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枫桥式公安派出所”推进基层治理的理论逻辑与现代化进路

“枫桥式公安派出所”推进基层治理是国家与社会关系变革的外在驱动,是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内在需求,也是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立场。在实践运行中以政治性、专业性、群众性为显性特征提升了基层治理的效果。但也存在重“投入”轻“发展”、协同治理衔接不充分等问题。应当以智慧治理为方向、以问题为导向、以融合共治为目标推进基层治理的现代化进路,为中国式现代化交出新答卷。

权利保障视域下减刑、假释开庭案件实质化审理的规则进路

涉及重大立功、“三类犯罪”等情形的减刑、假释案件均需开庭审理,减刑、假释开庭案件备受社会关注。然而,减刑、假释开庭案件审理流于形式问题沉疴已久,在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改革中成为“堵点”。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于2021年底联合发布了《关于加强减刑、假释案件实质化审理的意见》,但该意见多为原则性规定,实践中并未有效消解减刑、假释开庭案件审理形式化问题,此类案件违规违法风险仍然较大。因此,需以受限缩的“权利说”为理论导向,即保障罪犯享有依法获准减刑、假释的权利,同时兼顾被害人的参与权及社会公众的监督权,系统优化减刑、假释开庭案件实质化审理规则,助推刑罚变更工作去疴生新。具言之,构建庭前全面审查、庭审多元对抗及裁判文书回应争辩等规则,优化证人选取机制,允许被害人、辩护人参与庭审,并明晰调查核实方法。

回溯撤销减刑制度的法律进路——游离于立法与司法之间发生型减刑撤销问题探析

减刑撤销制度是减刑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实现减刑纠错的重要功能。减刑撤销制度最重要的目的是维护监管秩序,使罪犯认罪悔罪,表里如一。罪犯获得减刑后一反常态、表现恶劣的,虽然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制约,但是终因我国发生型减刑撤销制度的缺失,难以回溯认定罪犯减刑前改造的欺骗性、伪装性,从而导致对此类罪犯的监管难题。因此,我国建立发生型减刑撤销制度既有监狱管理的现实需要,也有减刑审判的客观需求。为丰富减刑撤销制度,应从发生型减刑撤销制度的基本原则、适用范畴、程序设置等维度出发,体系化构建发生型减刑撤销制度,以期实现发生型减刑撤销案件审判的公正、规范,有效维护减刑制度价值和司法权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