徘徊在明清诗歌创作的边缘——论明清传奇下场诗之集唐现象

明清传奇下场诗的集唐现象是在前代文人集句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在《浣纱记》之前的戏文作品中已初见端倪,《牡丹亭》则是首部大量使用集唐下场诗的例子。之后的传奇创作中,集唐类下场诗作为文人传奇的重要标志一直存续未绝。集唐的出现,与明代诗坛的复古和"尊唐"有关,是诗坛"尊唐"风气在剧坛的折射。就传奇而言,则有着作品格调标定和风格分野的意义。但与此同时,本色风格的俗语警句类下场诗却存而未绝,与集唐并驾齐驱。尤其是某些文人作者刻意采用俗语警句类下场诗的行为,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本色"的要求,标识着传奇语言"面向舞台"的另外一个发展方向。无论集唐类的下场诗或俗语类的下场诗,皆未进入明清诗歌创作的主体范围,始终徘徊在边缘。而这种边缘形态恰恰构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学现象,应当在传奇和诗歌文体之间进行审视。

该怎样让昆曲走向市场?——论非遗保护与昆曲产业化

关于昆曲产业化,目前的可行策略是,在原真保护和产业运作二者并举的"大框架"内,逐步推进昆曲产业化的进程。具体到产业化的推进,一是可以借助名人效应和明星效应,以扩大昆曲在当今社会的影响,促进市场化的进一步发展;二是充分发挥政府帮扶的力量,珍惜这段可贵的"断乳期",居安思危,多策并举,逐步达成昆曲的产业化;三是充分利用现代媒介,调动一切社会资源,打造面向市场、兼顾社会效益的昆曲普及和宣传体制;四是注重年轻观众的培养和昆曲市场的长远培育。

我且放浪君且歌:明清江南文士风流与妓女度曲

文人与妓女两个社会集团自古就有着密切的联系．尤其是文人和官僚合一式的文人集团与妓女的关系更为密切．他们长期以来结成了一种“共生互栖”的关系。汉儒蓄养家妓历来为后世儒者所乐道．而唐代诗歌的繁荣与文人的狎妓行为也曾密切联系在一起．宋词的盛行在很大程度上可能是由于它曾是“妓歌”．不过是文人为妓女谱写的酒宴间的歌曲而已。文人和妓女之间的这种“做”“演”搭档刺激了历代作为歌词的“诗歌”（广义）的繁盛，而酒宴也就成为“诗歌”艺术最温暖的襁褓，所以王宁曾形象地总结说：“词曲多赖妓歌在．唐宋半在酒缸中．”

江南民俗与昆曲“坐唱”

我国古代的戏曲演出往往与民俗事象密切联系，其中最为显著者当属祭祀民俗，因此古代戏台是作为神庙建筑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而存在的，此即所谓的“庙台”。昆曲的演出也和民俗事象密切相关，它也往往渗透于民俗活动之中。成为其重要的组成部分。

虎丘曲会成因考

从明末到清中叶延续百余年的虎丘曲会,其形成其实是一个"际会"的过程。它与此间富庶的经济背景相关联,昆曲的兴盛和吴中一带的"好歌"传统又构成了技艺和艺术方面的积累。就具体成因而言,曲会又经过了一个自然积淀的过程,逐渐将众多"美物"结合在一起,具有鲜明的"集美"特点。它集"良辰、美景、胜友、佳作、名手"诸多美物于一体,这些集美又体现为一个自然选择的过程,是通过多年的曲会实践自然形成的。

元杂剧包公戏繁盛原因略探

元代包公戏一度繁盛 ,主要原因有二 :一为元代百姓渴望清平政治的共同心态所致 ,因为元代刑律缓弛 ,实行民族歧视政策 ,官僚素质极低 ,权豪势要横行 ,从而在元代社会形成一种肃清吏治、惩治权要的共同情绪。二则得益于前代公案文学的滋养 ,从上古神话传说到秦汉小说、唐传奇、宋话本等都在题材。

试论明清曲会与江南昆曲的“大众化”

曲会作为明清时期江南昆曲生存的一种重要依托,它对昆曲的"大众化"作用有二:一是不同类型的曲会通过吸引不同身份的参与者使得昆曲成为明清时期江南一带真正的"大众艺术";二是曲会的频繁举行形成了一种浓郁的"度曲氛围",对昆曲的传播与普及贡献良多。

非遗剧种分类保护初探

"非遗"保护的分类保护已经成为共识,但就"非遗"剧种而言,分类保护尚无专门研究。基于保护目的,将"非遗"剧种按照剧种生存状态、受众体量和地域、文化生态的不同状态、文化圈的不同归属、文化层次的不同分层等五个依据进行分类,并在分类基础上,提出可操作的保护方案措施,并就分类保护的原则和阶段性问题略加探讨。

高校“戏曲通识教育课程”剧目遴选的七大原则

高校“戏曲通识教育课程”剧目遴选应该遵循以下七个原则:(1)注重主题主旨的建设性和积极性;(2)注意戏曲剧目题材与故事情节类型的丰富性;(3)注意戏曲剧目的大众化与通俗化;(4)遵循剧种与地域分布的均衡原则;(5)把握戏曲角色行当的多样性、丰富性原则;(6)立足于舞台表演中的“看点”与“美育”目的来选择剧目;(7)注意到戏曲剧目篇幅与时长的适应性。

“与时俱进”与“博采兼纳”——破解苏州滑稽戏市场开发的艺术密码

苏州滑稽戏在演出市场的成功有着多方面原因,其中有两方面至关重要:一是在题材和主题层面,“苏滑”一直秉承与时俱进的剧目策略,关注时代热点,注重当下话题,形成了几十年一以贯之的优良传统;二是在艺术呈现方面,“苏滑”利用剧种年轻、开放的优势,博采兼纳,以“拿来主义”为主要策略,因需而取,因时而变,探寻出一条与很多古老剧种截然不同的发展路径。

近代上海戏园经营模式对昆剧的影响

1843年上海开埠后,经济飞速发展。咸丰年间,戏园应运而生。同治、光绪年间,戏园渐趋兴盛。在发展过程中,上海戏园采用了许多带有浓厚商业特色的营销手段,形成了相对固定的经营模式。这种经营模式对昆剧产生了多方面影响:一是为昆剧演出提供固定场所,使昆剧得以持续生存;二是增加昆剧受众群体,拓宽受众层面;三是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昆剧在剧目、舞台美术等方面的艺术创新。通过分析戏园经营模式对昆剧的影响,揭示了昆剧与市场的关系。

明清江南曲会与昆曲演唱理论的发展

曲会作为明清时期流行于江南一带的演艺活动,对昆曲演唱理论的提高有着重要的作用:一是表现在"字声"的锤炼方面;二是表现在昆曲演唱的"声情"处理上;三是促进了昆曲声乐技巧的成熟;四是在把握演唱之"度"方面也颇有影响。

试论说唱艺术对宋元南戏的影响

南戏作为曾经风靡一时的艺术形式，其产生之初便带有浓郁的民间俗文化色彩，没有文人雅文化的诸多规范，是当时普通百姓喜闻乐见的一种娱乐形式。后来在发展过程中，它又受到其他民间伎艺，如当时娱乐场所勾栏、瓦肆中演出的宋杂剧、金院本以及唱赚、诸宫调、话本等诸多说唱伎艺的影响，从中吸收了一些成分，逐步趋于成熟和完善。说唱艺术中的某些因素或隐或显地渗透于南戏当中，对南戏的形成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这些影响具体又表现在题材来源、形式体制、曲调来源和唱曲方式四个方面。

王骥德《曲律》之南曲格律论

《曲律》中的南曲格律论涉及平仄、阴阳、韵脚、宫调等项。王骥德在“为南曲建立独立格律”动机支配下 ,对当时南曲“引进”北曲格律论的作法予以了批驳 ,并结合南曲发展的历史实际及南方语音等具体因素 ,提出了较为体系的南曲格律理论。如关于入声字的独立地位和它在南曲中的重要作用 ,更丰富、细致的字声阴阳说 ,关于南曲用“南韵”理论主张 ,以及对南曲宫调的有关阐述 ,都与明代曲论界的“尚元”、“慕北”倾向相逆而行 ,具有自己的特点。力求南曲在格律和理论体系上的独立 ,使得王氏的南曲格律论呈现出极为鲜明的两大特色 :一是为了求得南曲地域性艺术特质的确立而对有关的北曲理论竭力反驳乃至攻击 ,使其理论显现出偏仄、主观而新异的色彩 ;同时 ,由于王氏又多从南曲的具体实际出发 ,所以其理论总体上又具有“实用”和“应时”的特点。

沁水县城关玉帝庙《重修舞楼记》碑考

玉帝庙又名玉皇庙,位于沁水县城城西,依定制坐北朝南,现存门楼、戏台、正殿、东西朵殿、献台及左右厢房等,存碑刻4通。除《重修舞楼记》外,另有乾隆四十二年(1777)《重修玉帝庙记》,咸丰元年(1851)《金妆关帝高禖咽喉五瘟碑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