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理的三次觉醒

伦理是“是”实现其“应当”的生活实践,也是“应当”扬弃其“是”的历史进程。它体现为三次觉醒:第一次觉醒(自然主义谬误的提出)表明,整体伦理遮蔽了事实与价值的区别;第二次觉醒(人为主义谬误的伦理诊断)指出,分析伦理隔离了事实与价值的联系;第三次觉醒(自然主义谬误与人为主义谬误的扬弃)探究事实与价值的共同根源与本质区别,把握事实与价值的辩证统一关系,寻求人类伦理命运的天下大道。伦理的三次觉醒既是伦理理论的自我提升,又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自由航程。

自然主义谬误的中国传统伦理审视

自然主义谬误与人为主义谬误的对立,是“是”与“应该”相冲突的典型体现。如果说自然主义谬误是把“是”等同于“应该”的整体伦理问题,那么人为主义谬误则是把“是”与“应该”相隔离地分析伦理问题。解决问题的基本路径在于:尊重分析伦理传统,从中国伦理传统寻求理论资源,以孔孟荀老庄等思想家为主要研究对象,兼及其他相关思想。究其实质,伦理是自然、天性与人为三大要素互为基础、相互支撑的“是”与“应该”综合统一的自由进程。在此进程中,伦理的本真性随之显现,自然主义谬误与人为主义谬误迎刃而解。

美国“脑计划”伦理治理研究

随着各国“脑计划”的实施,神经伦理治理已成为国际社会的重要关切对象。美国“脑计划”经过十年发展,形成了较为完备的伦理治理体系。通过解读美国“脑计划”战略报告,分析其伦理治理基本架构,剖析治理实践机制,从顶层设计建构、监管模式创新、推进公众参与、增进国际对话、完善软硬法规等方面进行研究,为中国“脑计划”伦理治理提供一些借鉴与思考。

孟子的人性实践论

孟子的人性实践论是伦理主体、伦理实体和伦理生态共同构成的伦理秩序。在孟子那里,伦理主体保持先天善心,如果伦理主体失去善心,则求其放心,以返回善之本性;伦理实体的使命是实行仁政以争取民心;伦理生态秉持人、仁政与自然和谐共处的互惠原则,如果二者发生冲突,则秉持人、仁政优先于自然的原则。孟子人性实践论既有其生命力,亦有其缺陷,因此孟子人性实践论尚需注入当代文明的新要素。

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的应用伦理学体系论纲

作为当代伦理学的重要领域,应用伦理学面临着诸多不可回避的问题、质疑乃至否定。人类命运共同体重大理念的提出为应用伦理学突破自身发展瓶颈、建构应用伦理学体系提供了全新的理论视野与发展契机。人类命运共同体视角下的应用伦理学体系是应用伦理逻辑论、应用伦理主体论、应用伦理生态论、应用伦理实体论、应用伦理实践论等共同建构的理论。其中,应用伦理逻辑论总体把握应用伦理学的逻辑结构,应用伦理主体论、应用伦理生态论、应用伦理实体论分别研究应用伦理学的身体系统、自然系统、社会系统三要素的逻辑结构与实践功能,应用伦理实践论综合考察应用伦理学的实践功能。为了应对、解决多元世界与共同命运的冲突,应用伦理学体系应当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的应用义利观,并在应用伦理主体、应用伦理生态、应用伦理实体中落实为应用伦理实践。

人权是何种权利?

实证法认为,只存在经验的法律权利,否认人权是经验的法律权利。自然法主张,人权只是先验的前法律权利,否认人权是经验的法律权利。而且,自然法内部关于前法律权利是客观权利还是主观权利的问题也难以达成共识。这就要求人权伦理学必须明确回答"人权是何种权利"这个基本问题。其实,实证法和自然法具有内在联系。由此可以证明:人权是人人平等享有且能够得到法律保障的人之为人的最基本的正当诉求,它包涵先验人权和经验人权两个基本层面。

对我国器官移植问题的理性思考

技术问题、经济问题、器官来源问题、脑死亡标准与立法问题是器官移植面临的几个重要问题 ,它们和我国的实际决定了我国器官移植要坚持人道原则 。

目的论还是义务论——伦理学的困境与出路

貌似对立的目的论和义务论都是通向自由的必要环节,它们内在的逻辑联系彰显了伦理学的内在逻辑进程:善—正当—自由,这就确证了伦理学是自由之学。

滑坡论证：质疑安乐死立法的伦理论证

近年来,安乐死立法成为生命伦理学领域内争论激烈的国际性道德话题,也因此成为滑坡论证质疑其道德可能性的对象。安乐死立法的滑坡论证主要有3种基本类型:1.逻辑滑坡论证是在多种可能性中选择一种可能性,然后把这种可能性当做现实性,因此很难得出可信结论;2.实证滑坡论证具有最大可信度,但实证的路径以明确的经验数据表明,立法安乐死和非自愿安乐死之间并没有必然的因果联系;3.价值滑坡论证的要害在于以生命权否定死亡权。其实,生命包含生存和死亡两个基本要素,尊重生命权要求同时尊重生存权和死亡权。尽管滑坡论证并不足以构成否定安乐死立法的有力论据,我们却不能否认滑坡论证对安乐死立法的质疑所具有的重要价值。

康德论道德教育方法

康德认为,纯粹德性是人类的本性,它要求出于义务来遵守,而且是趋向于善的唯一动机,因此是可教的。这就是对道德教育的方法如何可能的问题的回答。在此基础上,康德提出了他的道德教育方法:道德判断力的训练、敬重义务的训练、合道德性的道德教育程序的建构、伦理共同体的联合等。康德的这一思想,给我们进行道德教育以如下几个方面的启迪:注重道德教育方式本身的道德性,进行以德性为目的的榜样教育,发挥感性实践的重要作用,以自由和谐丰富集体主义道德原则的内涵,培育自由的道德人。

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百年历程的科学文化路径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既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实践问题,本质是党的群众路线的具体体现。中国共产党一直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可以说,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的历程,也是中国共产党锲而不舍地探索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程。在此百年历程中,科学文化对于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发挥了关键作用。观念层面的科学文化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提供理论支撑,制度层面的科学文化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提供制度借鉴,器物层面的科学文化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提供技术保障,实践层面的科学文化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提供惠民路径。我们要运用科学文化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增强人民群众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而奋斗。

简析黑格尔的伦理有机体思想

黑格尔没有一本伦理学专著,他常常把伦理和伦理学都称为伦理,有时又把道德学说也叫做伦理学,这就增加了研究其伦理思想的难度。实际上,黑格尔关于伦理的思想是前后一贯的。在他那里,伦理学是客观伦理、主观伦理和绝对伦理构成的“一个伦理有机体”。黑格尔的伦理学决定了他在西方伦理史上的重要地位。

义务论还是德性论?——走出“康德伦理学是义务论”的误区

长期以来,人们把康德伦理学判定为义务论,这是康德伦理学研究的一个误区。实际上,康德伦理学是批判的德性论。从马克思的实践本体论看,德性是自然界一切潜在属性实现的力量,道德德性是人的一切潜在属性实现的力量。因此,伦理学的根本就是道德德性,伦理学就是德性论或德性学。这也证明了康德伦理学只能是德性论。

试析“克隆震撼”的非理性

“克隆震撼”集中体现在关于克隆技术、克隆人本身的宿命感和伦理错位以及克隆人给人类带来的巨大灾难。而逻辑上的混乱、浪漫主义的非科学态度、正统思想的历史惯性作用和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使“克隆震撼”偏离了理性轨道。我们应在剖析其非理性的基础上 。

食物伦理律令探究

食物不仅仅是人类食用的自然之物,更是人类在其能力范围内超越自然的必然限制并自由地创造好(善)的生活的精神之物。在人类生活的历史进程中,食物以其特有的方式彰显着饥饿驱使下所产生的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对抗颉颃与重叠共生的密切联系。在此联系中,食物自身蕴含着深刻的伦理关系。这就提出了食物伦理的根本问题:如何把握食物所蕴含的伦理关系?该问题可以分解为三个子问题:是否应当禁止食用任何对象?是否应当以任何对象为食物?应当以何种对象为食物?食物伦理第一律令、第二律令、第三律令分别回应这三个子问题。第一律令、第二律令是规定食物伦理"不应当"的否定性律令,其实质是食物伦理的消极自由(免于饥饿或不良食物伤害的自由)。第三律令是规定食物伦理"应当"的肯定性律令,其实质是食物伦理的积极自由(正当追求优良食物和善的生活的自由)。三大律令分别从不同层面诠释出食物伦理的根本法则或食物伦理的总律令——食物伦理的自由法则。

祛弱权与生命伦理学“共识的崩溃”

当代生命伦理学的重要奠基人恩格尔哈特否定后现代伦理学境遇中的生命伦理学达成共识的可能性。我们认为,每一个人都不可避免地时刻处在脆弱性状态,脆弱性在人的状况的有限性或界限的意义上具有普遍一致性。从这个意义上讲,祛除普遍的脆弱性的价值诉求,在道德实践中就转化为具有规范性意义的作为人权的祛弱权。祛弱权不仅是生命伦理学的基础,也应当是生命法学的基础。

义利之辨的困境与出路

义利之辨和其他判断一样,要么是分析的,要么是综合的。换言之,义利之辨有两种基本模式:分析判断和综合判断。义利之辨的分析判断和综合判断在理论上催生了其极端形式:道禅两家既不重利、也不崇义,把义利之辨由虚无推进到涅槃,从而否定了义利之辨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义利之辨的寂灭只是一种自我陶醉的幻相,透过幻相就可以探求到它潜藏着自由法则的重生因素。义利之辨的先天综合判断扬弃了其分析判断与综合判断,完成了由自然法则向自由法则的历史转变,也在某种程度上综合并超越了功利论和义务论。

食品伦理学的演进

食品伦理学的雏形蕴含在人类的食物习俗之中。一般说来,人类的食物习俗倾向于健康快乐的自然目的,并逐步形成相应的节制德性。当食物习俗和节制德性追求社会目的时,节制德性也就突破自身限制,走向外在食物伦理规范的轨道。在特定历史阶段(主要是中世纪),食物习俗和节制德性转化为神圣食物法则与世俗食物伦理的颉颃。二者的颉颃在农业科技大变革的历史境遇中演进为食品科技对人类伦理精神的挑战和后者对前者的反思。在此进程中,食品伦理学应运而生。食品伦理学既应当为人类健康快乐的个体生活提供理性行为规则,也应当为食品立法提供哲学论证和法理支撑,还能够为应用伦理学开拓出深刻宽广的研究领地。

祛魅“休谟问题”:生态伦理学的奠基

人类中心论和生态中心论相互指责对方犯了自然主义谬误。自然主义谬误的实质是"休谟问题","休谟问题"的问题在于仅仅看到了自然和自由的外在对立关系。一旦深入到自然和自由的内在逻辑关系,休谟问题就可迎刃而解,进而为生态伦理学奠定可靠的理论根基。

论黑格尔关于善的思想

黑格尔关于善的思想说出了人类的崇高尊严,揭示了伦理学的根本使命,是比肯定恶更伟大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