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性格与文化人格的双重透视——《堂吉诃德》和《鹿鼎记》人物形象之比较

《堂吉诃德》和《鹿鼎记》两部小说的主要人物体现出了鲜明的理想型和现实型人物性格,堂吉诃德、陈近南属理想主义者,桑乔、韦小宝则是彻头彻尾的现实主义者;堂吉诃德和韦小宝的形象带有明显的寓言和象征意味,展示出了具有中世纪西方文化基本特点和独特中国文化特征的文化人格内涵。

《女娲石》:晚清女权小说背后的男权视角与国家想象

《女娲石》是描写晚清妇女运动的典范之作,小说描写了女性身体的肉欲和禁欲两级形态,流露出对男性世界的极端仇恨,而这种女性解放实质上对男性世界的拟像,是男权话语操纵的样本。男权立场社会的拟像主要体现在叙事视角、叙事风格、叙事声音的男性化等三个方面。《女娲石》并没有西方女权主义话语诉求的反抗父权的声音,实质上只不过是男性用以救国启蒙的工具,因此,女性自身"身体"并不属于女性自己,而是为民族国家话语所征用,这也是知识分子在民族国家危机时刻焦虑的表征。

郭沫若的文艺思想——以二十世纪四十年代郭沫若杂文创作为中心

郭沫若四十年代的杂文创作主要表现为"为政治的文学""为人民的文学"和"批判的文学"三个方面,其中,为政治的文学构成了郭沫若文艺观的基本点,为人民的文学是郭沫若文艺观的中心,批判的文学是郭沫若文艺观的介入方式。郭沫若的文艺观深受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影响,是左翼文艺思想的典范,是中共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

先锋与传统:郭沫若诗歌的两极形态

中国新诗一直被认为过于注重"横的移植",而忽略了"纵的继承",但事实并非如此,本文以郭沫若的新诗为例,试图探讨他的作品的先锋与传统两种形态,认为传统诗学依然是现代新诗不可摆脱的影子。

挣扎与顺从:诗人食指诗歌精神探讨

打量20世纪中国新诗发展史,食指绝对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存在。文革时期,他的地下写作在凋敝的文坛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他的诗歌所体现的精神状态是复杂的:既有对当时时代的控诉,也在一定程度上回归主流。挣扎与顺从成了食指诗歌精神的标志。他的独立批判精神直接启蒙了白洋淀派诗人的创作,影响深远。

武侠文化与骑士文化之比较

武侠文化与骑士文化作为东西方文化中的瑰宝在历史的长河中曾经各放异彩,它们都是尚武的、英雄的、利他的文化,同时却各有不同。文章认为见义勇为、疾恶如仇、刚正不阿的侠客精神和温情守礼、尊重女性、坚定信仰的骑士风度是对过去失去的回忆,也是对人性美好的向往。

新中国成立以来“探母戏”浮沉研究——以《四郎探母》《三关排宴》为例

京剧《四郎探母》讲述家庭悲欢离合的故事,充满儿女情长;而上党梆子《三关排宴》则讲述大义灭亲的故事,彰显民族大义。新中国成立以来,两部戏剧在文艺界受到截然相反的评价。改革开放以前,《四郎探母》遭受批判,《三关排宴》则受到青睐;改革开放以后,《四郎探母》无论在大陆还是海外,都受到热烈追捧,而《三关排宴》则遭遇冷落。从两部戏的升沉遭际可以窥见意识形态从以斗争为中心到以和谐为中心的转变。《四郎探母》之所以长期受到海内外观众的欢迎,在于它更能表达民众的“集体无意识”,即对于小传统中的“情义”本位的渴求以及对和谐、大团圆的梦想。

论张枣诗歌的古典性与现代性

张枣的诗歌以意象繁复、结构复杂而著称,这也使得他的诗歌晦涩难懂。从古典性和现代性角度入手,可以窥见张枣诗歌写作的秘密,评估其价值。张枣早期诗歌沉浸于古典诗的意境中,他的诗歌韵律和谐、优美,节奏整齐,韵脚讲究,颇合古典诗歌的规范;从《镜中》到《刺客之歌》,张枣走过了从浸淫古典到解构古典的过程。中后期的张枣,浸淫于博大精深的西方文化,其作品现代性凸显,许多题材选用西方文化素材,意象的选择也偏向于西方经典;他的诗歌呈现出对话结构,体现了众声喧哗的效果;流亡主题的出现和元诗因素的加入,使得他的诗歌具有复杂的现代性。晚期的张枣有意识地调解古典性和现代性的矛盾,力图用"天人合一"的思想为哲学背景,调之以现代主义创作手法来创作诗剧,从而呈现出《大地之歌》的纷杂面貌,为当代诗歌树立了新的高度。

后现代文化背景下脉脉温情——《武林外传》火爆的背后

电视剧《武林外传》火爆大陆,本文力图从'反武侠'、后现代文化、民间文化三个方面进行分析,找出该剧制作成功的原因。本文认为,该剧在上述三方面做到了完美的结合,是实用主义和主流文化合谋的产物,这一点值得我们深思。

启蒙与革命的变迁——《阿Q正传》与《福贵》之比较研究

鲁迅与赵树理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标杆和"方向",他们都以对中国农村精确、深刻的描摹而见长。鲁迅主要以启蒙知识分子的视角关注和表现农民——他们(如闰土、祥林嫂等)麻木、愚昧;而赵树理则能够站在农民的立场写出了解放区农民的新面貌——他们开始觉醒,努力主宰自己的命运。因此,赵树理的作品继承和发展了鲁迅的启蒙思想。《阿Q正传》影响了赵树理的人生抉择和文学创作。

作为类型符号的关羽

关羽是一种记载符号,具有记载历史、阐释历史的表意功能;关羽也是一种工具符号,统治阶层把关羽作为维护自己统治的工具,而游民阶层则把关羽作为维护帮会利益的工具,关羽也被市民阶层作为发财致富、祈求风调雨顺的工具;关羽可以作为宗教符号而存在,儒、释、道等宗教无不利用关羽宣扬本教教义。在历史长河中,关羽已经逐步脱离了活生生的人而演变成一个无比丰富的文化能指,成为不同阶层维护自己利益的类型符号。

废墟上升腾起的诗意——从《三峡好人》看贾樟柯作品的美学风格

贾樟柯是中国影坛最近炙手可热的导演,他导演的一系列边缘题材的电影频频在国外获奖,引起国际影坛的普遍赞誉。《三峡好人》以其强烈的民间关怀、深切的底层叙事,为我们展示大时代背景下的小人物的悲喜剧,而引起巨大反响。一、建立在废墟基础上的叙述贾樟柯延续了以前在《小武》、《站台》、《任逍遥》的写实主义风格,展现了'沉默的大多数'的边缘生活,不同的是。

问题与方法:郭沫若研究的收获与反思——评税海模的《郭沫若与中西文化撞击》

近年来郭沫若研究陷入低谷,其困境在于官方话语、学院派话语以及民间话语的三重纠葛,学院派话语无法回答郭沫若研究的当下价值。只有祛除任何预设价值判断,从零出发研究郭沫若,郭沫若研究才可能走出困境。税海模的《郭沫若与中西文化撞击》描述了郭沫若在时代洪流中对西方思潮选择、接受、转换的过程,深刻清理了郭沫若的巨大遗产,极大推进了郭沫若研究。但该书用西方文学理论检视郭沫若,以宏大叙事构建郭沫若在中西文化碰撞中的地位,必然模糊了郭沫若的形象,论述方式上存在诸多问题。

葛水平的民间立场

当代文学研究有必要回归民间,寻求民间立场的文学写作。作为晋东南作家,葛水平的写作体现了民间立场。葛水平具有浓厚的乡土情结,她的小说素材取自民间,小说语言具有一种"野"味,风俗描绘显出一种"野"性。葛水平擅长于日常生活叙事,而她的小说独特之处在于能够穿越民间生活的苦难,展现太行人民的坚韧与大爱,作品浸润着脉脉温情。

曹乃谦小说的底层世界、叙事伦理及意识形态

曹乃谦塑造了"温家窑"这一充满苦难的底层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人们承受着身体的煎熬,在饥饿与性饥渴中绝望地活着。身体背后则是权力的眼睛在冷酷地凝视,温家窑的人们被权力所异化,变得奴性十足。曹乃谦小说的叙事伦理故事层面窄化、歪曲了农村生活,给人一种虚假之感;叙事层面上外聚焦叙事方式的采用,反讽的缺失显示出作家道德伦理和生存伦理的困惑。曹乃谦的小说受到启蒙话语、文化殖民主义的意识形态的影响,呈现出80年代文学界的"集体无意识"。

大百科全书写作模式:《堂吉诃德》与《鹿鼎记》之文体类型比较

学术界历来把《堂吉诃德》和《鹿鼎记》称为"反骑士"和"反武侠"小说,但是对于文本的深入比较分析,历来阙如。从文本类型对两部小说进行比较,两部小说都用诗歌插入叙事,有着丰富多彩的叙事变体,都展示了广阔的社会历史内容和轶闻趣事,是浪漫小说的现实积淀。这两部小说可以称之为大百科全书模式。但不同的文化背景也使得两部小说在展示爱情、历史方面产生巨大差异。

张枣的对话诗学

对话理论不仅是现代小说的一种重要的表现方式,也是现代诗歌的发展方向。张枣诗歌具有很强烈的对话色彩,人称变化的迷宫、戏剧化的场景、"自我"的分裂成为张枣实现对话的三种方式。张枣诗歌的对话色彩在八十年代以来的诗歌中具有前瞻性,丰富了当代诗歌的内涵。

关公文化视域下西古村公共空间的建构

西古村拥有较为深厚的关公文化历史积淀,关公遗训业已成为西古村关氏后裔的处世规范。从器物到演艺再到民俗,西古村业已初步打造出全方位、多元化的公共空间。然而,西古村公共空间的营造依然存在着器物公共空间开发乏善可陈、文艺舞台演出后继乏力、关公文化在民众日常生活中影响式微等诸多问题。关公文化是西古村公共空间的精神内核,它可以提供社区精神支柱,激发公共空间活力,凝聚公众思想,实现共同治理,增强身份认同,传播善行义举。西古村应当着力打造以关朗墓、街心花园、关公家塾为核心的关公文化地标,丰富乡村文化娱乐活动,建立关公文化经济园区,从而重建西古村日常生活空间。以打造关公文化为核心,西古村的公共空间建设一定会成为运城市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范本,促进乡村文化的全面复兴。

诗性·智性·含蓄美——论小诗的艺术特色及其历史地位

在二十世纪中国新诗发展史中,小诗以其含蓄的语言,哲理化的情思,真实的情感等独特的风格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一方面,它在艺术上更为成熟,突破了早期白话诗歌的散文化,说理化的窠臼;另一方面,它的智性写作也为中国新诗开辟了一个新的方向,为中国新诗的逐步成熟提供了原动力。

赵树理的尴尬——从《锻炼锻炼》看赵树理的思想困境

《锻炼锻炼》在赵树理的作品中占有重要地位,学术界历来对该作品阐释历来有很大的争议。本文认为,该作品表面上表达了对意识形态的认同,实质上却是反映大跃进下农民的困境。赵树理一生为农民写作,真实反映农村矛盾,在大跃进、文革时期显得不合时宜,甚至付出生命代价,但现在看来,作家在与时代遭遇的尴尬、困境中坚持"问题小说"的写作,其本身值得我们敬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