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佛教信仰“由禅入净”看晚明家具的装饰意趣--以“卍”字符纹饰为例

以“卍”为代表的佛教符号在晚明时期成为日用家具上流行的装饰题材。这种文化现象既与晚明心学思潮影响下佛教的复兴有关,也与各阶层民众,特别是大批掌握文化主导权的文人居士,其佛教信仰“由禅入净”“禅净圆融”的具体状况渊源颇深。与孕育了空灵、简约之美的禅宗有所不同的是,净土宗对佛教偶像和佛教符号极为倚重。某种程度上得益于净土宗风靡的文化语境,作为祈愿“往生”的重要凭借和承载着“福德圆满”之义的“卍”字符成为晚明家具装饰的一大创意源泉。这种此岸与彼岸、世俗与信仰的契合和统一在佛教符号纹饰家具上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并融合成一种具有多重维度丰富涵义的吉祥隐喻。

论“理性”概念的五大基本范式——文艺美学关键词研究之一

“理性”是美学、文艺学学科中使用最繁而歧义最大的一个关键词 ,需要加以甄别辨析。理性概念大致有五大基本范式 :一是本体理性 ,指一种本体论意义上的古典理性形态。二是认知理性 ,即人类强调“自己思考”的认识论意义上的近代理性形态。三是工具理性 ,又称科技理性 ,指将工具 (或科技 )视为文化发展和文明进步主要标志的近现代理性形态。四是生命理性 ,也称人文理性 ,指以个体感性的生命存在为基点来探寻人的价值追求人生理想的现代理性形态。五是实践理性 ,主要指的是一种直接贯彻在日常现实的世间生活、伦常感情和政治观念中的中国理性范式。

生活美学:21世纪的新美学形态

生活美学是以人类的“此在”生活为动力、为源泉、为内容的美学 ,是将“美本身”还原为“生活本身”的美学 ,是彻底落实终极关怀使命的美学 ,是真正的人类学美学。生活美学是 2 1世纪人类美学的重要形态和发展趋向。

论西方美学在20世纪中国文化语境中的学术地位、价值和意义

20世纪的中国美学史 ,总体上是以西方美学为推力、为圭臬、为主导、为中心的历史 ;西方美学的学术价值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 ,即现代化的学术承诺、理性化的认知规范、体系化的知识形态、普遍化的阐释准则和科学化的研究方法 ;但西方美学在中国文化语境中“水土不服”的深在症状也已逐渐显露 ,所以至世纪末 。

“中和”范式·“阴阳两仪”·“一两”思维——中国美学精神的思维文化探源

中国美学以“中和”为最高境界和理论范式,乃源于独特而深厚的民族思维文化。其一,“中和”范式以审美矛盾因素的两面、两极、两端……(即“两”)为基本架构,这正贯彻了中国传统以“物生有两”观念为基点的“耦两”型或以《易》为范本的“阴阳两仪”型思维模式。其二,中国传统“耦两”思维同西方近代的主客二元思维根本不同,其本质差异就在于“耦两”思维不脱离“一”的根本原则,关注的是“一两”关系。立“两”最终是为了明“一”。其三,“两”所济所明的“一”实质上就是“中”。“中”同“美是和谐”的古典美学理念相结合,就形成了“中和”这一中国特色的美学范式。

当代审美文化建设与古代审美文化资源

从学理层面探讨当代审美文化建设与传统审美文化资源的内在联系,依然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首先,当代审美文化因其具有"审美与生活相同一"的特异品格,并同经典美学"审美超功利、无目的"话语模式迥然异趣,而被人们命名为"后现代"或"现代"的文化,但其与"前现代"即古代审美文化资源的联系却被大大忽略。其次,当代审美文化的崛起与中国市民社会的发展直接相关,也因此显示了与中国传统审美文化之间难分难解的历史联系。再次,当代审美文化中"传统"审美文化资源以"道不远人"的哲学—美学精神,同当代语境中的"现代"、特别是"后现代"审美文化因素呈现出互补与融合的状态。

样板戏审美效应与传统戏曲改革

样板戏审美效应与传统戏曲改革仪平策当前，在我国的文化市场和一些文艺活动中，产生于六、七十年代的“样板戏”正成为一个群众性的消费欣赏热点。应当说，这是一种耐人寻味的审美文化现象，我们姑且称之为“样板戏效应”。尤其在上上下下皆为传统戏曲的生存而苦思良策、...

男女符码与儒家本文的三重意义

从男／女符码这一特定的文化视角观察，儒家本文作为中国父系社会所遴定的“权力话语”，其意义层面主要有三，即显性的男权中心的理性层面、世俗的“阴阳两仪”的礼仪层面和隐性的母性崇拜的文化“无意识”层面。这三个意义层面的有机联系，构成了儒家本文完整的极富民族特色的内涵系统。

从现代人类学视野看生态美学的民族性问题

生态美学作为一个具有世界性普遍意义的当代文化课题,从现代人类学视角看去,其民族性有独特体现:(1)现代人类学对“人”的理解,偏于对“人”及其“文化身份”的特殊性、差异性的辨识和描述。这一立场,使得以人与世界的生态审美关系为对象的生态美学的具体性和差异性特征凸显出来。(2)生态美学的多样性突出表现为文化上的差异性。现代人类学认为人性身份的多样性,主要缘于文化模式的差异性。生态美学的构想惟有体现这种文化的多样性,才符合“审美生态”的真正意义。(3)生态美学文化品格的特殊性,最终落实为生态美学的民族性。这使得民族化的生态审美资源在现代社会获得了继承弘扬的可能。

论“阴阳两仪”思想范式的美学意涵

在东方文化和美学观念中,“阴阳两仪”是一个极其重要的理论范畴和文化命题。它所反映的不仅仅是一种东方式、中国式的宇宙观念和人生哲学,而且也反映了一种东方式、中国式的美学思想范式。其美学意涵主要有四:一是“耦两”美观念,即强调在相反相对的两种矛盾因素之间思考美、创造美;二是“中和”美意识,即讲究在两两相对的矛盾因素之间实现均衡持中、不偏不倚的和谐之美。其核心范畴是“中”。三是“刚柔”美理想,既讲究阳刚与阴柔这两种审美理想之间的相成相济,又有偏重阴柔之美的趋向。四是“虚实”美境界,在阴与虚、阳与实的对应中,既强调虚与实之间的互用相生,又讲究以虚为体、以实为用,从而推动“意境”美学理论走向成熟。

文学民族性身份的现代人类学还原

文学民族性问题是中国现当代美学—文艺学的一个“焦虑中心”,同时也是一个实际上被“个别化”、“边缘化”、“表面化”了的课题。现代人类学将为该问题研究的理论突破和创新提供一种可能。现代人类学立场的核心是肯定人类文化的相对性和差异性,将人的抽象、普遍、同一的本质还原为具体、特殊、多样的存在,最终突出人性的“民族化”身份和特征。立足现代人类学立场,“还原”文学的民族“身份”(特性),不是有没有的问题,而是应否“去蔽”、“还原”的问题,以此反思我们以往的学术研究现状,重构真正中国特色的现代美学—文艺学。

魏晋南北朝美学的流变与玄、佛哲学

魏晋南北朝美学作为“中国美学大转折的关键”(宗白华语),其重要地位已日愈为人们所注重,特别是其美学观念和哲学思潮之间的关系,作为可能揭开这一时期美学流变之谜的途径之一,正逐渐成为研究者们的热门话题。这一现象令人兴奋,它反映了美学史和文艺史研究的活跃和深化。但要指出的是,这种研究目前还停留在诸如分析玄言诗,探究佛教艺术这样一种外围的、现象的层次上,而时代的审美意识和哲学理性在认识论和价值观上的更深层、更本质的内在联系却相对来说被忽略了。笔者认为,魏晋南北朝美学和艺术在历史上所发生的重大转折和流变,正是以哲学思潮的逻辑演化为先导的。换言之。

论中国古典文艺美学思想发展的五大阶段

中国古典文艺美学思想发展的基本历程主要分五大阶段:一是以《尚书》所提出的美学话语作为历史的(也是逻辑的)起点阶段;二是以先秦至东汉为中国文艺美学思想的奠基阶段,标志是产生了作为中国文艺美学思想之根基的儒、道两家学说,初步确立了中国文艺美学的特有概念、命题及其话语模式;三是以魏晋以降为中国文艺美学思想的自觉阶段,标志是出现了较为专门而独立的文艺美学思想形态,将关注的焦点从文艺的伦理功能转向文艺自身的审美意义;四是以唐宋之际为中国文艺美学思想的成熟和深化阶段,体现出由综合而成熟、由转型而深化的两大特点;五是以元明清为中国文艺美学思想的近代蜕变和古典总结相互碰撞交织的阶段。

宫体诗审美意义的文化解释

文章认为,就文本本身说,宫体诗的突出特点就是感性原欲的审美化。一方面,它的主"欲"题旨,渊源于理欲不悖、圣俗合一的文化传统,根植于本乎自然、主乎情性的时代语境,发动于热烈言情、率直表欲的江南民歌;一方面,中古时期"美"意识的真正觉醒和独立,则使得以文人趣味对待"欲",以唯美态度观照"欲",以诗意方式表现"欲",成为宫体诗审美意义之所在。

玄、佛语境与陶、谢诗旨

南宋陈善在《扪虱新话》中说,一日他与林俯论诗,“林倅曰:‘诗有韵有格,故自不同。如渊明诗,是其格高;谢灵运句,乃其韵胜也。’予时听之,瞿然若有所悟”(下集卷一)。这段话在历代评陶论谢的浩繁文字中也许并不显眼,因而较少为人所重。但依笔者之见,此说实在称得上卓尔不群,独出机杼;一“格高”一“韵胜”之论,可谓直达陶、谢诗旨之神髓。 笔者之所以对陈善所述的这段文字感兴趣,不仅是因为它言简意赅地概括了陶、谢诗作的中心旨趣,而且它还涉及到了中国诗史在唐以前所发生的一个重大变迁,那就是诗美观念由重“格”(人格。

当代审美文化与中国传统精神

当代审美文化的“世俗化”倾向更多的是“道不远人”这一传统审美文化根本精神的当代“复活”。审美之道既不在超现实的形上天国,也不在非人类的物化自然,就落实在日常现实的世俗领域和生活世界里,归结到感性实在的人性经验和人生活动中。“世俗性”和“超越性”的浑然不离,就是从古到今一脉相承的中国审美文化的根本精神。

论晚明家具的审美“真趣”

晚明家具的美学风格整体上呈现多元化甚至矛盾化的特征,这一现象的成因尚有深入探讨的理论空间。引领家具审美风尚的晚明文人在心学影响下突破理学窠臼,在一定程度上复兴了以“平淡自然”范式为主的古典美学崇“真”尚“淡”的趣味,这一文化语境推动了自然天成、平淡素朴的家具风格的流行。“真”这一范畴在浪漫美学思潮中又得以拓展,并发展出追求主体情性之“真”的新“真趣”,从而使晚明士民愈发重视家具审美中的情感体验,追求家具审美和设计的个性化与新奇性,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走向物欲化。这种意涵丰富的家具审美“真趣”成为晚明一道独特的文化景观。

从身体角度看晚明家具的审美文化嬗变

作为中国文化史的重要内容,晚明家具的审美特征及其时代语境具有深入探讨的理论价值。围绕“身体”这一维度,发掘、梳理、对比晚明前后关涉家具审美的文本、话语和实物遗存等材料,揭示晚明家具审美主体对身体和感官快适的强调与追求远超以往,并论证这一嬗变与当时特殊的社会文化语境,尤其与心学思潮中主体变化了的“身体意识”之间的密切关系。阐明在晚明新“身体意识”的影响下,家具审美主体的感性身体在一定程度上不再拘谨、克制,而是愈发追求舒适、放松和快乐,家具审美活动的核心日益由伦理转向与主体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感性生命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