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客对历史街区传统民俗文化符号的凝视研究——以北京什刹海的游客体验为例

文章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以什刹海地区为例,研究游客对历史街区传统民俗文化旅游符号凝视。研究结果表明,游客凝视什刹海历史街区传统民俗文化旅游符号元素主要有胡同、四合院、恭王府、三轮车、老字号、银锭桥、酒吧和寺庙等。游客类型的差异影响游客凝视的内容,文化型游客和观光型游客对什刹海历史街区传统民俗文化旅游符号的感知体验要显著高于休闲型游客。游客凝视一项综合性的文化工程。游客凝视是一种权力,游客通过这种权力途径和权力行为参与到旅游地的社会性建构当中。什刹海历史街区传统民俗文化旅游符号传承了老北京传统民俗文化的途径主要有留住居住于此的老北京人、增加一些具有老北京传统民俗文化的参与性活动和文化表演等。游客对老北京传统民俗文化的凝视,除了什刹海历史街区外,还有故宫、前门大栅栏、天安门和南锣鼓巷等。

朱仙镇木版年画题材田野研究

开封朱仙镇木版年画取材于历史、戏曲、神话、传说、故事、演义小说、现实生活等,从产生至今,题材内容有着相对的稳定性.按照题材的创作年代,目前开封朱仙镇仍在刻印的年画主要分为:建国前的传统年画、20世纪60年代新年画运动时期的新年画、成为物质文化遗产后的创新年画等三类,其中,传统年画题材在目前正在流通使用的题材中占到了73%以上,且不同艺人在持续的再生产过程中对传统题材的选择呈现出较大的共性;而创新年画则体现了更明显的多元化特征,艺人的个性更加彰显.在传统年画中,门神为主、多戏曲年画、重英雄情义、远离世俗、近代缺失等特征明显,共同表达了年画所承载的地方文化,更值得关注.

重返“生土”世界:生土建筑营造技艺的复兴与乡村振兴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定义,传统手工艺是人类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有的被列入各级保护名录,成为被认定的非遗,有些尚未被列入,但同样是在人类的发展中起到过重要作用,并以各种形式传承着,也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范畴。河南新郑裴李岗村的生土建筑营造工艺就属于这种类型,未被列入保护名录,但事实上被当地人作为重要的文化遗产进行保护、传承,并在乡村振兴的过程中大规模、系统化地应用。2018年初,政府聘请了专业的设计团队,再现裴李岗8000年前就存在的生土建筑群落,构建生土艺术景观群落,通过游客消费空间的加入,重塑了乡村空间,共同组成历史文化主导、游客深度体验的乡村场景。同时,政府主导、集体组织,村民积极参与以制陶、香包、剪纸、虎头鞋等为代表的传统手工艺的传承生产,增加了乡村的文化活力,丰富了游客参与的体验内容;媒体的推波助澜和受众的普遍认可,也增强了乡村的文化自信,进一步促进了乡村的全面振兴。

关于管理费超支症结及控制办法的探讨

关于管理费超支症结及控制办法的探讨代改珍管理费用的大小直接影响当期营业利润的高低，也直接反映出一个企业管理水平的好坏。为此有必要剖析一下管理费用超支的症结，并采取有效措施加以控制。一管理费用超支的症结管理费用超支的原因很多，归纳起来大致如下；１、客观...

脱离乡土的乡土艺术——对朱仙镇木版年画十年历程(2002～2012年)的田野研究

2002年底,朱仙镇木版年画的抢救工作作为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的龙头全面启动,2006年,木版年画被列为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由精英知识分子掀起的这场'抢救工程'上升为国家权力主导的'文化运动'。在这10年中,朱仙镇木版年画由实用的年俗物品迅速演变为收藏欣赏的文化艺术品,政府、知识分子、媒体、艺人、经纪人、社会受众等各个主体共同但不均质地构建了朱仙镇木版年画民俗文化的外价值,这种外价值反作用于年画民俗的内价值,对内价值一定程度上的动态重构,形成了新语境下的木版年画'民俗'。基于对朱仙镇木版年画近十年发展变迁的田野研究,本文将重点探讨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年画民俗的外价值的形成过程及其对内价值的反作用,以及内价值的变迁,同时兼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些其他问题。实际上,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朱仙镇木版年画已经成了各个权力主体交互影响的权力场域,被动的只是'遗产'本身。

民族村寨旅游再生产中的主体凝视——以贵州铜仁寨沙侗寨十年旅游发展为例

"凝视"是分析社会再生产中权力作用和权力关系的重要理论视角,从1990年厄里提出"游客凝视"至今的30年里,学者们在旅游凝视的主体多元性、过程多向性、对象多层性、结果动态性等方面进行了不断的探讨。在旅游目的地的旅游发展中,多主体的权力关系及其权力叙事过程,是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体现着多元主体在特定时期与场域当中的对抗、协商、合作,以及其权力叙事的流动性。本文通过对贵州铜仁江口县寨沙侗寨十年旅游发展历程的梳理,重点关注村寨旅游再生产中的主体及其权力叙事,阐释了多元的交互凝视特征,特别点明"流动性"系交互凝视的基本属性。同时,文章发现了在政府、村民、游客、规划者、媒体等显性直接主体之外,还有政策、周边项目、发展环境等构成的"周边凝视",对旅游再生产发生着间接但同样重要的影响。如何在旅游再生产中构建一个良性的主体权力共同体,将是促进旅游地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