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公安学研究中的主体建构

用学派营建讨论公安学研究中主体建构,正视公安学研究中主体建构的缺失状态,着力考察公安学学派营建中的基础条件、存在的偏差以及纠偏的三个维度,探求其可以弥补不足的进境路径。主体建构可以在公安学学科发展和人才培养的语境下为中国学派营建提供更多的助益,为公安学课程落实育警铸剑和忠诚担当的职责任务提供更多的思考。

AI诈骗治理:困境与对策

近年来,AI诈骗作为一种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实施诈骗的新手段,对社会秩序和人们生产生活造成一定负面影响,逐渐受到国内外的广泛关注。当前,我国AI诈骗治理取得了一定成果,但同时仍存在AI诈骗治理法律法规滞后、AI诈骗治理缺乏行业合力、AI诈骗治理技术要求较高等困境。对此,应加强专门立法,筑牢法律红线;坚持打防并举,强调协同联动;深化技术运用,提升治理水平,进而全面提升AI诈骗的治理效果。

略论《警察学》与清朝警察行政创立时期的警察教育

上海作新社 1 90 3年出版的《警察学》应是目前所知我国最早出版的警察学专门著作 ,它附录于《政法类典》“政治之部”中 ,由中日学者共同编译。 1 90 3年出现《警察学》有很多原因 ,其中很重要的一条是警察行政在清朝创立以后警察教育的兴起。警察学在警察教育中为提高“从事警务人员”的素质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

京津冀警务协同发展面临的挑战与应对

京津冀区域警务协同是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应有之义。但三地警务协同发展存在部门利益驱动、信息壁垒、缺乏顶层设计等短板,协同质效不能适应当前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要求。从当前三地警务协同发展的趋势、存在的问题及实现路径等方面看,京津冀警务协同发展的不断推进深化,需要从制定框架协议的宏观层面逐步向联勤指挥、情报信息共享、治安防控一体等基础警务延伸,需要着力加强顶层设计、坚持改革创新驱动、打牢防控体系支撑,以更加弘大的视野和勇气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北京地处首都,更应该以自身地缘优势、区位优势、政治优势谋划警务协同的"北京样本"。

论隋唐皇权

皇权是君主专制政体的核心。本文以隋唐时期的皇权为研究对象 ,较为全面地考察了隋唐时期皇权运作的的一般形态 ,对临朝听政、批答奏章、出巡等皇权运作方式进行了考论 ,对皇权的继承制度、后宫制度及宫室、陵寝制度等 ,也结合皇权相关的内容进行了叙述 ;对于皇权的限制问题 ,从国家体制的需要与皇帝所关注的“后事”等角度进行了论述 ,认为对皇权的限制 ,是以维护皇权的尊严与地位为前提 ,以保障皇权的有效行使为旨归 ,从而对学界以往持论诸端的有关问题发表了作者个人的看法。

唐玄宗时期“三庶”之祸发微

唐玄宗时期的“三庶”之祸,是开元中枢政局中发生的重大动荡。但它何以发生,是否果如旧史所谓皇帝听信了宰相李林甫之言那样简单?何以李林甫之态度前后效果不同?诸如此类,各旧史均语言隐晦。研究唐玄宗时期中枢政局的调整和变动,可以对三庶之祸进行合理的解说。

帝王研究中还有多少“直相”可以破解?

起初，在得知《唐高宗的真相》将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时，窃颇不以为然。我甚至疑惑，对于时下传媒讲史动辄招致的充沛“口水”，北大社竟然毫无恐惧之心？

隋唐时期流外官与明清时期吏员的渊源关系

流外官在隋唐时期属于国家职官系列,是“官”身,但其中也包含着“吏”的成分。这一成分到赵宋时期逐渐加大,降至明清,则形成了所谓“未入流”的“吏员”阶层,他们在国家行政体制中的政治地位与作用具有共同性。这一阶层自隋唐以后到明清时期的嬗递与演变,蕴涵着中国封建社会政治制度发展演变的深刻内涵,体现出中国古代政治体制与政治结构的基本特征。研究隋唐时期流外官及其相关制度时,既应该注意考察其与吏员之间在政治身份上的渊源,又不能不加区别地把它们混为一谈。

略说中国帝制时代宫廷与宫廷政治的形成及内涵

宫廷政治是中国帝制时代的客观存在,宫廷政治的中心是皇帝与皇帝权力,是围绕皇帝权力而存在的国家中枢政治权力,也是国家中枢政治与中枢政治体制的运作状态,是围绕国家最高政治权力的运作而存在着的一整套政治结构及其政治体制,是服从、服务于皇帝权力而存在的宫廷内外、朝廷上下的权力系统。在宫廷政治结构中,君臣关系是最常态的一对权力关系,它体现出上下等级结构的划分。构成宫廷政治结构的君臣与君臣关系,并不是单纯指代皇帝与朝廷臣僚,以皇太子为代表的东宫权力系统之亦君亦臣、非君非臣的独特地位,对宫廷政治格局的面貌造成了显著影响。同时,本文还从都城选址与宫廷建筑等讨论了宫廷政治运作的空间概念,即宫廷政治发生的空间舞台。

浅谈警察伦理与女警行为

警察伦理作为一种道德规范,是约束和调节警察行为的准则。女警在警务工作中,有自己独特的行为模式,只有按照特定的警察伦理要求,身体力行警察伦理规则,才能在工作岗位上发挥更大的作用。女警行为与警察伦理是相辅相成的,女警行为的实施有助于警察伦理的完善。公安机关要注重强化女警中警察伦理的构建,女警自身也要提高素质,自觉践行警察伦理。

公安学基础理论学科建设的背景、条件及原则

公安学基础理论,是对我国公安工作经验的凝炼和概括,是阐述公安工作一般规律和基本对策的理论体系。加强公安学基础理论学科建设,需要对公安学一级学科确立前的公安学基础理论学科研究与建设情况进行回顾,梳理公安学基础理论学科建设发展历程中的经验,体悟公安学一级学科的确立为公安学基础理论学科建设提供的最为坚实的学科基础和历史发展机遇,进而探究公安学基础理论学科建设和研究的关系、条件与原则,从而把握学科建设的契机,推动公安学基础理论学科建设和研究再上新台阶,为整个公安学一级学科的进一步成熟和发展夯实理论基础。

借鉴国外警察教育训练有益经验建设国际一流警察大学

应澳大利亚、新西兰两国警方的邀请，经公安部批准，2013年12月15日至21日，笔者率公安大学代表团一行6人，赴澳大利亚、新西兰进行警务学术交流活动。

京津冀警务协同发展路径初探——以协同理论为视角

京津冀警务协同是京津冀一体化国家战略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改进城市治理模式、加强京津冀区域公共安全建设的重要内容。现阶段,要实现京津冀区域效能最大化,发挥其整体优势,就必须在顶层设计、治理模式、信息建设等方面进行革新。本文以协同理论为视角,在总结分析京津冀警务协同特征的基础上探寻京津冀警务协同发展路径,以期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提供助力。

马嵬之变发微

正史与《通鉴》对马嵬之变的记载,语多回护,事多曲隐。本文从天宝中枢政局中长期存在的痼疾——太子集团与宰相集团之间的矛盾斗争入手,指出马嵬之变正是这一斗争演化的必然结果。太子李亨处心积虑,乘安史乱起,玄宗西逃之机,精心策划了这场京师之外的流血事件,斩除了杨国忠,并从此独树一帜,即位灵武。李亨之所以能够得逞,关键在于他通过宦官控制了"飞龙厩马"这支禁军力量。因此,马嵬之变的实质是不同政治集团间进行的权力角逐与倾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