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西方政治思想史的深度书写

重新书写西方政治思想史,这个“重新”指的是什么呢?是希望在现有的西方思想史书写基础上挖掘出一些新东西,或者是新理念、新解释,或者是新叙事、新进路。这是对汉语西方政治思想史学界的一个新期望。这个新希望之所以浮现出来,是因为既有的西方政治思想史书写方式已经不太适应思想史书写的更新要求了。对汉语西方政治思想史学界来讲,基础性的书写方式,也就是对政治思想家、著作、观点与时代背景的系统复写已经告一段落。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的概念、范畴的精准书写,以及在相应的思想史脉络中为思想家定位的书写方式,也从多方面尝试过了。

创造性与“新文科”的现代取向——以“第一轴心期”转向“第二轴心期”为背景

一般认为,大理科是以创造性为基本取向的学科,大文科则以秩序的供给呈现出保守的一面。其实这是一个误解。创造性是现代科学文化、人文文化与社会科学文化的共同特征。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的刷新,也就是它的创造性,丝毫也不弱于大理科。从传统文化的“两创”扩展出来的新文科“两创”命题,促使人们意识到大文科在维护人文价值与创新知识体系上的双重责任。文科在目前大学体制中的被动处境,是文科新旧更替的现实动力。新文科需要以当下的“现代”品格确立其学科特性,以求新文科能够成功顺应科技革命掀起的知识变革大潮,让新文科能够重现“第一轴心期”的人文学辉煌,一改文科尾随理工科的颓势。为此,文科需要祛除“无用即大用”的自辩自限,以学科的跨越、知识的综合、当下“现代”呈现的“第二轴心期”的全新解释为取径,确立自己的宏大使命。新文科之“新”的根本含义即在于此。

重绘现代政治的立体图景——任剑涛教授访谈

任老师，您好，谢谢接受访谈。请先谈谈您是如何走上学术道路的？ 说起来我做专业研究已经超过30年时间。1978年上大学，由于年龄小，对未来缺少职业规划，处于好学而不知前景的状态，根本不打算以学术为职业。大学毕业后，分到一所中学任教，当时仅仅因为对工作分配地区的不满，考到中山大学攻读中国哲学的研究生。因为偶然的机缘，得以留校任教。最初也很难说因为在大学教书，就进一步从事学术研究。在这个意义上，我走上学术研究的道路，既属偶然，又属被动。

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基于现代化的独异性视角分析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现代化的阶段性目标,是完成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中国式现代化”的表达是在中国现代化的中国特色与各国现代化的普遍性的交互角度中获得定位的。从中国之为中国、中国的现代化之为中国式现代化的特定视角看,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可以说是现代化的独异性在中国场域中的反映。从现代化历程来看,无论是先发现代化国家还是后发现代化国家,在现代化的初期阶段都表现出一定的普遍性或共性,但随着现代化的发展尤其是文化因素的突显与导引越发呈现各自的独异性特征。独异性不同于特殊性,更强调现代化的独有特质,成为各国现代化的普遍现象。党的二十大报告归纳的中国式现代化的五个特征和一个本质要求,共同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但这五个方面性的特征和一个集中化的论断(本质要求),也不是在同一程度上体现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及其背后的独异性特点。相对而言,最能体现中国式现代化中国特色的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尤其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而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是与中国国情的独异性相联系的。中国式现代化作为具有独异性特点的现代化,需要在各国现代化的普遍性中对之进行准确理解,以便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独一无二的特征和卓尔不群的追求。

在现代化史脉络中理解“中国式现代化”

“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新命题。这一命题,既是中国现代化自晚明开启其进程以来的、一个中国现代化当下模式的概括,也是世界现代化史持续五百年发展的一个中国果实。只有在现代化史的脉络中,才能找到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锁钥。现代化史展现出高度关联的社会环节,构成了现代化史的复杂性与中心性线索:只有在现代化的世界史这个大历史线索中,才能认识“中国式现代化”的小历史;只有在现代化的世界史这个国别结构图中,才能辨认“中国式现代化”的驱动力。“中国式现代化”一定是现代化的政治、经济与文化诸方面的一个合成结构。但世界现代化史并不将“中国式现代化”标示为绝对例外的历史产物,它约束并规定着“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特性:现代化是上位特征,中国式是下位特征,现代中国历史被现代化规定了国家方向与发展状态。

悠远的历史回声:从原始民主到现代民主的政治协商

理解政治协商,需要从民主发展的悠久历史着眼。在人类政治组织创生阶段,采用的就是民主制度。在原始民主制中,初步尝试的政治协商,成为人类议决政治事务的基本方式。中经君主专制的政治组织模式,但最终人类的政治模式归于现代民主政治。现代民主政治也是一种基于协商的政制形式。两者的差别在于,原始民主是一种成员获得当然政治资格情况下广义的公共事务协商;现代民主则是在成员资格法定的情况下,对重要政治事务展开的协商。两者间的协商属性确有差异,但政治协商的成员间平等相待、一同处置共同体重要决策与事务的特质完全相同。随着政治协商现代属性的彰显,“为政治而协商”与“为事务而协商”逐渐分流发展,呈现出政治协商的民主类型所独有的现代特质。

势成骑虎:现代国家施政的双曲线

现代国家是一个庞然大物。面对可以吞噬一切的利维坦,一个社会处在驯服它、还是臣服于它的骑虎难下窘境。这样的处境,让国家运行呈现双曲线:控制住国家就得到良好治理的上行线,与无法控制国家而使其施政处于下行线。国家运行的上行线,让国家呈现昂然向上、生机勃勃的状态。国家的这一运行状态,不来自国家的权力意志,而受惠于驯服国家。国家运行的下行线,显现为一条从懒政、庸政、乱政、恶政到暴政颓变的线索,进而导致国家的结构畸形、制度安排不当、公职人员素质低下,并必然使国家运行于令人不满的颓势状态中,呈现在国家间竞争的失败结局上。在治国如骑虎的定势中,要么驯服这只猛兽,要么被其吞噬。因此,如果要让国家运行于上行曲线上,务必率先保证国家权力的皈依伏法。

马基雅维利主义与非道德政治的三个走向

马基雅维利主义是一种非道德的政治意识形态。以道德严格限定政治,是一种历史悠久的政治思维,但这种限定将政治遮蔽在道德之中,而难以凸显政治的真实面目。马基雅维利主义将政治作为一个独立领域凸显给世人,但如何让非道德化的政治思考,不至于堕落为反道德的思考进路与行为模式,成为马基雅维利主义的一个难题:非道德政治思维要么走向反道德政治思维,而让政治成为脱缰野马;要么重回道德化的传统轨道,以道德规则代替政治思考。显然,在成熟的现代政治思维中,这两种思路都不是升华马基雅维利主义的出路。以“政治地思考政治”为指引,将政治严格限制在立宪民主框架之中,可能是升华马基雅维利主义的“双保险”:既保证政治是非道德的,但不是反道德的,因此鲜明展现政治作为独立社会要素的特点;又保证政治可以以法治的方式被约束或规范起来,从而让政治成为人类谋求秩序与幸福的可靠方式。

数字人文:数字主体的或是人文归宿的?

人们常常认为,人文文献的数字化,就是数字人文;或者在数字时代,仍然诉求人文主义,就是数字人文。这是两种基于形式含义的理解。数字人文的形式结构是数字的,实质则是人文的,这是数字时代必须承诺的基本规定性。人文主义为数字时代限定了基本价值,这也是数字时代公共生活的本质要求。换言之,人是目的而不是手段,这一原则不仅不为数字时代所动摇,相反为数字时代所夯实。这是一个跨越不同技术时代的价值共性。如果数字时代的人文取向被扭曲,公共生活丧失了人是目的的规定性,那么,数字时代就会是一个危害人文价值、颠覆公共世界的可怕时代。杜绝工具理性对价值理性的僭取,维护“人是目的”的基本价值规定性,乃是在数字时代之中和这一时代之外需要守持的基本理念。这是技术工具不至于成为控制人的方式,将人工具化的唯一正当出路。

ChatGPT将如何影响人类未来?

夏至,气温仍非最热之时,却标志着炎热的趋势不可阻挡地开始;冬至也是如此,虽未最寒,但昭示着凛冬将至。换言之,某些特定的历史趋势的变化,会通过特定关键点宣告自己的到来,只是它刚刚到来时并不显著。与节气一样,以ChatGPT为代表的“类人心智”的智能模型的出现,就是人工智能发展史上又一个关键节点。美国OpenAI开发的聊天机器人ChatGPT一经推出,再次掀起人工智能的讨论热潮。2023年3月13日,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探索与争鸣》编辑部和《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编辑部、“复杂现代性与中国发展之道”课题组联合举办了“潘多拉魔盒还是文明利器?——大文明视野中的ChatGPT反思”高端论坛。以本次论坛上部分专家的发言为基础,本刊围绕“ChatGPT究竟是什么,又将为既有社会发展格局带来哪些变数”、“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狂飙突进的时代,人类如何不被取代”、“如何让新技术更好造福人类”等话题,邀请童世骏等五位教授分别撰文,对这一最新人工智能技术进行了深度的人文反思。

心同此理:天理人情与德化政治的儒家设计

儒家在心同的基础上强调理同:心同表述的是儒家的道德形上学,理同论述的是儒家的社会政治哲学。心同为理同奠基,理同为心同敷用。在善性良心的心同基础上,基于天理人心的社会规则体系推演而出:天理在规范人欲的前提条件下,提供了高位的政治统治理念;伦理在五伦的伦理基点上催生出三纲(五常)的道德规则,以此为社会供给秩序;在礼制基础上对法的借重,凸显了礼治与法治并用的制度理念,为国家一社会供给了基本治理模式;而在“百姓日用常理”方面,强调利济苍生的民本民生目的性,从而连接起权力与民生,为民生政治打开了闸门。建立在“心同此理”底层逻辑上的儒家德化社会政治模式,是中国古代政治的基本模式。在无以解决权力来源的政治处境中,儒家走出了一条追问权力运用的道德化道路。在古代,它值得期许;在现代,它面临转型。

话语的相洽:西方的文明平等论与文明等级论互勘

文明之间的平等论与等级论是相互对立的主张。分别看,文明平等论将所有文明放在平等位置对待;文明等级论则将不同文明划分为不同等级。比较论,文明平等论以理想主义看待不同文明,在道德上处于文明等级论的高位;文明等级论则以现实主义看待文明,难以在道德上自辩。二者各有自洽论证,但抛开先设的正确前提,其实二者需要在比较中互洽:文明平等论常常流于一种主张文明平等的态度,而对文明发展差异的解释较为苍白,且对文明的进步缺乏有力解释;文明等级论则常常习于指出文明发展的当下差异,并以此划分文明的不同等级,但对文明在不同时段的不同贡献缺少关注,对文明的人类性和理想性缺少关怀。分析起来,文明平等论或文明等级论在概念上都混淆了文明与文明体,在文明发展进程中都对文明阶序问题各执一词,对文明体升等发展的共同性与特殊性缺乏关联思考。为此,有必要在话语相洽的视角对应性地审视两种话语。

国家与超国家:民族国家时代的国家思索

民族国家时代的国家思索,常被民族国家形态锁定。之所以如此,既因为它是如今国家普遍形式的现实性,也因为它是前接古代国家、后启超民族国家的国家建制。国家与超国家构成民族国家时代国家思索的基本坐标。民族国家必然走向超民族国家,既是因为民族与国家的形式建制难以吻合,也是由于这一国家形态的形式结构与实质结构难以接榫。而更为深层的原因在于,如果确认审视国家的坐标不是僵化固定而是可以变动的,那么在过去、现在与未来的三个向度上,可以观察到不同的国家形态。审视国家的坐标会因此出现偏移,并因此促使人们接受新型国家形态出现的可能。但需要强调的是,民族国家形态的变化,不可能逆转为前民族国家形态,只能因循民族国家形态变化的轨迹向前运行,走向国家联盟、联合国或世界政府、世界社会。

中华文明的现代复兴:意义界定与合理进路

中华文明的复兴,可以在三个意义上加以界定:作为文明载体的中国的复兴,作为世界领先的文明体的复兴,作为现代文明构成部分的复兴。成为现代文明的组成部分是中华文明复兴的适当选择。以“现代”为鹄的,才足以健康而有力地引导中华文明复兴前行。为此,有必要在世界与国家的大小坐标中,准确理解中华文明复兴的含义。进而在“以西方为方法”和“以中国为方法”的两端之间,确立起“以世界为方法”理解中华文明复兴的理性进路。在此基础上,需要超越近代以降以审美眼光看待“现代”、总是追求理想化、乌托邦式的“现代”的心态,基于现实可行性谋划古今中西维度所约定的中国现代化进路,并以此实现中华文明的“现代”复兴,而非前现代或后现代式的“复兴”,并助力人类文明的健康发展。

现代化的两种方案及其得失

现代化是一个复杂的词汇,它既用于界定15世纪以来社会变迁的特定状态,又用于展现一种合于人类期望的发展性价值观念,因此成为人类追逐的世间理想。这样的理念,促成了务实改进社会的原生现代化与实现理想目标的批判现代化两种现代化模式。两种方案,都追求社会的发展。相比而言,前者在承认社会总存在不足的前提条件下,尽力寻求财富的增长、福利的改善与公益的增进;后者则认为社会是可以从根本上重建的,因此希望超越具有缺陷的现代化发展模式,一并解决物质财富增长、福利提升与人性升华的社会问题。前者所取得的现代化成就,成为可借鉴的社会发展模式;后者所尝试的现代化跃升,常常导致社会进步的曲折发展。这是致力追求实现现代化目标的国家,需要审慎分辨、理性选择的现代化不同进路。

渐熟的现代:从城乡分流演进到城乡统合发展

城乡是人类古往今来的基本生产-生活空间。现代化呈现出一个总体上从以城代乡到以城带乡的结构变化。现代早期,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之间的某种失衡状态令人怵目惊心:古代社会那种城乡各具资源的模式,演变为城市对乡村的资源掠夺、空间挤压和地位取代。之后,逐渐形成城乡互动、发展互益和相互成就的成熟状态。发达国家是如此,后发国家也是如此。人们曾经生造出一个现代一经降临,城乡关系就非常和谐的神话,这不符合历史真实,也不符合人类从古代进入现代的能力提升过程。从现代早期城乡分流发展到现代成熟时期城乡的相互成就,是人类处理城乡关系的一大进步。这个过程,是一个渐熟的进程,而不是一个骤熟的结果。这是一个符合人类认知与实践渐进性特点的发展定势。

全过程人民民主视域下的权力监督

“全过程人民民主”是对中国式民主理念和民主形式的一种全新概括,是政治理论的重大创新。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指出:“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民主是保证权力正确行使的根本途径,民主监督是公共权力健康运行的重要基础。如何通过“全过程人民民主”建设,推进对权力运行的有效监督?本栏目聚焦“全过程人民民主视域下的权力监督”这一核心议题,特邀多位专家从不同维度进行研讨和阐述。

乡村治理现代化(笔谈一)

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强调“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在如何贯彻落实好党中央的战略部署,开创出乡村治理新局面的关键时刻,以“如何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为主题的第四届中国县域治理高层论坛的召开恰逢其时。该论坛由《华中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华中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主办,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县域发展研究中心、全国民政政策理论研究基地承办,《湖北民族大学学报》编辑部协办。与会专家代表根据会议主题纷纷各抒己见、建言献策,本编辑部特根据会议发言组成一组笔谈,以飨读者。任剑涛教授认为需要克制乡村治理中的浪漫主义冲动,认识到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必然性、艰难性与长期性,采取务实的行动方略。姜晓萍教授指出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需要处理好“党的全面领导与参与主体的广泛性”“主体有机互动与权责边界划分”“制度建设的增量优先与存量优化”“顶层设计的普遍性与地方实践的特殊性”等关系。贺雪峰教授指出东部沿海地区农村由于不同的工业化路径分别塑造出浙江市场主导的动员模式、苏南行政主导的动员模式和珠三角村社主导的动员模式。宋亚平研究员认为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就必须通过强化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探索新集体化道路、壮大村社集体经济等途径解决农民一盘散沙的问题。项继权教授指出可以从理顺农村基层组织关系、完善村委会选举办法、资本和股份化管理集体公共投入等措施来解决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全面领导的法律和政策衔接问题。陈文胜教授认为要尊重农民的主体地位,尊重基层探索和农民的首创精神,不断增强广大农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唐鸣教授认为,我们应当针对问题,权衡利弊,把握基本,不断创新,实行和推进基层直接民主。吴理财教授认为要找到一种民众跟村集体、农村基层政府利益有关联的制度安排,推进民众参与乡村治理现代化。总而言之,要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需要正确认识、务实对待、尊重“三农”、基层创新,以农民为主体,多方调动政府、集体和市场的力量。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社会科学汇思(笔谈)

当前是一个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发生深刻变化的时期,世界发展前景风云变幻:全球化进程出现逆流;世界经济秩序面临重构;民粹主义冲击欧美政治;新技术革命带来生产发展模式的挑战。世界发展的不确定性也在孕育着机遇。新兴发展中国家经济崛起,政治多极化格局渐趋均衡,特别是中国在经济总量和政治影响上都举足轻重,成为全球秩序发展的关键性变量。在此之际,中国最高领导人提出重大论断,认为“当前中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无论对于中国还是世界,中国的战略抉择都至关重要。中国作为超大规模共同体,如何在大变局中把握发展机遇和潮流、化解潜在挑战和风险,关乎中国的国家发展前景,也影响世界秩序的演变进程。新的形势产生新的问题,新的问题呼唤新的解答。中国往何处去,采取怎样的发展战略,亟待中国知识界的共同思考,贡献智慧。鉴于此,我们进行“百年大变局下的社会科学汇思”学术研讨,交流思想,分享高见,共同谋划百年大变局的中国前景。

权力共享与利益分享:和谐社会的两个前提

本文主要通过论述和谐社会的历史背景和社会需求,讨论了和谐社会的两种前景,从而引出建构和谐社会的两个现实前提,即政治理性的具备和社会自治的加强。在此基础上,接着探讨了建构的三个支点:观念支点、机制支点和化解冲突空间的支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