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修复管理人制度构建的实践与法理

我国环境司法实践中采取的三种执行模式,均致力于帮助人民法院克服专业技术短板,无法真正解决生态环境修复执行的结构性困境。个案中创设的生态修复管理人制度将执行的事务性工作通过法定形式交由专业机构或组织代管,并以管理人为平台回应公共利益代表的监督诉求,更加契合生态环境修复执行需求,具备作为一项专门性执行制度的价值。细化执行实施权的多元配置,是通过生态修复管理人制度破解“执行难”的关键所在,也是构建该制度规范的内在逻辑。在制度构建过程中,有必要对管理人选定程序、代管费用的使用管理以及公众监督机制等核心规范予以明确。

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补偿正当性理论新探

目前我国学术界已形成通说的生态补偿正当性理论有环境资源价值理论、公共物品理论和外部性理论。鉴于重点生态功能区的生态效益或生态服务功能无法予以科学确定,以及重点生态功能区对各类大规模开发行为的禁止或限制到底是为了"防止损害"还是"增进利益"难以界定,生态补偿的一般正当性理论在解释对重点生态功能区的生态补偿上存在论证缺陷,难以为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补偿的正当性提供支撑。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补偿是伴随我国主体功能区划战略的实施而出现的新兴事物,它实质上是土地用途管制下的行政补偿。行政补偿理论、土地发展权理论及特别牺牲理论是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补偿的正当性依据。

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补偿法律关系研究

重点生态功能区是提供生态产品和服务为主体功能的区域,对国家和地区生态安全十分重要。构建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补偿法律制度应从理顺相应的法律关系着手。目前我国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补偿法律关系成立的规范性依据主要是一些法规与规章;而事实依据包括生态产品和服务的供给行为及由此产生的利益损失、生态产品和服务的惠益以及损失与惠益之间的因果关系。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补偿以"区域"为尺度,其法律关系的一方主体恒为区域利益与行为的"代言人"——政府;客体为区域供给的生态产品和服务;主要内容为补偿主体依据相关法律法规或按照协议的约定、围绕生态产品和服务的持续供给活动而产生的权利和义务。

世界银行的环境政策及其对环境法发展的启示——搭建环保与扶贫的桥梁

"先脱贫,再解决环境问题"抑或"先保护环境,再解决贫困问题"都是徒劳无功的假命题。如何搭建环境保护与扶贫之间的桥梁,关系到环境保护目的的真正实现,是民生法治观指导下环境法的发展方向。以消除世界贫困为终极目标的世界银行在扶贫实践的过程中意识到扶贫与环境保护的高度关联性以及环境政策及其实施对减缓贫困的积极作用,逐步将"环境保护"纳入其主流工作并实现了双赢。世界银行的环境政策为环境法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包括坚持"以人为本"的可持续发展观、开拓环境法的益贫功能以及设立重在"赋权"的制度体系等等,实现环保与扶贫之间的良性互助。

重点生态功能保护区生态补偿法律关系研究

重点生态功能保护区的建设和保护关系到国家和区域的生态安全,建立并完善相应的利益补偿机制势在必行。建立我国重点生态功能保护区生态补偿法律机制,应当从理顺相应法律关系着手。文章以区域内开展的行为活动对自然生态及区域内外人群造成的影响为逻辑起点,运用系统学分析方法搭建重点生态功能保护区生态补偿关系模型,并在此基础上对相应的法律关系加以判明。

区域生态补偿关系模型及制度框架

加快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区域分工"的管理理念深化了区域环境与经济利益之间的冲突,有必要建立相应的生态补偿制度。多元的利益主体和复杂的补偿关系是区域生态补偿制度建构的难点。限制开发的重点生态功能区和禁止开发的重点生态功能区在生态本底状况、政策配置等方面均存在差异,依据不同区域开发政策导向下的社会行业活动对两类区域生态系统的影响情势分别构建了相应的补偿关系模型。在补偿关系"理想型"的基础上,对区域生态补偿的设置制度(规范对象及补偿主体)、运行制度(补偿模式、方式和标准)和保障制度(资金制度、技术指标和激励制度)一一加以分析,从理论层面架构区域生态补偿制度框架。

制度教化与德性培养: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之“双驾马车”

近些年来发生在高校校园内的恶性伤害事件一再地拷问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弊端。传统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强调对个体内在"德性"的塑造,却忽视了"德性人"在现代社会中应首先作为社会人而存在。党的"十八大"要求"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在此背景下的"社会人"也是"法治人"。因此,兼顾制度教化与德性培养,塑造大学生的"法治人格"和"道德人格",是新时期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追求。在强调制度教化的前提下凸显制度的道德属性,并且积极推进德性培养的制度化,是今后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变革的努力方向。

和谐社会语境下环境法应对贫困问题的正当性

从法律上说,平衡多元主体的利益关系,尊重和保障权利,尤其是包括贫困主体在内的弱势群体的权利,实现法之正义价值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要求。贫困是社会不和谐之根源,而贫困与环境问题,这两个看似互不相关的社会问题现实中却由于发展议题而密切联系。摆脱贫困与环境保护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矛盾。通过赋予贫困主体更多权利与机会的合理的法律政策的实施,有助于切断两者之间的恶性循环,从而实现两者之间的良性互动。

总体国家安全观视阈下的“安全发展”

[研究目的]基于总体国家安全观视阈分析“安全发展”理念的生成脉络,明确内涵要义、时代价值和实现路径,为科学认识安全发展、激发安全发展动力提供理论依据。[研究方法]以党的十九届二中至五中全会公报文本为样本,使用ROST CM6、ROST NAT等分析工具,从语义学角度围绕“发展”“安全”进行关键词的词频分析、矩阵共词可视化图分析,梳理高频词、关联词的亲疏关系程度,分析“安全发展”的理念生成脉络,深刻揭示其内涵和价值。[研究结论]十九届二中至五中全会公报反映了从“发展”为中心、到“发展”与“安全”并重,再到“安全发展”融合性理念的生成,揭示了对发展与安全关系的哲理性深刻认知和准确把握;“安全发展”理念为审视和思考国家安全问题、统筹安全与发展、开展国家安全工作提供了新的理论框架。应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基础,充分汲取“安全发展”理念的思想动能,坚持系统思维,构建大安全格局,切实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

西部基层卓越法律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西部基层法律人才的培养是卓越法律人才培养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着力点,要根据西部基层政法工作的特点和实际需要,通过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加强操作技能训练,加强综合辅导,鼓励学生到西部基层单位就业等方式,造就一批"下得去,留得住"的法律人才。

水土流失防治费制度探析

水土流失防治费制度的建立和实施,在治理水土流失、保护土壤资源和土地生产力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然而该制度仍然存在不少问题。通过考察该制度的法律渊源、法律依据的合理性和正当性、分析该制度在地方立法和实践中存在的种种问题,论证了我国现行水土流失防治费法律制度迫切需要在国家和地方立法上进一步升华和完善,并提出几点对策性建议。

论环境法学研究范式变革的深层探索——《民本视阈下环境法调整机制变革:温州模式内在动力的新解读》一书评介

法律调整机制指由法律调整主体、调整对象、调整行为（包括调整方法和调整过程）结合起来的整个系统的内部结构、内在联系和运作方式的统一,是法律对其调整对象实施影响、实现其调整功能的运作原理和运作方式。①它实质上是从整体。

“水土保持设施补偿费”制度探究

水土保持设施补偿费制度的建立和实施，在保护土壤资源和土地生产力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考察了该制度的国家和地方立法现状并分析总结了地方相关立法及实践的经验，论证了我国现行水土保持设施补偿费法律制度的必要性，提出完善该制度立法的对策性建议。

“水土流失治理费”制度探析

本文考察了水土保持领域"水土流失治理费"制度的法律渊源、法律依据的合理性与正当性,分析了该制度在地方立法和实践中存在的种种问题,论证了在立法上完善该制度的迫切性和必要性,并提出了对策性建议。

国外生态补偿制度的实践

在国外,"生态补偿"这一概念通常指为"生物多样性补偿"而进行的"生态服务付费"的过程。其生态补偿实践主要可以分为三种类型:政府购买模式、市场模式和生态产品认证计划(间接交易模式)。本文分别介绍和分析了这三种不同模式的典型案例,以期为发展和完善我国生态补偿法律机制提供借鉴和参考。

首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协议司法确认案评析

作为《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试点方案》实施后法院办结的首例案件,贵州省人民政府提起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司法确认案受到了各方的广泛关注。回顾该案,可以发现其在司法确认制度的适用范围和程序设置方面进行了创新,推动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发展;同时就司法确认的审查标准、确认后的救济以及确认书的既判力问题引发了新的思考。

美国的生态损害赔偿制度

概述 美国生态损害赔偿制度经历了从普通法到制定法的发展过程。最初，生态损害仅作为环境侵权损害的一种，由美国普通法赋予公共机构对自然资源损害赔偿的起诉权，从而实现赔偿请求。由于普通法提供的对生态损害求偿的机会十分有限，从20世纪70年代起，美国开始在联邦制定法中对生态损害赔偿进行规范。

从环境法制转向生态法制——评新《环境保护法》的亮点与不足

新《环境保护法》在立法理念的生态化和生态环境保护制度的完善方面都有长足进步,基本符合新时期环境、资源和生态保护领域基本法的要求,有诸多亮点。但是,从环境资源法的发展趋势——从＂重在利用或重在资源、反污染＂的环境法制转向＂重在系统＂的生态法制而言,存在＂环境＂的定义没有与时俱进、生态监管体制尚未厘清、自然环境及资源保护的规定仍不完善等不足。

德国能源立法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德国一直注重通过法律手段对能源产业、能源供需制度进行调节和监管。目前,德国已形成了以《能源经济法》为基本法,由煤炭立法、石油立法、可再生能源立法、节约能源立法、核能立法、生态税收立法等专门法为中心内容的能源立法体系,对我国的能源立法具有较大的借鉴意义。

生态修复管理人制度的规范构建

我国环境司法实践中采取的三种执行模式,均致力于帮助人民法院克服专业技术短板,无法真正解决生态环境修复执行的结构性困境。个案中创设的生态修复管理人制度将执行的事务性工作通过法定形式交由专业机构或组织代管,并以管理人为平台回应公共利益代表的监督诉求,更加契合生态环境修复执行需求,具备作为一项专门性执行制度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