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和流动性双重约束下的商业银行风险承担

随着银行业进入资本和流动性双重约束阶段,两者之间存在的冲突和矛盾可能导致银行行为机理发生变异。本文基于2006-2014年我国36家商业银行的微观数据,采用联立方程模型实证检验了资本和流动性双重约束下我国银行业的风险承担行为。研究结果表明:资本变动与商业银行风险承担变动之间总体上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流动性变动与银行风险承担变动之间也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银行会根据上一期的资本、流动性与风险承担反向调整本期水平,三者均存在内生的稳定性。有鉴于资本和流动性双重约束下银行风险承担行为的变异,资本约束与流动性约束的合成效应应该纳入银行监管框架调整的考虑范围。

货币政策风险承担渠道的中国实证——基于商业银行的视角

使用GMM动态面板模型估计方法,基于2004—2013年间34家中国商业银行的年度数据,实证检验了货币政策调整对我国商业银行风险承担以及银行微观特征差异是否会导致其风险承担对货币政策调整的异质性反应的影响,主要结论如下:由于银行微观特征的差异,导致银行风险承担水平对货币政策信号调整的敏感性发生变化,从而证实了我国货币政策传导的银行风险承担渠道的存在性和异质性。

双重监管下的银行流动性创造研究——基于中国银行业的实证

利用中国银行业数据,采用系统GMM方法实证研究了资本约束、流动性约束以及它们的交互作用对中国商业银行流动性创造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资本约束加速了银行流动性创造;流动性约束对银行流动性创造增速的影响则具有异质性,不同银行展现出了流动性约束对其流动性创造的不同影响;流动性约束间接作用于资本约束,抑制了由银行资本约束带来的银行流动性创造的过快增长。为了让银行监管政策更好地发挥效力,应充分考虑各类监管约束的交互影响,并对不同银行实施差异化的监管待遇。

货币政策传导的风险承担渠道研究综述

随着金融创新的发展和金融监管的调整,商业银行的动态风险管理行为对货币政策传导效果的影响越来越大,由此形成了对货币政策传导的风险承担渠道的广泛关注和研究。目前货币政策传导风险承担渠道研究主要包括研究缘起、内涵、相关理论机理及存在性检验等方面,其研究出发点和落脚点均为完善货币政策传导理论,加深对商业银行行为的认识,并为货币政策决策提供参考。

利率市场化与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有效性

中央银行通过利率水平的调整传递货币政策信号,引导各经济主体预期和调整微观主体行为,利率体系的合理与否直接决定了货币政策的传导效果。文章从理论上探讨了利率在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中的独特作用,回顾了国内利率市场化的改革过程,并指出由于长期以来存在的我国货币市场的利率水平和利率结构的不尽合理,导致我国利率的传导效力弱化,传导反馈信息失真。同时为了更好地推进我国的利率市场化,更好地发挥利率在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中的核心作用,提出了几点意见。

产业异质性与货币政策传导——基于GVAR模型的实证分析

以要素禀赋差异作为产业异质性的划分基础,通过产业间的投入产出关系构建GVAR模型,采用2003—2014年的月度数据实证了我国产业异质性对不同货币政策工具传导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不同要素禀赋的产业,对不同货币政策工具的反应程度存在较大差异,从而说明产业异质性影响货币政策的传导。基于此,我国货币政策需要基于产业异质性进行结构性调整,以适应以优化产业结构为核心的经济结构调整。

资本外逃:规模、成因及对策

本文针对中国当前越来越严重的资本外逃现象，用国际上通行的两种计算方法估算了中国资本外逃的规模，并对导致这种大规模资本外逃的原因进行了深入分析，主要是侧重于中国的独特成因分析。最后，根据分析的原因。

从墨西哥的金融危机看中国的外债管理

今年年初,墨西哥爆发了一场震撼全球的金融危机。在这场危机中,墨西哥的货币比索大幅贬值,股市急剧下跌,随后拉美其他国家股市也随之下滑。举世为之哗然。“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墨西哥爆发的这场危机绝不是偶然的,除了政治因素外,其854.35美元的外债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原因。

新三板挂牌企业股权结构与企业价值

相较于场内市场,新三板有着不同的制度设计,催生出企业股权结构与其价值的新型关系。基于这一问题,本文从新三板企业股权结构的特质出发,用股权集中度制衡度、管理层持股以及风险投资机构持股三类指标衡量股权结构;运用广义矩估计结合分段回归模型,实证分析了新三板企业的股权结构特质与企业价值的关系。研究发现:股权集中更适于新三板企业发展;制衡度以及管理层持股与企业价值的关系异于场内市场;风险投资机构持股与企业价值呈负相关,但是在不同持股区间二者关系出现差异性。一方面,研究结果对提升新三板企业的价值、股权投资以及新三板制度设计有一定借鉴意义;另一方面,引发对新三板公司治理更为深入的研究。

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增长动力切换研究——基于区域差异视角分析

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资源和环境压力的加大、生成要素成本的上升以及＂后发优势＂的减弱,中国经济呈现出新的特征。本研究从增速、结构和动力三个维度出发,发现中国经济虽然已进入新常态,但经济特征仍不稳定,且各经济区域表现出明显的差异。因此,为厘清新常态下中国各区域经济增长的动力切换问题,本研究利用中国275个市级数据,构建空间杜宾模型,对2012~2013年中国东、中、西三大经济区域经济增长的驱动要素进行实证模拟,结果发现固定资产投资和政府财政支出仍是东部地区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来源,固定资产投资、政府财政支出和劳动力则是中部地区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撑点,而固定资产投资和出口对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十分明显。这意味着,中国在寻找和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的同时,还应充分挖掘旧有的经济增长动力,才能保证新旧动力的正常切换。

我国创业投资的发展及其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本文结合笔者在全国各地的调研 ,对我国创业投资的发展历程、现状及特点进行了系统介绍 ,并深入分析了我国当前创业投资业的发展所面临的各种主要问题 ,指出我国创业投资业存在的最主要问题是外部宏观环境不具备 。

不愿收回不良贷款 银行博弈内部信用

激励约束机制合理,委托人就能促使代理人尽职工作,否则就会发生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武汉中山集团案就是典型的例子。银行发放的1500万元贷款眼看打了水漂,突然发现有机会轻松收回其中的1000万,但令人费解的是银行对此不仅无动于衷,而且还拒绝了相关贷款担保公司要求银行采取措施挽回损失的要求。

资本约束对不同类型商业银行流动性创造能力的非对称影响研究

在过去的20年间,巴塞尔协议下资本监管框架越来越繁杂,但其仍难以满足不同禀赋的商业银行。本文试图从商业银行重要的基本功能流动性创造的角度,验证资本充足率的统一监管对商业银行带来的非对称影响。研究表明,从2005年至2008年,样本商业银行创造了大量的流动性。资本的提高会显著促进股份制商业银行提高对风险的吸收能力,提高其流动性创造能力,但是会压缩区域性商业银行的流动性创造能力以及中小企业贷款,非对称效应显著。

新常态下内需拉动经济增长是否存在有效边界

新常态下,中国如何维持经济中高速增长既是重点,也是难点。由于外需拉动型经济增长方式逐渐难以为继,扩大内需的重要性日益突出。然而,扩大内需真的是有效国策吗?投资和消费拉动经济增长,是否存在有效边界?基于此,本文通过构建面板门限模型,利用2012—2013年中国275个市级数据,对内需拉动经济增长是否存在有效边界问题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显示: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确实存在有效边界,当投资率较低时,增加投资能够有效拉动经济增长,当投资率已经较高时,增加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将不再显著;消费拉动经济增长也存在有效边界,当投资效率较低时,增加消费会抑制经济增长,当投资效率足够高时,增加消费才能够有效拉动经济增长。

政府对创业投资的扶植分析

本文通过分析世界各国创业投资的实践，认为创业投资的发展离不开政府的扶植，并对政府扶植创业投资的各种措施进行了具体介绍和讨论。对比国际上的通行作法，本文对我国政府扶植创业投资的措施也进行系统分析，并针对其不足，提出了相应的改进建议。

我国银行授信中委托—代理关系的异化——中山集团呆滞贷款处理案例的博弈分析

委托—代理关系的效果主要通过激励约束机制来实现。这种机制对处在银行授信工作前沿的银行基层行长尤为重要。本文通过对一个贷款呆滞案例的研究,分析了基层行长作为代理人在这一呆滞贷款形成中的作用和行为动机,发现在我国基层银行中,尽量掩盖和推迟揭示信用风险是一种普遍的现象,其中隐藏的深层次原因在于对基层行长的激励约束机制不合理:一是激励约束不对称,二是缺乏对风险揭示的激励,三是任期不确定。文章最后针对性地提出了对策建议。

小额信贷与再就业

小额信贷兴起于７０年代的孟加拉国。１９７４年，孟加拉国齐塔恭大学的一个经济学家默罕莫德·育那斯鉴于当地贫困农户发展资金的不足和高利贷的盘剥，开始了小额信贷的实验。他以高于当时银行利率，低于高利贷利率的利率贷款给贫困农户，贷款金额较小，一般在３０～４０...

华尔街把诚信丢了

投资银行(Investment Banking)是指资本市场中所有收费中介业务的统称,其业务可以概括为三种类型:传统型、创新型和引伸型。传统型业务包括证券承销和代理买卖等金融性业务;创新型业务则主要是企业兼并、收购和重组以及项目融资等策略性业务;引伸型业务包括投资咨询、基金管理、金融工程、风险管理及创业投资等。

面对来自美欧日等发达国家的施压人民币应对升值压力

"人民币如果升值将使外商投资大量减少,这样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将减少二到三个百分点,这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会很大。"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蒙代尔直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