治理结构、重整治理资源、提升治理质效。构建综合行政执法整体智治的治理机制,通过“执法队伍—执法手段—执法程序—执法监督”全过程闭环、多维度规制路径,能够有效破解当前县域“一支队伍管执法”在执法理念、体系构建、体制重整、规范配套及队伍能力尚存短板的难题,保障县域综合行政执法改革成效。

“制度——技术——效能”视角下人大基层单元数字化改革的困境与优化路径

人大基层单元制度是面向数字社会的人大代表联络站的迭代升级,是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关键步骤,其核心要义在于联系与治理的双重功能,与数字社会分布互动的数字联系和开放参与、智能高效的数字治理相契合。研究发现,温州市人大基层单元的数字化改革实践,通过搭建数字联系的基层架构,代表的履职能力与工作效能得到大幅提升的同时,人大基层单元数字化改革仍面临与群众联系的覆盖度、精准度和可信度不够,民主协商和民主监督的场景化应用欠缺,数据赋能作用不明显等困境。从“制度—技术—效能”互嵌与赋能视角,提出优化民主协商与民主监督的场景化应用,运用智慧大脑和数据分析赋能人大工作,进一步丰富拓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有效提升基层治理效能。

公权力监督视野下推动亲清政商关系构建的逻辑与对策

亲清新型政商关系明晰了政商交往的边界与尺度。研究发现,通过政商交往清单指引、规范监督制约机制、搭建政商交往平台,政企双向发力,强化对权力运行全过程的监督制约,政商关系得到显著净化。公权力监督视野下要厘清亲清政商关系构建的内在机理和逻辑,明确“政”“商”两个层面的主体责任,规范公权力的运行程序,完善公权力的法律规范体系;同时,理顺政府与市场关系,培育企业家精神,强化廉洁从业的企业内控机制,是构建“教育、制度、监督、惩处”并重的防腐机制的有效路径。

新乡贤参与基层协商民主助推乡村共同富裕的时代意蕴与实践路径

新乡贤作为新时代基层协商民主的实践主体,通过参与乡村公共事务、公益慈善事业、基层建言献策等方式融入乡村治理体系,具有深厚的历史底蕴和时代意蕴,成为推动基层治理现代化、助乡兴促共富的重要力量。温州新乡贤工作遵循“不建机构建机制”的原则,通过“选举+协商”模式彰显出“乡贤型”村干部的鲜明特色,与乡村软治理强调多元治理主体协同共治相契合,形成丰富的新乡贤助力共同富裕的地方实践经验。由于新乡贤“局外人”身份标签,乡贤组织与村“两委”的职能定位模糊,在共富路上新乡贤作用发挥渠道有限。通过“搭建组织平台—拓展社会资本—长效保障机制”模式,化解新乡贤群体的身份界定和体制认同难题,为新乡贤深度参与基层协商民主提供实践路径。

管党治党的规矩意识: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的价值意蕴

在建党百年的历史上,中国共产党在管党治党、从严治党长期实践中形成了诸多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突出表现为讲政治、坚持批评和自我批评、坚持实事求是、求真务实、“八坚持与八反对”等等。将党的这些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纳入党内规矩范畴,是对先进政党的自我规范意识的传承与发展,也是中国共产党政党建设的一大理论创新。新时代在全面从严治党视域下,以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为规矩导向,以坚持理想信念与党的领导为基本原则,以坚持党性与人民性的统一为基本方向,以加强党的制度建设、保障优良传统和惯例传承为长期目标,成为管党治党新起点上传承和发展党的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的基本经验和历史遵循。

乡村振兴视域下新乡贤推进乡村软治理的路径研究

治理有效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基础。近年来城镇化进程的迅猛推进,加速了传统村落的衰败和乡土文化的消逝,带来了乡村社会发展变迁中的治理困境,使得与传统直接管控的硬治理模式不同的间接嵌入的乡村软治理进入了现实语境,而注重文化重建的新乡贤在一定程度上契合了乡村软治理主体多元化的需要。从乡贤回归的现实背景及其所蕴含的治理逻辑可以发现,内生于乡土社会的新乡贤在获得村民认同的基础上嵌入既有治理结构,有利于纾解乡村治理困境。但在推进乡村软治理的过程中,要规避通过政策特殊化来达到'培育'新乡贤的不当举措,避免简单硬性地将新乡贤作为上级政策和价值观念的传声筒,避免脱离实际的'一刀切'和过度理想化行为。

农民的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原因分析及对策

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是一场利益的重新调整,一些隐藏着林权矛盾的村庄在改革后出现了农民上访和群体性事件等大量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现象,对农村社会稳定造成消极影响。文章以闽西北J县为主要研究个案,剖析了体制内常规救济渠道不畅导致失山农民抗议性参与和暴力参与,提出构建畅通的利益表达渠道和有效的利益均衡机制,在制度安排视角上增强政治合法性。

我国乡村治理模式的变迁、困境与内生权威嵌入的新乡贤治理

进入后农业税时代,我国乡村治理由间接治理模式向直接治理模式转变,乡村基层组织的财政基础、治理方式和权力结构以及治理运行逻辑都发生了结构性的转变,整个国家政权"悬浮"于乡村社会之上,乡镇财政空壳化倒逼下的基层政府几乎完全丧失治理功能,国家与农民之间的联系日渐疏远,传统地方权威在乡村治理中面临着失效和失语。而乡村自身的内生秩序控制力量离不开乡村精英力量的形成与推动,当前非体制精英的崛起成为村庄权力结构变迁显著的特点,乡村社会的精英政治从一元政治精英向多元精英治理转变。重塑乡村精英的"新乡贤治理"模式,能够有效缓解后农业税时代直接治理模式下的治理困境。

对环境工程专业的水污染控制方向毕业设计指导工作的探讨

文章就怎样指导环境工程专业的水污染控制方向毕业设计 ,提出了一些看法。从毕业设计的前期准备、设计指导、资料和制度的保证三个方面对如何搞好环境工程专业的水污染控制方向毕业设计进行了探讨。

农村与区域发展方向课程设置的思考——以浙江海洋学院为例

以浙江海洋学院为例,分析该校农业推广硕士农村区域发展领域课程体系设置的模式与特点,着重分析存在的问题,试图对各农业院校如何克服自身局限,如何搞好特色专业建设方面有所探索,并提出科学的合理化建议。

“理念—制度—技术”视角下乡村治理数字化转型的逻辑与机制——以德清县“一图感知五四”数字化平台为例

乡村治理数字化是数字化技术与乡村治理相结合的一种新型治理模式。以浙江德清县“一图感知五四”数字化平台为例,考察其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的发展进路,与“理念—制度—技术”互嵌和赋能的逻辑相契合,有效推动乡村治理思维、治理主体、治理手段和治理绩效转型。但从整体上看,当前乡村治理数字化转型仍面临数字化硬件设施扩建与软性治理能力不足的矛盾、数据治理思维与人本治理思维间的张力,以及信息互通共享与安全规范间的冲突等多重因素制约。因此,强化数字化治理理念,打造乡村治理数字化建设平台,通过技术赋能重点解决转型过程中发展失衡、信息安全以及数字鸿沟等问题,为进一步推动基层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工程提质增效。

专业学位研究生“政产学研”合作培养模式探究——以浙江海洋学院农村与区域发展专业为例

浙江海洋学院农村与区域发展专业以"政产学研"合作人才培养模式,经过实践探索,还存在合作途径单一、合作培养规模不大、合作领域狭窄等问题,致使人才培养目标与现实需求对接出现问题。建议地方政府要加大对专业硕士合作培养的支持力度,学校应广泛吸纳社会资源,创建新型培养基地。

我国乡村治理中的“国家-社会”关系分析——以象山县“村民说事”为例

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迁与发展深刻影响着国家和社会的治理体制与治理结构,新中国成立迄今我国农村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经历了“一体同构”、“有限分离”到“有机互动”的媲变历程。转型期,我国农村国家与社会关系呈现出复杂的博弈、互构多种形态,要求我们立足于当前社会发展现实对国家-社会关系发展做出新的解释。梳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发展脉络和逻辑演变路径,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考察放置在具体的“过程-事件”场域中,引入象山县的“村民说事”乡村治理创新机制,分析我国地方治理中“国家-社会”框架下良性互动相互增权模式,是未来我国农村国家与社会互动的方式形态和发展趋势。

乡村振兴的底线秩序:农民“抗争”的发生、特征和治理

农民抗争政治一直是农村政治的"隐藏的文本",有关农民抗争的研究范式叠出。众多范式并非单线的学术进化史,而是因研究焦点、价值预设、分析方法和研究路径等不同而产生的范式"众生相"。通过农民抗争研究中对抗争策略的关注,回归到对农民抗争的发生和农民群体行为特征的研究。近代以来,地方权威与地方社会形成了一个"利益分离结构",特别随着国家资源的输入,地方权威与地方体(1)之间的利益分离越加明显,甚至出现了地方政府与地方势力的结盟。在现代化的今天,传统农村生产方式的转变使农村劳动力的经济生产活动脱离了地方体,形成了数量众多的离散家庭,进而影响到乡土地方权威的再生产。两种结构性的变迁决定了农民抗争的发生和抗争路径,使新时期农民抗争呈现出新特征:话语权影响力的缺失将进一步降低农民抗争的底线和增加集体行动的成本,冲突抗争发生的可能性降低;但冲突性的农民抗争一旦发生,传统地方权威在治理农民抗争上面临着失效和失语,外出农村精英将用更强的话语权影响力来引导农民抗争,新的抗争形态具有不可协调性和持续性;政府对农民抗争的传统治理术将失去操作空间,对农民抗争的治理成本会越来越高。对农民"抗争"的治理,是乡村振兴的底线秩序。

中西古代哲学中和谐思想比较

在对中西古代哲学中"和谐"的相关要素有所界定的基础上,解读中西古代哲学中有代表性的和谐思想,结合目前和谐社会建设进程中精神文明建设,传统哲学智慧再利用,以及管理、文化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几大重要领域的实际情况,提出要秉承有利于继承的目标去解读中西古代哲学中的和谐思想,坚持"中西合璧,批判继承"的核心原则,阐述继承中西古代哲学中的和谐智慧具体路径,对当前我国在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的诸多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

新时代以城乡融合促进乡村振兴:目标、难点与路径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发生重要转变,最突出的表现是城乡发展不平衡,农村发展不充分,这是制约农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因素。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强大使命下,乡村振兴成为新时代乡村发展的新动力。以城乡融合实现互利共赢是乡村振兴战略的基本要求,是解决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突破点。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温州的城乡融合状况在全国具有特殊性和典型性。温州的城乡融合要面对相对发达的城市和相对落后的农村,打破城乡二元分割壁垒,逐步实现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和优化组合,促使城乡经济社会生活协调发展,缩小城乡之间的基本差别,最终目标是以城乡融合促进乡村振兴。达成这一目标的难点在于消除城乡间制度性障碍,突破点是深入推进"三权分置"改革,宅基地制度改革等,打通温州城乡要素市场,使土地、资本、劳动力等要素形成对流,建立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着力促进乡村振兴战略实现。

女性在公共领域“缺席”的政治哲学探源

西方政治理论一直是忽略妇女的。女性的权利、价值、要求和愿望,自从文明社会出现劳动分工以来,就一直受到不同程度的忽视、轻视,甚至有意识地压制。西方系统的政治理论、思想的主流,在这些方面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文章从女权主义的视角追溯从古希腊时期起的西方政治思想史中女性在公共领域缺席的状况,试图进一步探究女性被边缘化的理论渊源。

结构耦合:以基层党建创新引领社会管理创新

在当前中国基层社会管理主体多元化的背景下,把握好基层党组织在多元社会治理主体中的角色定位、准确定位基层党建与社会管理创新的关系,对于和谐社会管理体系的形成至关重要。文章梳理了建国后至今基层党建在社会管理中角色地位的历史演变过程,提出了新形势下以基层党建创新引领社会管理创新的模式,实现社会管理创新与党执政理念创新的结构耦合,形成基层党组织和各类政治、社会资源有机整合的基层党建和社会管理新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