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以来中国电视剧创作的伦理诉求

21世纪以来电视剧创作呈现新时代背景下多元化的伦理诉求,以此构建当代社会道德美好的伦理期待。历史题材电视剧的家国情怀,主要通过由“家”到“国”与由“国”到“家”的两种叙事模式,呈现家国密切相联的伦理诉求。从社会正义伦理的角度,司法题材、农村题材电视剧呈现坚守人民利益,维护社会治安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保护个人正当权利和实事求是的公平正义伦理诉求。现代都市题材电视剧尝试打破单一伦理主题的叙述视角,融合多层面伦理叙事重构现代人伦关系多元共赢的伦理诉求。面对现代社会多元文化审美的伦理诉求,电视剧创作理应构建一种积极健康,和谐美好的伦理形态,给予受众群体人生观、价值观和生活观的正确引导,从而体现文艺创作伦理审美的现实价值。

阿马蒂亚·森的贫困理论及其方法论启示

阿马蒂亚·森摆脱贫困研究的传统供求模式,基于实证研究,提出了关于贫困的权利理论,指出贫困并不仅仅指收入不足,而是权利的失败所导致的。森在《贫困与饥荒》中使用权利方法对饥饿和贫困问题进行研究。但是,权利方法依然是经济领域内的考察。森进一步提出"以自由看待发展"的伦理发展观,从人们实际享有的自由出发,以"可行能力"作为衡量人类发展综合性评价标准,关注底层人民的利益。森的贫困理论开启了对贫困问题研究的多维视角,对于解决中国贫困问题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反思个人完整性与后果论的结构——论伯纳德·威廉斯对功利主义的批判

功利主义自诞生之日起就饱受批评,20世纪对功利主义最有代表性的批评之一来自伯纳德·威廉斯。伯纳德·威廉斯通过对功利主义后果论结构的分析,指出其中所包含的消极责任原则,批判功利主义忽视了个人分离性的重要性以及对个人完整性的破坏。威廉斯强调个人是情感需要、功利偏好和理性能力的综合体,主张应该从人的主体自身出发去思考道德问题,认为重要问题是人如何过有意义的生活,而不是我应该遵守什么样的规则。威廉斯的批判是强有力的,对功利主义的发展具有重要启发,但也存在值得商榷之处。

功利主义与个人视角——论伯纳德·威廉斯、罗尔斯等人对功利主义的批判

自诞生之日起,功利主义就受到了各种批判,其中最普遍的批判是道德批判。伯纳德·威廉斯、约翰·罗尔斯等人从个人视角出发,针对功利主义的不偏不倚性提出批判,主张这种特征导致功利主义无法解释个人视角的道德重要性。但是,从个人视角出发,无法对功利主义做出成功的道德批判。通过评判标准与决策程序这一关键区分,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从个人视角对于功利主义提出的挑战,缓解了功利主义所面对的巨大理论压力,证明功利主义并不是一种过于严苛的道德理论,并且功利主义可以采取多种不同的方式包容个人视角的道德重要性。

完整性与功利主义伦理学——论伯纳德·威廉斯对功利主义的批判

伯纳德·威廉斯强调哲学必须直面人类生活的复杂性和困难性,他批判以往哲学回避现实,特别是功利主义和康德主义,以恶劣的方式将生活简单化,忽视了个人情感、规划和运气对伦理生活的影响。他通过对功利主义后果论结构的分析,指出其中所包含的消极责任特征,批判功利主义忽视了个人分离性的重要性以及对个人完整性的破坏。威廉斯强调个人是情感需要、功利偏好和理性能力的综合体,主张应该从人的主体自身出发去思考道德问题,认为重要问题是人如何过有意义的生活,而不是我应该遵守什么样的规则。威廉斯的批判是强有力的,对功利主义的发展具有重要启发。

在功利与权利之间——论诺齐克对功利主义的批判

自二十世纪下半叶、特别是在罗尔斯的《正义论》发表之后,功利主义政治哲学遭到了一系列严重的批评。所有批评都认为最大化功利主义存在着一个最大的过失,即它忽视了人的分立性的道德重要性。这种功利主义可能会被误用,从而导致对所有消除不平等的尝试的论证缺乏公信度。而这也是诺齐克自由至上主义的政治理论的理论基石。作为新观念的代表理论,它确立了个人权利的绝对至上性,但是它存在理论上的悖谬,导致其可能接受为未受限制的最大化的功利主义所最无法接受的结论;况且,不顾后果的政治优先性理论的建议由于在很大程度上漠视了人们最终能够享有(或不享有)的实质自由而陷入困境。因此,这种新观念虽然有闪光之处,但最终无法令人信服。

国际关系视域中的正义问题——对罗尔斯正义理论的批判性考察

正义的义务要求富裕国家增加它们对欠发达国家的实质性帮助,并加快建立新的世界经济体系。通过对原初状态的重新诠释,罗尔斯提出了国际正义的基本原则。作为一种理想理论,罗尔斯的正义理论有一个前提,即民族国家是自给自足的。罗尔斯的这一理论前提经不住事实经验性的考察,当今世界各国的相互依赖程度日益加深,将社会正义诸原则局限在一国范围内,会导致国际不公正的问题。即使这一前提是成立的,罗尔斯关于国际正义的讨论仍然存在关键性的不足之处,即它忽略了自然资源的分配问题。在当今世界,由于全球性经济依赖的原因,以国家为中心的图景已经丧失了它的规范相关性。因此,分配正义诸原则必须首先要适用于作为整体的世界,然后再延伸到民族国家中。

个人自由原则与“侵害”概念的界定——论密尔的自由学说

密尔把他的自由原则概括为一项简单的原则,从而为恰当地保护个体自由提供了充分条件:如果这种行为没有侵害到其他人,个体便有一种自由行动的道德权利。密尔认为他的自由学说是发生在旧主题上的新变异,"自由与权威"这一老问题需要不同的,更加基础性的对待,因为现代文明社会进入了一种新的状态。为了澄清这一观点,他区分了现代社会发展的四个阶段,并对这些阶段做出了不同的解释。关于密尔自由理论最明显的争议是随着竞争性的道德视域变幻的"侵害"的概念,围绕对"侵害"概念的界定,通过对密尔文本的解读以及分析研究者对密尔学说的重新诠释,我们可以发现密尔的原则在根本上是不完善的,自由原则的应用不能够被寄希望去解决相互冲突的道德视域之间的争论。

面向思的存在:庄子哲学与海德格尔哲学之比较

作为东西方哲学的代表人物,庄子与海德格尔的哲学尽管在外在表象上有所差异,但是它们却有内在的相似性,形异而神似:在形而上学层面上,对传统的形而上学进行反思和批判,关注生命活动本身;在具体体系建构方面,中心范畴具有超越性、本源性和创生性,主张齐同生死;思维方式方面,克服主客二分,主张对立面的辩证统一。可见,二者在精神境界上有相通之处,存在着可比性。

海德格尔哲学与庄子哲学比较

庄子与海德格尔同是哲学史上的重要人物,他们的思想对后世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尽管两人生存年代、地点相差甚远,但是他们的思想却有着很大的相似之处。论文从形而上学、体系的具体构建、思维方式的比较等三个层面对二者思想的比较分析来表现中西方思想的同异,突出中国哲学尤其是庄子哲学的瑰丽、深刻。

先验正义理论及其超越——论阿马蒂亚·森对罗尔斯式正义理论范式的批判

阿马蒂亚·森在其著作《正义的理念》中主张,政治哲学应该超越占支配地位的、罗尔斯式的理论范式,即森所谓的"先验制度主义",转而采取一种更加面向实际的研究方法,即"着眼于现实的对比"。森对罗尔斯式的理论范式提出三点主要批判:对比较来说,先验制度主义既不是必要的,也不是充分的;先验制度主义具有地域狭隘性;先验制度主义是僵化的、无法修正的。通过逐层分析这三个批判,证明森有关正义思考方面提倡的范式转换的必要性是值得商榷的。森的指控是基于对罗尔斯的理论方法的错误描述,最多表明它需要被更好地理解和进一步的完善,况且罗尔斯的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表达了森自己所要表达的东西。

实践合理性与价值中立——R.B.布兰特合理性理论探析

合理性的概念在哲学传统中占据核心地位,它是所有其他理念和信念的检验标准。为了确定信念的合理性,必须有一个清晰和可辩护的合理性的概念。理查德·布兰特的研究焦点是实践合理性,并对合理性的概念进行了三重界定。通过分三步对其合理性理论进行检验,可以发现虽然他的理论具有很多优点,但是也存在其不合理之处。规范性本身是不可还原的,如果不做出关于行为所追求的目的是值得追求的判定,就不能确定行为或者欲望的合理性。

从苏格拉底到柏拉图——论古希腊启蒙时期对普遍法则的寻求

希波战争之后,希腊民族的理智生活和精神生活蓬勃发展,科学走上了社会舞台,智者派转向了对政治生活的参与,政治生活的现实引发人们对普遍法则的追寻。"自然"与习俗或法令的矛盾成为希腊启蒙时期最有代表性的概念结构,苏格拉底提出了以"德行"概念为核心的解决方案,把德行解释为"洞见",而洞见又是对善的认识。但他并未赋予善的概念以普遍的内容,在某些方面还让它门户洞开。柏拉图理念论的提出,开启了哲学理论探索的新篇章。

书本优先于巧克力?——论密尔关于高等快乐的证据的不充分性

近年来围绕密尔关于高等快乐和低等快乐解释的辩护,似乎忽视了密尔论证中存在的一个严重缺陷:他将快乐和偏好的问题视为一个经验问题,但是,他所诉诸的证据并不是决定性的。然而,这一区分在密尔的学说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他利用这一证据去支持关于绝大多数人更偏好由高级官能产生快乐的论证。如果这一证据被证明是不充分的,那么密尔关于这些快乐明显比其他快乐质量更高的宣称就是缺少合理性的。密尔所提供的证据本质上是令人疑惑的,密尔的理论以及任何一种在没有作出论证的前提下接受密尔关于两种快乐区分的功利主义体系都是值得怀疑的。

论个人自由与社会平等的张力——优待措施背后的哲学争论

从其出发点来看,优待措施是为了消除种族歧视,促进社会公平,对妇女、少数族裔等社会弱势群体提供差别性待遇。贝基案的裁决在一定程度上确立了优待措施的合法性,使得少数族裔有机会参与到社会决策过程中,成为政治公共领域的自主参与人,这就使得宪法规定的平等原则由形式平等转向了实际权利的平等。从关于优待措施背后的哲学争论可以看出,自由与平等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张力,尽管自由与平等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但是公平正义需要进一步的博弈和努力才能实现。

德性与幸福——关于伦理道德问题的思考

实际生活中经常会出现道德原则与法律规定、法律跟人情感的冲突,本文通过对具体案例的分析,结合对两种主要的道德理论的考察,探讨幸福与正义和道德的关系,从而考察什么样的行为才是正当的。

论罗尔斯对正义原则的证明

当代政治哲学证明平等原则最重要的方法是契约,而当代最著名的利用契约论证明正义原则的莫过于罗尔斯,本文通过对他的契约论证明的考察,试图揭示其中存在的缺陷。

一项简单原则背后的哲学争议——密尔自由学说的缺陷分析

密尔把他的自由原则概括为一项简单的原则,从而为恰当地保护个体自由提供了充分条件:如果这种行为没有侵害到其他人,个体便有一种自由行动的道德权利。密尔认为他的自由学说是发生在旧主题上的新变异,为了澄清这一观点,他区分了现代社会发展的四个阶段,并对这些阶段作出了不同的解释。关于密尔自由理论最明显的争议是随着竞争性的道德视域变幻的"侵害"的概念。密尔的原则在根本上是不完善的,自由原则的应用不能够被寄希望去解决相互冲突的道德视域之间的争论。

海德格尔哲学与庄子哲学比较

庄子与海德格尔同是哲学史上的重要人物,他们的思想对后世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尽管两人生存年代,地点相差甚远,但是他们的思想却有着很大的相似之处。论文从三个方面对二者思想的比较分析来表现中西方思想的同异,突出中国哲学尤其是庄子哲学的瑰丽深刻。

在功利与权利之间——论诺齐克对功利主义的批判与反思

自20世纪下半叶,特别是在罗尔斯的《正义论》发表之后,功利主义政治学遭到了一系列严重的批评,这种批评的中心观点认为:最大化功利主义的最大的过失在于它忽视了人的分立性的道德重要性。但是,这种功利主义可能会被误用,从而导致对所有消除不平等的尝试的论证缺乏公信度,这就是诺齐克自由至上主义的政治理论的理论基石。作为新观念的代表理论,它确立了个人权利的绝对至上性,但是它存在理论上的悖谬,导致其可能接受为未受限制的最大化的功利主义最无法接受的结论;况且,不顾后果的政治优先性理论的建议由于在很大程度上漠视了人们最终能够享有(或不享有)的实质自由而陷入困境。因此,这种新观念虽然有闪光之处,但最终无法令人信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