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顺收入分配关系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关注民生问题，并采取切实措施改善民生，进而实现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应当成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普遍价值追求和衡量和谐社会发展状态的核心指标。因此，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应当高度重视收入分配问题，将分配财富摆到与创造财富同等重要的位置，多管齐下地理顺收入分配关系：首先，应尽快建立合理、公平、共享的收入分配原则；其次，应尽快提高劳动者收入在GDP中的比重，促使初次分配不公趋向合理化；第三，应尽快创造便利条件和确立相应的财政与优惠税制，引导第三次分配，扶持社会慈善公益事业快速发展；第四，应尽快强化再分配手段，

政府提供公共服务应该建立成本概念和质量概念

当下政府改革的目标是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而这就意味着，政府与公民之间的关系是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政府向公民提供公共服务，公民向政府缴纳税收。从经济学角度看，税收也就是公民购买政府服务的价格。这就决定了公共服务跟所有服务业一样，也应该建立成本概念和质量概念，也应该建立成本约束机制和品质控制机制。以这样的原则来考察，政府机构就不只是存在节能工作不理想，人均能耗偏高的问题，应该说政府管理的总体成本都不乏下降空间。一方面是人均成本偏高。尽管公务员薪酬并不很高，车费、招待费等公务消费却一直居高不下。另一方面是从头过多。

执政党权力边界应设定在哪里

健全的法制社会，不存在不承担责任的权力，反过来说，没有无限的责任，也就不存在没有边界的权力。从“执政”的角度来看，执政党权力的边界是很明显的：—是权力止于法律的规定（事实上中国共产党对此已经有了一些规定，如上世纪八十年代曾规定，党委不再审批或改变人大的选举结果，这就是对权力的规定）；二是止于党组织所不能承担的责任，如一些造成重大损失的决策，原本应由人大决策而不是党内决策。界定权力的边界，同时也是党的功能定位的问题。这种定位应注意以下几点：—是党的功能不是上下—般相的，中央层面和地方、基层的权力边界也应有不同；二是这种界定不仅仅是党章的界定，还要有国家法律的界定；三是党在国家机构、经济组织、文化组织中，

高度集权与缺乏监督已使县委书记岗位成为腐败重灾区

权力和责任应该是——对应的，当下级或同级干部的切身利益为一把手掌握时，他们不可能行使真正意义上的监督。要他们担负起监督—把手的责任，未免有些不切实际。与其说潜规则掏空了监督机制，不如说缺乏独立的监督机制造成了潜规则的流行。高度集权的后果就是县委书记成了县上的土皇帝，在其所辖范围内找不到可以制约他的力量。在这样的体制之下，—把手的堕落会直接导致整个政治生态系统的恶化。干部们会把这个县看作县委书记个人的天下，好一点的会抱着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坏一点的就主动参与到买官卖官的潜规则之中了。

“和谐社会”需要解决三大矛盾

高速发展给中国社会内部累积了巨大的结构性矛盾。而这其中，教育、医疗、住房三个领域成为了社会矛盾聚集点：首先，在教育方面，根据上海社科院的一名研究员对本地徐汇区的一个横向调查显示，现阶段城市抚养一个孩子成年的成本已高达49万元，而其中教育费用高达23万元。在高昂的教育费用压力下，每年都有不少农村学生考上大学而因为学费太贵被迫辍学的案例发生；其次，在医疗方面，医疗费用每年以百分比两位数的速度上升，看个感冒花费几百元的事例已经不是个别现象。卫生部警告说，已有46％的民众经常处于有病不去医院的状态。第三，在住房方面，从2000年来，

豪赌背后是腐败

舒昕在《社会导刊》2005年第2期撰文提出，干部赌博不仅危害了干部队伍，而且对社会有相当负面的社会示范效用在国际上也造成了相当的恶劣影响。据报道，在过去5年，至少有400名中国大陆官员或国有企业领导，在澳门赌场栽到，他们所输的钱，少则10多万元，多则上亿元，都来自公款。从近年有关部门所查处的案件来看，干部赌博与贪污受贿等腐败案件结合的越来越紧密，

引导公民理性有序表达意愿

汤啸天在2005年第3期《社会观察》撰文认为，国家设立信访制度的本意在于使得社情民意能够顺畅地表达，使政府能够更好地为民造福，而不是解决具体问题。所以，信访制度的改革应立足于规范行政行为，引导公民理性合法地表达意愿。信访工作在整体上属于事后的行政救济，如果有大批群众长期、持续地就某一方面的问题进行信访，一定是公权力的不作为或滥用作为侵害了群众利益，因此，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就是依法行政。如果把信访机关设想为无所不能的“大抹布”，而无数个“笼头”在时刻不停地“跑冒滴潺”，那么，无论再给信访机构增加多少编制，也只能是消极应付。

长期贫困状态下人格意识心理的十四种表现

宋圭武在2005年第1期《调研世界》撰文，归纳了长期贫困状态下必然会促生的十四种人格意识心理：第一，严酷的生存条件增大了贫困者的压力意识和危机意识，而压力意识和危机意识又诱致了贫困者极强的竞争意识；第二，在产品分配上将更倾向于平均主义；第三，偏好闲暇是贫困状态下人们的一种理性选择；第四，重物质，轻精神；第五，由于对自然的索取效率极低，将会促生贫困者更加注重对人的“索取”心态，以增加自身的效用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