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封建制”到“郡县制”:春秋战国大变革中国家能力变迁

相对于层层分封的"封建制","郡县制"下的国家能力大大提高,最高统治者对社会资源的动员能力大大提高。本文梳理了中国春秋战国时代的大变革,详细比较了"封建制"和"郡县制"的不同,讨论中国从西周的"封建制"到秦汉"郡县制"变革背后的经济原因,认为:政治制度的这一大变革一方面是农耕文明的要求,另一方面是提高国家能力,提高国家在长期的军事竞争中胜出的要求。铁器的发明和推广,是诱发这一大变革的根本力量。

欧债危机后中国与欧盟的经济调整与增长——中德专题研讨会综述

2014年9月19～21日，由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与德国杜伊斯堡一埃森大学（University of Duisburg—Essen）联合举办的“欧债危机后中国与欧盟的经济调整与增长”中德专题研讨会在武汉大学召开。

上游度的再计算与全球价值链

全球价值链中,国家之间、行业之间的上下游关系可以用上游度表示。本文运用Antràs等的计算方法,基于WIOD计算了全球41个经济体1995-2011年的上游度,并进行了均值方差分析,分析结果表明：自2000年以来,全球价值链正在不断发展,价值链的长度以及复杂程度都有显著的增加;外部冲击,例如金融危机等会对价值链造成一定的破坏;中国一直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上游部分,同时还有进一步上游化的趋势。从上游度视角看产业结构,中国的产业结构仍然处于较为低端的状态,与印度、巴西的相似程度最高。

中俄产业结构与经济政策比较

由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CEDRofWuhanUniversity）与经济与管理学院同俄罗斯国立高等经济学院（State University Higher School of Economics，HSE）联手举办的“发展论坛暨中俄产业结构与经济政策比较研讨会”于2011年9月22。23日在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召开。

国家信息消费试点对城市创新水平的影响研究

以2001~2021年我国276个地级市为面板数据构建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考察国家信息消费试点政策对城市创新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信息消费政策助于提升城市创新水平。异质性分析发现,信息消费政策对城市创新的促进效应在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较强,在大型城市和中型城市较强。进一步研究表明:在信息产业供给端,政策试点通过生产要素配置效应、产业集聚效应和产业优化效应三种渠道促进城市创新;在信息产业需求端,政策试点通过提升新兴信息消费和淘汰落后信息消费这一优化信息消费结构的方式促进城市创新。鉴于此,各地应基于供给侧与需求侧双重视角,在有序扩大信息消费试点范围的同时,因地制宜地落实试点政策,推动信息消费转型升级,并建立提升城市创新水平的多维机制。

FDI、人力资本积累与经济增长

本文在一个两国内生增长模型中研究了发达国家FDI产业选择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问题。本文分析表明,发达国家FDI产业的选择依赖于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能力和竞争能力,发展中国家技术能力和竞争能力越强,发达国家则倾向于将更多更先进的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FDI能否给发展中国家带来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依赖于发展中国家的人力资本积累,只有辅之以较快速度的人力资本积累,FDI才能给发展中国家带来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因此,普及和改善教育、提高国民的人力资本水平应该成为发展中国家提高自身技术能力、吸引FDI、促进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的核心政策。

人力资本、动态比较优势与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升级

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发展了一个动态比较优势模型研究人力资本与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升级的关系。与先前的文献不同,本文认为动态比较优势的核心是人力资本积累。人力资本一方面可作为一种要素投入用于各种经济活动,另一方面它又具有外部性,能够有效降低产品的生产成本,提高研发部门的效率,这种外部性是发展中国家培育自己动态比较优势的核心。只有人力资本水平的不断提高才能使发展中国家的比较优势向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演变,才能使发展中国家不断进入更高级的产业,实现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的升级。

技术传承方式与长期增长：对传统中国增长停滞的一个解释

技术进步是长期增长的动力,而技术进步本身则和技术传承密切相关。在发明者从物化发明中获益不充分的情况下,物化发明提高人力资本边际产出的效应激励人们将更多的时间用于提高自己的个人技艺,而不是去进行新的研发活动。相应地,传统社会选择以"人"为载体的技术传承方式。在以"人"为载体的技术传承中,较大的人口规模和成熟的家族制度使得传统中国占据优势,在发展前期遥遥领先。但是明清中国人口激增,资源压力变大,人地比例恶化,过多的人口和过大的家族开始成为累赘,以"人"为载体的技术传承越来越多地暴露出自己的弱点,很难维持经济的长期增长。本文用这一逻辑解释明清中国发展的停滞。本文的假说得到了诸多史料的支持,模拟的结果与真实历史数据也比较吻合,这进一步说明了本文模型的说服力。

比较优势与落后国家的二元技术进步:以近代中国产业发展为例

考察中国近代经济史,本文发现近代中国不同产业走上了不同的技术进步道路。有的产业(如纺纱、造船、钢铁、采矿、铁路、邮电通信等)技术进步一步到位,整体引进西方的先进技术;而有些产业(如织布、磨粉、榨油、缫丝、丝织等)则采取了渐进式的技术进步道路。本文在一个简单的两部门模型中分析了落后国家这种二元技术进步现象。决定这种二元技术进步的仍然是落后国家的比较优势:对于那些落后国家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技术进步只能采取渐进式的发展道路;那些比较劣势的产业,反倒能够采取一步到位的技术进步。对经济史中落后国家二元技术进步道路的考察对于当今中国发展战略研究以及发展中国家产业发展道路选择具有非常重大的借鉴意义。

外国直接投资、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来自中国的数据

在利用中国的数据(1979-2003年)检验外国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效应中,我们发现,单单用外国直接投资作为中国经济增长的解释变量,回归的结果非常糟糕;当我们相继控制了每年的实际投资、人力资本变量之后,回归的结果逐步好转起来。在外国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效应中,国内投资以及人力资本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利用VECM回归我们发现,外国直接投资的增长效应集中在短期,人力资本则有明显的长期效应。进一步地,我们对外国直接投资与各项人力资本指标进行VAR回归发现新增劳动力中大学毕业生对外国直接投资的影响比较显著,比较高级的人力资本才是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重要原因。因此人力资本政策应该成为中国增长政策的核心。

财政压力的经济后果：以宋朝的“靖康之变”为例

财政能力是国家能力的核心。本文利用宋朝（960—1279年）的历史数据，识别了经济变迁中的财政效应。“靖康之变”（1127年）使宋朝完全丢失了传统的农耕区——黄河中下游流域，田赋收入大幅度减少，财政结构开始向非农产业倾斜。财政的这种变化对宋朝经济产生了长远的影响，经济倚重非农产业，商品经济更加繁荣，经济货币化程度加深。中国历史上的这种“自然实验”使本文能够识别经济发展中的财政效应，利用对峙政权的侵略性作为财政压力的工具变量进行的回归，其结果支持本文的逻辑。

中国所有制结构变迁中的劳动力流动：1978-2010年

中国的改革开放伴随着非公有制经济的兴起,而非公有制部门的发展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因而所有制结构的变化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劳动力流动的方向和规模。本文基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修正后的城乡各种所有制部门就业数据,计算了城乡所有制部门间劳动力流动系数,探讨了所有制结构变迁中的劳动力流动。我们的计算发现劳动力在各所有制部门之间的流动与所有制结构变迁一致:(1)城镇公有制部门对农村劳动力始终是封闭的,流入城镇的农村劳动力主要流向了城镇民营经济部门;(2)乡镇企业的兴衰决定着劳动力向乡镇企业部门的流动;(3)国有企业改革进程决定着城镇公有制部门冗员的释放;(4)城镇民营经济部门和城镇现代企业部门先后成为国有企业冗员最主要的流向部门。

国际分工的代价:垂直专业化的再分解与国际风险传导

在全球价值链中,垂直专业化(VS)在使各国享受国际分工各种好处的同时,也增加了各国受到外部冲击的风险。本文在VS传统计算方法基础上,剔除了和国际分工网络无关的各种因素,重新计算了全球44个主要国家1996—2010年的VS波动,并最终在集约边际与扩展边际层面上进行分解。进一步地,本文研究了VS波动对国际风险传导的影响。国家层面和产业层面的分析都表明:国际分工网络领导者的VS强化了其内部波动的向外扩散,而减缓了外部波动对其内部的影响;国际分工网络的跟随者,则在其中分担了外部波动,却无法将自己的内部波动通过国际分工网络扩散出去。此外,领导者控制着国际分工网络,通过提前调整自己VS中的扩展边际,影响着跟随者通过VS对外部波动的分担。

土地改革、阶层流动性与官僚制度转型:来自唐代中国的证据

传统中国的选官制度在唐代(618—907)完成了向"科举制"的转型。"科举制"下,贵族"门阀"的政治垄断被打破,毫无背景的平民进入统治集团,实现向上的流动,阶层流动性大大增强。通过分析《旧唐书》和《新唐书》的人物列传信息,本文发现这一变革与唐代长期施行的"均田制"紧密相关。"均田制"破坏了"门阀制"的经济基础,使"门阀"衰微,社会结构趋于"扁平化"。社会平民和朝廷都摆脱"门阀"而直接发生政治经济联系,传统中国围绕"科举制"形成新的形态。

蒸汽机为什么没有推动晚清的经济增长——基于外生技术冲击与利益集团阻碍的探讨

为什么近代中国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没有能够利用西方的工业革命技术实现经济长期增长?文章在一个标准的GPTs(General Purpose Technologies,一般用途技术)框架内分析了这一问题。首先,中国需要为工业革命做必要的准备;其次,晚清洋务派在引入西方先进技术的同时,自身又成为新的利益集团,阻碍西方先进技术在中国的进一步引入和扩散。利益集团阻碍新技术的引入是中国迟迟不能够转向西方工业革命技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刀锋上的商业革命:要素禀赋效应与宋朝的海外贸易

海外贸易对经济长期发展意义重大,其作用与要素结构紧密相关。南宋海外贸易比北宋更发达,在"商业革命"道路上走得更远。本文认为:南宋经济这一变化与要素禀赋紧密相关。北宋灭亡,宋朝要素禀赋结构发生很大变化,农业和非农业的比较优势显著改变。本文利用宋朝"草市镇"数据,识别不同要素结构下海外贸易对"商业革命"的影响;进一步发现:宋朝海外贸易对"商业革命"的影响依赖水路,南宋水路发达,使其海外贸易在经济中发挥更大作用。

全球化中的中国垂直专业化再分解:集约边际与扩展边际

"垂直专业化"(Vertical Specialization,VS)是各国经济彼此联系的重要渠道之一。我们在Hummels等(2001)与Hummels和Klenow(2005)的工作基础上,提出了一个新的分解框架:将VS的波动分解为集约边际变动、扩展边际变动、国际因素等四个因素,并利用该方法分解了中国1995-2010年VS的变动。结果表明:(1)中国VS的增长主要是通过已有产品出口数量的扩张达到的,集约边际变动对VS变动(均值)贡献达到了74.026%,而扩展边际的贡献相当小。(2)国际因素是中国VS扩张中的重要因素,其对中国VS变动(均值)贡献为25.95%。(3)两类产业的VS受国际冲击最为强烈,一类是国际纵向分工网络发达,中国VS参与程度较深的产业;另一类是中国因资源禀赋或技术能力而严重依赖进口的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