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2020年重庆市土地利用变化及景观生态风险评价

基于重庆市2000、2010、2020年的土地利用数据,分析其土地利用动态变化特征,并利用景观脆弱度指数和景观格局指数建立生态风险评价模型,对生态风险时空变化特征进行评价。结果表明,2000—2020年,重庆市主要土地利用类型为耕地、林地;人造地表、林地、水体面积不断增加,耕地、草地、灌木地、湿地面积不断减少,其中,人造地表面积明显增加,且主要来自耕地;重庆市各时期景观生态风险在空间上呈正向集聚效应,高-高集聚区呈减少趋势;重庆市以中生态风险区、较低生态风险区为主,整体生态风险逐渐减弱。需针对不同生态风险区,采取差异化的土地利用措施。

基于最大熵模型的青海祁连山雪豹生境适宜性评价

近年来,各种人为和自然因素导致了青海祁连山山区局部出现了严重的生态破坏,加剧了祁连山雪豹生境的退化,如何有效地对雪豹生境进行适宜性评价是恢复和改善祁连山生态环境的重要途径。本研究基于3S技术,在青海祁连山雪豹分布区利用红外相机监测、日常巡护监测以及雪豹粪便、脚印等痕迹获得其分布点数据并综合考虑气候、地形、植被、人为干扰等关键环境变量,运用MAXENT模型对青海祁连山区域雪豹生境适宜性进行分析评价。研究结果表明:岩羊密度、降雨和海拔是影响雪豹生境选择的关键因子,适宜生境总面积为13935.98 km^(2),占研究区域的37%,而大约48%的适宜生境分布在保护区外。现有功能区下雪豹保护的关键区域为位于保护区中部及西北部区域的祁连山中段疏勒南山-托勒南山区域,另有部分最适宜区位于保护区管辖范围之外的祁连县北部的沙龙滩管护站、托勒河源管护站及瓦乎斯管护站所在区域。

祁连山国家公园牧民对雪豹(Panthera Unica)保护的态度认知及其影响因素

祁连山地区是中国乃至全球雪豹(Panthera Unica)分布最集中、种群密度最高的地区之一,该地区的雪豹科学保护对于全球雪豹种群具有重要意义。了解祁连山国家公园牧民对雪豹保护的态度认知、探究影响牧民对雪豹保护态度的主要因素,对于保护国家公园生态系统的原真性、促进人与野生动物和谐共处具有重要意义。基于半结构式访谈对祁连山国家公园牧民进行了随机抽样调查,结果表明:(1)受访者认为狼(n=34,91.89%)和雪豹(n=16,43.24%)是最重要的两种致害野生动物;(2)所有受访者对雪豹保护均持积极态度;(3)受访者认为野生动物捕杀(n=14,50.00%)和草场退化(n=9,32.14%)是家畜面临的两大威胁因素;(4)“雪豹捕杀家畜”和“为家畜购买商业保险”是影响牧民对雪豹保护态度的关键因素(P<0.05)。为促进人与野生动物长期共存,需要各级政府以国家公园体制建设为契机,进一步加强科学研究,制定更加科学合理的野生动物保护与管理措施。

评估不同尺度下农牧地对滇金丝猴景观连接度的影响

基于图论法原理,综合最小费用距离和猴群的最小家域,建立了滇金丝猴栖息地的潜在扩散廊道及廊道缓冲区。在此区域内,根据遗传距离与栖息地连接最小费用距离的相关性,确定了5个不同管理单元间猴群可能扩散的阈值,并根据此阈值计算获得可能连通性指数(PC)去评估不同尺度下农牧地对滇金丝猴栖息地景观连接度的影响。结果表明:在距离为2.15km的廊道缓冲区范围内,5个不同管理单元间猴群可能扩散的最小费用距离阈值为1600,在两个斑块之间的费用距离小于或等于1600时,两个斑块能够连接,猴群可能在这两个斑块进行扩散,超过费用距离1600时,两个斑块不再连接,即猴群在这两个斑块间不会扩散。景观尺度下,PC指数逐渐增加,意味着未来4种不同的农牧地改善情景(C1,C2,C3,C4)都将促进景观连接度的增加;在斑块尺度下,通过确定出的最佳距离阈值,将整个研究区域分成不同的组分,小于或等于阈值的相邻斑块被划分在同一个组分中,大于阈值则不在一个组分中,研究区域中的5个不同管理单元间的猴群被划分在3个不同的组分中,情景C1,C2中组分数量没有变化,意味着连接度没有发生改变,但在情景C3,C4中,组分数量减少,并与相邻的组分融为一个组分,意味着连接度发生改变,滇金丝猴的活动范围扩大,更有利于猴群的基因交流。研究结果将为滇金丝猴栖息地的保护、未来廊道的恢复建设提供科学依据,同时也能为类似的研究提供方法上的参考。

三江源国家公园长江源园区人熊冲突现状与牧民态度认知研究

大型哺乳动物肇事导致人类与野生动物之间的关系恶化,报复性猎杀严重威胁到野生动物的生存。三江源国家公园内人熊冲突问题严重,棕熊肇事不断突破了当地牧民的容忍度,严重影响其保护的积极性,了解人熊冲突现状和牧民态度认知对于制定和实施有效的防熊措施至关重要。通过分析2014年1月—2017年12月三江源国家公园长江源园区内上报的296起棕熊肇事案件,同时结合半结构式访谈法对71户牧民进行访谈,以期了解该地区人熊冲突现状和牧民对棕熊的态度认知。研究结果表明:(1)棕熊主要肇事类型为入侵房屋,同时也捕食少量牲畜,以绵羊和山羊为主;(2)每年6—8月为人熊冲突高发期,8—10月为案件上报高峰期;(3)年纪较小和经历过棕熊肇事的受访者对棕熊的态度更为消极;(4)多数受访者认为过去10年里棕熊种群数量有所增加,其主要原因是新枪支政策的执行;(5)大部分受访者在防熊措施选择偏好上较为保守,认为修筑水泥墙和找人看守是保护财产最有效的两种途径。建议地方政府完善当前野生动物肇事补偿制度,促进利益相关者参与人熊冲突管理过程;提升电围栏防控技术,选择合适地点建立棕熊补饲站;为了保护人身安全,允许牧民在一定范围内合法使用防熊喷雾;未来应加强牧民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与棕熊行为之间关系的研究。

人熊冲突缓解措施研究进展——以三江源国家公园为例

人与熊科动物之间的冲突已成为亚洲、欧洲和美洲地区的一个普遍问题,科学有效的人熊冲突管控措施有助于人熊共存机制的建立。目前,全球范围内肇事熊科动物涉及7种,分别为棕熊、亚洲黑熊、美洲黑熊、北极熊、马来熊、懒熊和眼镜熊。肇事类型主要包括伤人、捕食牲畜、入侵房屋、损害庄稼、袭击蜂箱以及翻食垃圾。引发人熊冲突的原因与人类活动范围扩大、熊科动物种群数量上升、熊科动物生境质量下降、熊科动物自然食源周期性短缺、人类食物来源易获得性以及公众对肇事熊的容忍度下降有关。国际上已有的人熊冲突缓解措施包括物理措施、生物措施、化学措施以及政策导向性措施,然而,多数措施的制定仅停留在措施本身的技术层面上,缺乏对地方实际情况和冲突驱动因素的分析。西藏棕熊属于棕熊的一种稀有亚种,生活在靠近人类的中亚高海拔地区。在中国三江源国家公园地区,人类与西藏棕熊的冲突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为协助制订有效的保育目标、解决区内人熊冲突问题,提出以下缓解建议:(1)缓解措施的制定需因地而异,综合考虑地方实际情况,如地理环境、法律法规、民俗文化以及宗教信仰等;(2)冲突类型多样,防熊措施需持续更新与完善;(3)加强人类社会发展与熊科动物生存之间的关系研究,探索人们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与熊科动物行为变化之间的关系;(4)加强棕熊生态学方面的研究,从棕熊生境质量、种群动态、自然食源以及生态系统完整性等方面去深入挖掘人熊冲突的驱动因素,进而从根本上制定缓解措施,促进三江源国家公园地区人熊共存。

三江源和祁连山国家公园雪豹种群的遗传结构分析

掌握遗传信息对濒危物种的保护和管理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在我国雪豹重要分布区祁连山和三江源国家公园分别采集粪便样品,利用mtDNA的cyt b基因、微卫星多态性位点进行了雪豹的物种鉴定、个体识别和种群遗传结构评估。在采集286份疑似雪豹粪便样品中,成功的对86份雪豹样品进行了扩增鉴定,利用微卫星位点进行个体识别获得41只雪豹个体,其中祁连山国家公园26只,三江源国家公园15只。通过等位基因数、有效等位基因数、观测杂合度、期望杂合度、多态信息含量等指标进行种群遗传多样性评估,认为雪豹种群遗传多样性相对较低,但祁连山国家公园雪豹种群遗传多样性相对较高。STRUCTURE进行群体遗传结构分析表明,4个种群可以划分为3个遗传类群,祁连山国家公园的种群(YCW和QLS)与三江源国家公园种群(DC和SJ)的遗传差异,可能与种群间的地理隔离存在明显的相似性。

滇金丝猴分布区景观格局现状分析——基于全球30m地表覆盖数据

以滇金丝猴分布区域为研究对象,对各个猴群栖息地景观格局现状进行分析。运用景观生态学方法和全球30m地表覆盖数据,结合Arc GIS10.0空间分析技术和景观格局分析软件Fragstats 3.4,计算出14个景观生态学指标。结果表明:1森林、灌丛、草地是滇金丝猴分布区内最重要的三类景观要素,且受到的破坏程度大于其他景观要素;2南面猴群栖息地受到人类活动干扰强度大于北面;3在15个猴群栖息地中,G6(茨卡通)和G 11(金丝厂)的生境破碎度最严重。为确保猴群基因交流的顺畅性和遗传的多样性,应优先对破碎度较严重的景观要素和栖息地进行生境恢复和廊道建设。

乡村聚落空间分布与景观格局特征研究——以云南省大理州南涧县为例

乡村聚落是乡村人口空间分布的载体。以横断山区南涧县为实证研究对象,运用GIS空间分析和景观格局分析方法对研究区的乡村聚落空间分布和景观格局特征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1以中小型聚落为主,斑块面积相差悬殊。2聚落分布与气候因素关系最为密切。3东北—西南走向的"热点区"至"冷点区"形成高值、次高值、次低值、低值的逐渐过渡特征,总体为集群分布。4中部与北部地区乡村聚落规模大,空间分布稀疏,形状破碎不规则;西南部地区聚落规模小,空间分布密集,破碎度小。

青海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水鸟群落多样性特征

2016年2—12月,采用样点调查法和直接计数法对不同季节青海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5种生境(包括草本沼泽、湖岸湿地、河口湿地、淡水湖泊以及耕地)中的水鸟群落进行调查,共记录到水鸟53种,隶属6目13科。采用频率指数法确定的优势种有普通鸬鹚(Phalacrocorax carbo)、斑头雁(Anser indicus)、渔鸥(Larus ichthyaetus)、凤头潜鸭(Aythya fuligula)、赤嘴潜鸭(Netta rufina)、赤膀鸭(Anas strepera)、红头潜鸭(Aythya ferina)以及绿翅鸭(Anas crecca),其数量之和占当年水鸟总数的74.16%。对5种生境和4个季节水鸟的物种多样性、优势度、均匀度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水鸟群落在草本沼泽中多样性指数和均匀度指数最高,其次为湖岸湿地、河口湿地、淡水湖泊和耕地;水鸟群落在秋季迁徙期的多样性指数和均匀度指数最高,其次为春季迁徙期、夏季繁殖期和冬季越冬期。通过调查分析进一步加深了对青海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鸟类组成及多样性的认识,可为保护区鸟类的管理及保护提供依据。

滇东喀斯特地区红裸土表层团聚体稳定性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红裸土是古气候影响下残存于高原面的古红土。对14个典型样地表层样品的团聚体稳定性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和分析，结果表明：根据国际制的划分，红裸土总体属于粉质黏土；〉O．25mm水稳性团聚体含量（wR025）在28．77％～52．87％，团聚体结构破坏率（PAD）在34．28％～68．10％，平均重量直径（MWD）在0．53～1mm，几何平均直径（GMD）在0．37～O．58mm，分形维数（FD）在2．79～2．92，与其他西南典型岩溶区土壤相比，5个指标均反映出红裸土结构稳定性差，抗蚀性弱，物理性质劣的特征。分析还表明，红裸土团聚体的水稳性结构指标均与有机质含量呈现出显著或者极显著的相关关系，与黏粒含量均呈现相关关系，但不显著。红裸土缺乏有机质的供给，长期裸露，导致表层土壤结构稳定性劣化，是造成红裸土发育区水土流失严重和难以生长植被的重要原因。

不同地被物处理方式对红壤坡地养分状况的影响

选择3种不同水保措施的径流小区,即百喜草(Paspalum natatu)全园覆盖处理、全园敷盖处理和全园裸露处理,分析和测定了不同坡位和深度土层中土壤有机质、全N和全P空间异质性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1)有机质含量随着土层增加整体呈先增加后减少的趋势,在自上而下坡面上,有机质含量全园覆盖区无明显变化,全园敷盖区有递增趋势,全园裸露区则先增加后减少;(2)全N含量随着深度加深均呈下降趋势,各处理间无显著性差异。在坡面上,全N含量大小为:全园覆盖区>全园敷盖区>全园裸露区,且全园敷盖处理在坡面中部有富集作用,全园覆盖和全园裸露处理自上而下呈下降趋势;(3)全P含量随着土层加深,全园覆盖区逐渐减少,全园敷盖区和全园裸露区先增加后减少。在坡面上,全P含量大小为:全园敷盖区>全园覆盖区>全园裸露区,且在坡面中部有富集作用。该研究可为亚热带地区红壤坡地养分恢复途径提供科学依据。

滇东南峰林峰丛区主要盆地土地利用景观格局及生态环境效应

盆地包括以山地、高原为主的盆边区域和以平原或少量缓坡、丘峰分布为主的盆底区域。云南是个多山的省份,人口主要分布在地势低平的盆地区域尤其是盆底区域,盆地人口密集,是云南省主要的经济文化发展要地和农业生产基地。选取生态意义较明显的景观格局特征指数,对滇东南峰林峰丛区主要盆地土地利用结构及生态环境效应进行分析。结果表明:依据盆地的地理环境特征不同,盆地景观系统可分为平坝区、盆地边缘山麓带和盆地边缘山坡带三种景观亚系统类型,每一种景观系统都有多种景观要素构成,且因所处地貌不同而差异显著。盆地土地利用结构中,耕地景观所占的比例最大,平均值最高,其次是森林、草地和人造地表。八宝、广南、丘北、曰者和珠琳盆地景观优势度指数大,景观破碎度指数小,盆地生态环境质量高。景观格局指数与生态环境之间相关性较大,其中景观类型多样性与生态环境指数呈正相关,景观破碎度与生态环境指数呈负相关,景观格局的空间特征对当地的生态环境影响较大。

滇东南峰林峰丛区主要盆地生态环境质量评估

运用Fragstats 3.4,选取生态意义比较明显的景观格局指数,运用GIS空间分析的方法,结合云南省DEM数据和美国陆地卫星影像数据,对滇东南峰林峰丛区主要盆地生态环境质量进行评估。结果表明：（1）各盆地的基质景观均为耕地,所占面积比例38.13%-77.17%。其次是灌木林地和草地,湿地和人造地表分布比较零散,有些盆地没有湿地景观分布;（2）八宝、广南和丘北生态环境质量等级最高,其灌木林地所占比例最高,分别为35.51%,30.61%和24.50%,草地次之。而蒙自、沙甸和开远盆地生态环境质量最低,其中开远盆地灌木林地所占比例最低,为2.70%;（3）主要盆地多样性指数较大,景观总体空间格局异质性较高,灌木林地和草地对生态环境质量的贡献率较高,多样性指数低,景观异质性偏低,耕地对生态环境质量的贡献率相对较低;（4）景观破碎化指数与生态环境指数呈显著负相关;（5）灌木林地和草地景观对盆地生态环境质量的贡献率与盆地生态环境质量指数呈正相关。

基于空间分析的新开发景区土地生态利用探析

运用空间句法,结合云南省DEM数据和美国陆地卫星影像数据,以富源县七彩胜境乡村旅游规划为例,对其土地利用、景区分布和道路结构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研究区坡度为0—8°的土地面积较多,其次为8°—20°的土地面积。2景区内隐形旅游资源较多,其中,海田湿地、洞上水库、回隆漏斗、天生桥等景点的影响范围大致相同,旅游价值较高;响水河水库、大洞石壁、山立哨梯地等影响范围较大。3规划区林地和耕地面积较大,其中耕地约占46.04%,林地约占19.50%;住宅用地和工业建设用地较少,合计占5.32%。4通过研究区现状和总体规划后道路结构模型可见,整合度较高的都是320国道、001、002和洞大公路段,可达性强,而景区边缘道路的整合度都相对较低。此外,总体规划后道路整合度整体较高,景区可达性和渗透性较高。

1961—2010年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极端气温时空变化特征

利用1961—2010年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的逐日气象格点数据(0.25°×0.25°),运用R软件摘出研究区范围内的每个格点数据,利用STARDEX中的FORTRAN子程序计算出57个极端气候指数,选取其中与气温相关的9个主要极端指数,结合线性趋势分析与Mann-Kendall秩次检验等方法分析了1961—2010年西双版纳极端气温变化的特征。结果表明:(1)西双版纳近50年来气温呈显著上升趋势,平均气温、平均最高气温和平均最低气温分别以0.27℃/10a、0.22℃/10a和0.36℃/10a的速率上升,其值的空间分布呈现出自西北向东南递减趋势;(2)气温日较差平均值和较大气温日较差阈值呈下降趋势,分别以0.13℃/10a和0.25℃/10a的速率下降,其值的空间分布呈现出自西向东递减趋势;(3)冷暖日、冷暖夜阈值均呈上升趋势,分别以0.27℃/10a、0.16℃/10a、0.46℃/10a和0.27℃/10a的速率上升趋势,其值的空间分布呈现出北部、西北部向南部、东南部递减趋势。西双版纳气温变化呈明显增温趋势,研究区冷事件在减少,暖事件在增多。

大理白族自治州水资源承载力评估

基于生态用水量、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用水量、人均粮食用水量和人均生活用水量构建了水资源承载力评价模型,计算了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在不同规划年和不同生活水平下的水资源承载力。结果表明,随着大理白族自治州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在同一水平年下水资源承载指数呈上升趋势,可承载人口数量呈下降趋势;在同一生活水平下,水资源承载指数呈下降趋势,可承载人口数量呈增长趋势。2000年,WRCC最大指数为1.64,在初步富裕生活水平下处于中超载状态;2010年,WRCC最大指数趋于临界值1,达到0.99;2020年,WRCC最大指数为0.85,处于低余载状态,表明大理白族自治州可利用水资源量在保证生态需水的前提下能够满足预测年的人口数量和经济发展规模。

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人兽冲突现状与牧民态度认知研究

在祁连山国家公园,人类与野生动物冲突已经成为一个普遍的问题。了解国家公园内牧民对肇事野生动物的态度,为探究野生动物肇事规律、针对肇事动物制定防控措施以及保护国家公园生态系统原真性、促进牧民与野生动物和谐相处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通过实地走访调查了2014—2016年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牧民与野生动物之间的冲突和牧民对于野生动物的态度认知。调查分析发现:11月—次年3月是祁连县野生动物肇事高峰期,狼和雪豹是捕食家畜的主要动物;狼被牧民认为是肇事最严重的动物,而实际数据表明雪豹的肇事频次却要高于狼,这与两种动物生活习性以及保护等级有关,加之牧民对雪豹肇事的容忍度更高;天峻县相比祁连县,除了狼以外其棕熊肇事频次较高,牧民认为应当大力控制狼和棕熊的种群数量,因为棕熊除了捕食家畜,更会伤害牧民和破坏房屋,威胁到牧民的生活,雪豹则需要进一步保护;牧民一般会选择使用牧羊犬和强化圈舍来防止野生动物捕食家畜;羊是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牧民主要经济收入,牧民对狼吃食羊无法容忍,棕熊入户直接掠食伤人现象目前频次不高,但需提前防范。

西双版纳人象冲突保险产品设计及其费率厘定

人象冲突的频繁发生,给西双版纳政府和村民带来极大不便。文章在西双版纳人象冲突风险区域评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基于RStudio软件中fitdistrplus程序包对2011—2016年西双版纳人象冲突补偿数据的分布进行拟合,从而厘定出不同风险区域的纯保费。结果表明:无风险区域、低风险区域、中风险区域和高风险区域的单位纯保费合计分别为:1 718.33元、4 667.14元、7 578.624 5元、9 862.595元。文章从定量的角度分析缓解人象冲突的可行性措施,其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在西双版纳人象冲突肇事保费厘定上提供了较强的参考价值。

不同植被模式对亚热带红壤含水量的影响

植被类型对土壤含水量有重要影响,植被与土壤水分存在一定的反馈机制。为了探讨不同植被处理方法对亚热带红壤含水量的影响,本文通过PR2型剖面水分仪实测四类试验样地(全园裸露、狗牙根带状覆盖、狗牙根全园覆盖,柑橘净耕)不同天气下100~400 mm处的土壤体积含水量,结果表明:1) 不管是干旱还是降雨条件狗牙根带状覆盖下100 mm处土壤含水量最高;2) 在200 mm和300 mm深度全园裸露土壤含水量最高,但在强而急的降雨条件下300 mm处狗牙根带状覆盖土壤含水量最高;3) 在400 mm处各小区土壤含水量均高于100 mm,200 mm,300 mm处,其中仍以全园裸露含水量最高,说明土壤水分在浅层随土层深度而递增;4) 方差分析表明,狗牙根带状覆盖较其它小区具有明显的差异性,说明狗牙根带状覆盖能显著提高土壤含水量。该研究结果可为亚热带红壤区的水土保持治理提供科学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