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简《系年》所见郑国史事初探

清华简《系年》揭示了有关郑国的重要史料。幽王死后,郑国依从携惠王势力。随着诸侯在"周亡王九年"倒向平王,郑武公又因娶申侯女成为平王嫡系。大国争霸下的郑国,成为被拉拢的对象。郑国的态度不仅造成了晋文公之后秦、晋关系的恶化,还引发晋、楚之间的多次战争。郑繻公时期,郑与韩、楚等时有交锋,因与楚的战败导致内乱发生。这些资料既可补充古史之缺,又可纠正文献记载之谬,对研究郑国历史有重要作用。

出土文献与《天问》所见商末周初史事

《楚辞·天问》有关商末周初史事的记载,在楚辞学界仍存有歧义。通过对新出文献的梳理,可以看出《天问》反映了商末周初的基本史实:文王被封西伯,"号衰"以行九邦;商纣俎醢梅伯以与文王等诸侯盟誓,巩固自身统治;周人迁岐社社主为军社,开始征商历程;周公"不嘉"武王对殷纣的猛力射杀,在他制礼作乐时取消了以人为牲的习俗。

清华简《系年》所见两周之际史事说

清华简《系年》记载了两周之际的重要史事,如"周亡王九年"和两周间势力变迁等问题。由于史料不足,学者对此仍有不同解读。综合史籍记载看,周平王最终成为"正统",但他对携惠王并不认可,因此称携惠王时代为"无王";"周亡王九年"指携惠王九年,在此年许多诸侯由拥立余臣转向拥护平王,秦、郑等也可能加入了这一行列,这是两大阵营分化的关键期。《诗经·雨无正》等篇章反映了两周之际的精神状态和心理变化,通过《系年》可以更清楚地了解时人的思想状况。

齐侯壶新研

齐侯壶记载了齐侯越礼而为陈氏服丧的事情,其礼直比诸侯。这一记载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何海阳嘴子前墓葬会使用七鼎殉葬。铭文中的"二天子",与楚简中的"二天子"相同,指舜之二妃,都与陈国祭祀有关。从陈与齐、陈与楚的关系入手,可以理清这一问题。

清华简《系年》所见齐国史事初探

清华简《系年》篇中许多关于齐国的记载,为研究齐国历史文化提供了新资料。齐长城的设置年代和地域问题,众说纷纭,《系年》明确记载晋敬公十一年(公元前441年)"齐人焉始为长城于济",解答了学者的疑问。通过《系年》,还可以了解代齐前后田氏的地位和世系问题;梳理春秋战国时期齐与晋的关系发展,战国初年齐与越的关系等问题,补充史籍记载的不足。《系年》"襄平"一地,见于银雀山汉简《孙子兵法》,可以印证"襄平"在齐境。

清华简《楚居》与楚辞研究三题

出土文献为解决楚辞疑难提供了重要资料。清华简《楚居》一篇记述了楚人的起源、发展及迁徙等情况,与楚辞有关记载也可以对读,如屈氏的来源、楚民族名号与巫咸的关系、楚人的来源和楚文化的形成等问题,或印证前辈学者的说法,或纠正以往的不足,十分重要。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构成的"二重证据",不能偏信一端,而应客观分析。

《楚辞·天问》与先商族婚姻形态研究

《楚辞·天问》"该秉季德,……何变化以作诈,而后嗣逢长"一段,是研究先商史的重要资料,王国维、顾颉刚等先生对此都有讨论。通过对相关资料的分析可知该节反映了王亥、上甲微父子都与有易氏女有婚姻关系,原因即是先商族存在的收继婚和兄终弟及制度,王亥死后,王位和有易氏女传给王恒,而在王恒之后,又回传给王亥之子上甲微。这一问题的梳理,有利于了解先商族史迹和婚姻、继承制度。

《楚辞·天问》所见姜太公事迹考——释“迁臧就岐,何能依?殷有惑妇,何所讥”

郭店楚简有关"吕望为臧"的事迹,为解释《天问》"迁臧就岐,何能依?殷有惑妇,何所讥"一节提供了重要依据,结合《庄子·田子方》篇相关记载,可以推知该节是对姜太公传说的记述。

《楚辞·天问》所见夷夏关系及其考古学印证

《天问》中保存了较多的夏、夷集团的史料,全面地反映了五帝时代中期至夏初两大集团的关系是权力斗争和交流并进的:在夷夏斗争中,包含着婚姻等和平方式的交往;在婚姻关系中,也蕴含着斗争和利用,并非以往学者所说的单纯的武力斗争。《天问》仅千字之文,全面记载了这一时期东夷、华夏集团联盟间的重要史事,难能可贵。

有易氏历史的再发现——《楚辞·天问》“汤谋易旅,何以厚之”句试解

有易氏的历史经王国维先生考订后渐为世人所知,在上古史诗《天问》中还保存有有易氏的资料——商汤借助有易氏势力灭夏,即"汤谋易旅,何以厚之?覆舟斟,何道取之?"其真实意思是:商汤依靠与有易氏的婚姻联盟,厚赂有易军队参加伐夏战争,取道(征伐)"韦、顾、昆吾"而诛灭夏桀。由于种种原因,这一珍贵史料已湮没于北方儒书,而完整地保存在《天问》中,弥足珍贵。

出土文献与彭祖养生学术研究

彭祖是我国古代的"寿星",随着一系列的考古发现,如汉早期马王堆墓《十问》篇、张家山汉墓《引书》篇,尤其是上海博物馆藏竹简(三)有《彭祖》篇,改变了我们对彭祖学术的认识,不仅为证明楚国产生并流传黄老学派思想提供了佐证,而且在学术史领域提供了新的课题,进一步廓清了彭祖养生学术之源乃是古代巫术,其流是在春秋战国秦汉时期被诸子传诵,与道家等流派结合,具有神仙色彩,最终被汉末魏晋道家改造为神仙方术。

中华文明的核心特征与“两个结合”的文化底蕴

兼容并蓄、理性主义和家国天下是中华文明起源、形成与早期发展过程中的核心文化特征,是中华民族凝聚力、向心力产生的重要因素,推动了中华文化在多元的形态中走向“统一”,构成了中华文明的文化自信之源。这些文化基因既是价值取向,又是思维方式,他们的精神内涵和开放性、包容性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重要结合点,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高度契合性。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贯彻“两个结合”,需要不断地从中华五千年文明中汲取养分,更有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赓续并发展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楚辞校释三则

通过对相关古文字材料和楚地文物、简帛资料的分析可知,《天问》"何后益作革,而禹播降?"是说益兴兵作战难得天下,而"禹平治水土,百姓得下种百谷,故思归启也",这是屈原对尚德与尚力的反思;《悲回风》中的"大波"是楚地的一个重要神祇;《大招》中"鼎臑"是言鼎中之臑,臑指动物前肢。

考古发现与楚辞释词四则

本文利用考古资料对楚辞中封豨、缘鹄饰玉、苦狗、禹麾等词进行了考释论证。

安大简《仲尼曰》文本、主题与性质研究

安大简《仲尼曰》是一篇以修身为仁、谨言慎行、亲善任贤、求为君子为主题的孔子语录文献。行文多以“君子—小人”“善—不善”“仁—不仁”等对比的方式呈现,凸显孔子对古圣时贤及弟子的评价,为凝练主题,强调文本整齐性、简洁性,该篇应对来源文献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删减。因此可以将《仲尼曰》看作是一篇围绕孔子言论进行的主题文献摘引,这也说明其成书时间不会太早。该篇内容多可与传世文献比照,对解决《论语》研究中的一些争议问题具有重要价值。

读《楚辞类稿》札记

本文试对汤炳正先生《楚辞类稿》中楚辞文句的个别解释提出异议,并进行讨论。

《論語·爲政》“使民敬忠以勸”章發微——基於上博簡、清華簡相關記載的思考

《論語》常因語境缺失和文字訓詁、句讀等問題導致歧義歧解。《論語·爲政》篇“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章就因句讀和“勸”字的理解問題而産生種種爭議,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治邦之道》“知賢則民勸”與《論語》“舉善而教不能則勸”所言相同,“勸”字含義可以坐實。上博簡《仲弓》《顔淵問於孔子》中“老老慈幼”和《季康子問於孔子》“仁之以德”的記載有助於我們理解“孝慈則忠”和“教不能”,從而瞭解該章内涵,藉以探討孔子的教化等思想。

清华简《系年》与晋灵公被立史事研究

《左传》所载晋灵公被立及相关事件,《春秋》记述甚少,历代学者多以"春秋笔法"来解释,提出了多种不同的见解。根据近年公布的清华简《系年》篇第九、十章记载可知晋灵公被立是鲁文公六年,即葬晋襄公之前;而《左传》记载鲁文公七年秦人送公子雍,秦君"兵临城下"时晋人临时立灵公,这不仅是时间的差别,相关史事背景也不相同。通过分析可知《系年》记载较符合春秋时期存在的新君在初丧中作为"嗣子"即位,再进行"改元即位"的礼仪,真实可信,对我们了解这一时期晋国的内政外交状况有重要史料价值。

清华简(六)郑国史类文献初探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第六辑《郑武夫人规孺子》、《郑文公问太伯》和《子产》三篇是有关郑国历史的文献,虽然记载了不同时代的郑国历史、人物,叙述方式也不尽相同,但都较为明显地反映出一条主线,那就是对贤臣的重用与信任。通过与《良臣》的对比可以推知,《良臣》篇应是其作者依据所了解的贤君能臣故事和郑国史类文献编缀而成。《子产》篇记载了"铸刑书"的内容,体现了子产的宽政思想,与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有相通之处,证明了孔子以"宽猛相济"总结子产遗言的合理性,能够解决学术史上的重要争端。

咨政耆老与先秦治国理政——以清华简“书”类文献为中心的考察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中《殷高宗问于三寿》《厚父》《祭公》《郑文公问太伯》《成人》等篇记载了君王向耆老请教为政,还有部分篇章强调重用耆老,反映了先秦时期咨政耆老的传统。虽然时势不同,但耆老的回答都指向了以史为鉴、效法先王、任用贤才、修养自身等问题,这些思想正是中国古代的治国理政之要,也是千百年来形成的优良传统。君王咨政耆老,既是遵循古老的政治制度,也是政治现实的需要。从清华简及相关记载可以知道,耆老在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传承中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