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背景下人民币国际化对中国OFDI的影响研究——基于SVAR模型的实证检验

本文采用SVAR模型对我国2010年4月~2017年6月宏观月度数据进行实证研究,探讨人民币国际化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人民币国际化对中国OFDI具有正向促进作用,是中国OFDI快速发展的重要驱动力。控制变量中的出口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也对中国OFDI具有正向促进作用,而社会融资能力和进口贸易对中国OFDI产生了一定的"挤出效应",阻碍了中国OFDI的发展。为促进人民币国际化和中国资本"走出去"的顺利推进,我们应该采取如下措施:抓住"一带一路"建设的良好契机,积极稳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充分发挥丝路基金、亚投行和金砖国家银行的作用,积极推动优先使用人民币进行投融资;鼓励中国企业采用人民币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有效防范汇率波动风险;推进国内金融深化改革,完善和发展现代金融市场。

“一带一路”建设与中国出口效率提升——基于面板数据随机前沿引力模型的实证研究

"一带一路"是深化改革开放、谋求共同发展的重大战略,国际贸易是重要的桥梁和纽带。本文采用基于面板数据随机前沿引力模型,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实证分析,实证结果表明,GDP、总人口、中国对外投资、中国从各国进口、是否签订自由贸易协定、是否陆地接壤等指标均对中国出口产生正向效应,距离对中国出口产生负向效应。我们应该加快贸易通道建设,稳步推进"设施联通";适当扩大对沿线国家的进口,发挥引领带动作用;积极参与自由贸易区谈判,提升双边贸易深度;加大对沿线国家的投资与开发,加强"政策沟通"。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东道国技术进步的关系检验——基于“一带一路”沿线21国研究

采用DEA-Malmquist指数法测算了"一带一路"沿线21个样本国全要素生产率,在此基础上构建面板Tobit模型,分析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东道国技术进步之间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中国在沿线发达样本国的直接投资对东道国技术进步存在一定正向效应,中国资本的进入盘活了东道国技术创新能力,有效提升了各国的技术水平;中国对全部21个样本国和发展中样本国的直接投资产生的技术溢出与各国研发投入共同对各国技术进步产生了正向效应。为增进沿线各国的共同福祉,应该对沿线各国实施差异化的对外投资策略,采取多元化投资方式,与此同时沿线各国要加强技术吸收能力建设。

中国对东盟10国直接投资效率及影响因素研究

东盟国家是中国的近邻,中国对东盟国家的直接投资规模不断增长、投资深度不断加强,但同时也面临诸如投资效率不高、区位分布不平衡等一系列问题。本研究采用2005—2016年度数据,构建了中国对东盟国家直接投资随机前沿引力模型,实证分析了中国对东盟国家直接投资效率的重要影响因素,实证结果表明:东道国的市场规模、经济发展水平、贸易开放度、法律制度和政府效率等指标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效率存在正效应,促进了中国投资效率提升,而距离、东道国稳定程度、东道国民主自由等指标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效率存在负效应,对中国投资效率提升产生了阻碍作用。为促进我国对东盟国家投资的健康持续发展,我们应该:(1)加强与东盟国家的国际产能合作;(2)有效利用多双边合作机制,与东盟国家相向而行;(3)增强我国企业的风险防控意识,提高我国对外投资抗风险能力;(4)促进对东盟国家直接投资的多元化发展。

出口和FDI对钢铁行业技术效率的影响——基于随机前沿面板数据模型的分析

为缓解我国钢铁行业面临的困境,提升我国钢铁行业的竞争力,我们运用基于对数型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随机前沿面板数据模型,测算了我国各省市钢铁行业2004~2012年技术效率,进一步分析了出口和FDI对技术效率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出口和FDI对我国钢铁行业的技术效率产生了积极作用,均存在正向的技术溢出效应。为促进钢铁行业的持续健康发展,应该制定钢铁行业发展规划、规范钢铁企业生产;积极开拓海外市场,扩大钢材产品出口;积极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注重对先进技术的引进。

人民币国际化对中国OFDI的影响研究——基于“一带一路”沿线37国实证检验

文章重点着眼于人民币国际计价和支付功能,构建了加权指数测度人民币国际化水平,并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对2009—2017年度宏观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探讨人民币国际化对中国OFDI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人民币国际化对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具有显著促进作用,是中国OFDI的重要驱动力,控制变量中的东道国人口、东道国GDP发展速度也对中国OFDI具有正向效应,中国OFDI的市场寻求动机明显,受运输成本的影响,中国与东道国的经济距离对中国OFDI存在抑制作用。为进一步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促使中国资本在沿线国家的健康可持续流动,我们应该采取以下措施:积极稳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继续深化国内金融市场改革,有效利用“深港通”和“沪港通”促进人民币国际化;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融资机制合作。

技术性贸易壁垒对中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影响研究--基于45国数据的实证分析

文章构建了中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影响因素模型,探讨技术性贸易壁垒对中国高技术产品出口的影响,发现技术性贸易壁垒对中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存在负向效应,阻碍了我国高技术产品的出口,但由于“倒逼机制”的存在,技术性贸易壁垒的滞后项对中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存在正向效应,但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影响在不同分组模型之间存在较大差异。为促进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的持续健康发展,有效防范技术性贸易壁垒带来的冲击,文章提出应该加强对各国TBT的研究,全面掌握各国TBT设置动态;不断提升我国产品的技术水平,构建与完善中国行业技术标准;继续坚持伙伴关系建设,不断扩大双边与多边合作。

“16+1”合作机制下中国对中东欧国家直接投资影响因素研究

2011年中国与中东欧16国开启了“16+1”合作的序幕,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得到了中东欧国家的积极响应,我国对中东欧国家的直接投资取得了长足进步。文章基于世界银行发布的世界发展指标数据,研究中国对中东欧16国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实证结果显示双边关系往来对中国投资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中国对中东欧国家的直接投资具有明显市场寻求特征,东道国GDP、劳动力数量和贸易依存度促进了中国投资的发展,但东道国固定资产投资对来自中国的投资存在“挤出”效应,创办企业天数这个反映政府效率的负指标阻碍了中国OFDI的进入。为进一步增进中国与中东欧各国的共同福祉,促进中国在中东欧各国投资的快速健康发展,应加强与中东欧16国的多双边合作;不断提升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加强投前环境评估和投后运营跟踪管理,有效防范投资风险。

国际金融风险对中国OFDI影响研究——基于“一带一路”沿线56国实证分析

文章利用PRS发布的ICRG中“一带一路”沿线56国的国家金融风险数据,探讨国际金融风险对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国际金融风险各因素对中国OFDI存在显著影响,但影响方式存在较大差异。具体而言,东道国债务偿还能力对中国OFDI具有显著正向效应,汇率稳定度和外债占GDP的比例对中国OFDI具有显著负向效应,经常账户余额占总出口百分比在不同模型间存在显著差异,我国对沿线国家的投资存在明显的“逆向选择”现象,面临的国际金融风险较高。为有效防范对外直接投资面临的国际金融风险,应继续深化国内金融改革开放,增强国际金融风险应对能力;加强事前、事中和事后投资监管,提升跨国企业金融风险防控水平;积极推动区域金融合作,共同应对国际金融风险冲击。

RCEP成员国贸易便利化对中国出口贸易的影响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签署实施,是区域经济合作重要进展,RCEP成员国持续享惠红利备受关注。基于2011-2019年RCEP成员国数据,构建评价指标体系测度贸易便利化水平,并进一步探讨RCEP成员国贸易便利化对中国出口贸易的影响。结果表明:贸易便利化对中国出口贸易存在显著促进作用,但各分项一级指标对中国出口贸易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其中海关和边境管理的贸易促进作用最为突出,且RCEP各成员国的贸易便利化水平差异明显,很多国家亟待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对此,RCEP成员国区域合作有待深化。

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中国跨国投资面临的挑战和应对策略

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严重冲击了世界经济,导致世界经济出现了严重衰退,2020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同比下降幅度高达42%。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中国跨国投资面临一系列挑战,疫情防控严重限制了国际人员流动,对东道国经济和投资造成严重冲击,西方国家以疫情溯源为借口掀起一波反华浪潮,各国不断加强对跨国投资的审查和限制力度,后疫情时代,跨国企业将更多考虑分散化生产以降低风险,可能引发全球产业链布局调整。为有效对冲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不利影响,提升中国跨国投资质量,实现对外开放高质量发展,我们应该采取以下应对策略:(1)继续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有效防范疫情大幅反弹;(2)加强中国对外投资法律体系建设,积极应对海外投资安全审查;(3)增强对外投资的风险意识,不断提升企业抗风险能力;(4)进一步扩大中国对外开放,推进多双边合作机制建设。

基于面板协整的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

采用面板协整方法对我国18个省市进出口贸易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我国进出口贸易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稳定的面板协整关系,进出口对我国经济增长起很大的促进作用。

北京市出口、消费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

本文主要依据北京市1979-2005年度数据,采用协整理论以及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方法,对北京市出口、消费与GDP增长的内在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实证结果表明,北京市出口、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稳定的协整关系.北京市出口是北京市经济增长和消费的Granger成因,但北京市经济增长和消费不是北京市出口的Granger成因;北京市消费是北京市经济增长的Granger成因,但北京市经济增长不是北京市消费的Granger成因.

后疫情时代北京企业海外投资面临的挑战和对策

中国企业“走出去”的过程中,驻京央企和北京市属企业一直发挥引领和示范效应,北京对外直接投资稳步发展,投资规模不断扩大、国别区域分布趋于多元化。但北京跨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仍然不够强,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新冠肺炎疫情的双重冲击下,北京跨国企业面临地缘政治风险、宏观经济风险、大国博弈和文化差异等一系列风险和挑战。为推动北京企业海外投资高质量发展,需继续扩大对内和对外双向开放,不断推进多双边国际合作;抓住新科技革命机遇,联合攻关“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抓住全球产业链调整时机,持续向产业链高端攀升;继续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有效防范新冠肺炎疫情大幅反弹。

纺织品出口与纺织工业增长的协整关系研究

纺织工业在西方工业发达国家属于夕阳产业,中国的纺织业也面临产业结构升级的紧迫任务,但纺织业作为劳动密集型产业对于缓解中国日益严峻的就业压力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纺织品出口与纺织工业经济增长之间是否存在稳定的关系,是值得关注的一个大问题。根据协整理论,利用中国1985-2004年的年度经济数据对中国纺织品出口贸易和纺织工业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实证结果表明:纺织工业经济增长和中国纺织品出口贸易存在着比较稳定的协整关系,但是二者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这主要是由于我国的纺织业的内需影响因素很大。

纺织行业经济增长、出口和内需关系的实证分析

中国纺织行业的经济增长、纺织品出口与纺织品国内需求三个时间序列经过平稳性检验发现,三者都存在一阶单位根为不稳定序列,再经过进一步检验发现,三个序列之间有且仅有一个协整关系,由此建立误差修正模型以研究其长期关系。通过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发现,国内需求是纺织品出口的格兰杰成因,纺织行业经济增长是国内需求的格兰杰成因,纺织行业经济增长又是纺织品出口的格兰杰成因。因此,要实现纺织行业经济持续稳定增长,既需要培育国内纺织品消费市场,又亟需培育自己的品牌和在国际市场建立纺织品销售终端。

能源统计、能源平衡表和能源账户的差异探讨

能源统计、能源平衡表和能源账户三者之间既存在区别又存在联系。文章主要对三者之间的差异进行了分析,对桥接表这一沟通能源平衡表和能源账户的桥梁和纽带进行了阐述,通过桥接表可以展示能源平衡表和能源账户之间的整体差异。

基于我国纺织品出口问题的再思考

2005年1月1日对于纺织业来说值得纪念,从这一天起根据WTO乌拉圭协议中的《纺织品与服装协议》(Agreement On Textiles and Clothing,简称《ATC协议》),WTO各成员国应全部解除对纺织品进口的配额限制,实现纺织品贸易一体化,国际纺织品贸易管理进入了“后配额时代”。但从我国2005年全年纺织品出口运行情况看,出口并没有像预想的那样乐观:纺织品出口在受国外不断增加障碍的同时,自身也有许多需要反省和亟待解决的问题。

国内外农业支持总量比较及中国农业支持展望研究

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分类为基础,对中美欧日及巴西5个国家(地区)农业支持总量及结构变化进行了比较分析:1995—2015年,中巴TSE及%TSE增速远超美欧日,特别是2011年以后中国两项指标绝对值也远超美欧日;发达国家(地区)农业人均TSE普遍高于中巴两国,且仍平稳增长,但增速低于中巴两国。整体上,农业支持总量及结构变化呈现出一定规律性:纵向看,TSE绝对值增长,%TSE呈下降态势,农业人均TSE上升;横向看,各国(地区)PSE占农场总收入比重、CSE占消费支出比重及GSSE占TSE比重与各国(地区)农业生产规模化水平、国民经济发展水平负相关;此外,价格支持对农业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并保持基本稳定。最后,在分析新形势下中国农业支持政策影响因素的基础上,对未来中国农业支持政策走势进行了展望。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农业补贴制度效率提升的研究

农业补贴是各国为促进农业健康持续发展而采用的政策工具,其效果受农业生产特点和宏观经济环境的双重影响。研究从影响农业补贴制度运行及其效率的宏观环境因素出发,分析了新型城镇化战略的实施对农业及其补贴政策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中国农业补贴制度的目标选择,明确了补贴政策工具选择的具体思路,最后提出了中国农业补贴制度效率提升的具体路径和保障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