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身份到契约还是从契约到身份?——单位制度变迁视阈下的中国社会发展

建国初期,单位制度的建立造成准身份盛行而契约趋于消解。改革开放以来,单位制度的变迁,逐渐汇聚成一股"去身份化"和契约化的浪潮,从身份到契约成为一种主导性的发展趋势,这是社会文明进步的一种表现。同时,契约作用发挥有限,"再身份化"悄然启动,从契约到身份成为另一种辅助性的发展趋向,这是社会和谐发展的现实需要。未来一个时期,中国社会的发展,不应单方面地推进从身份到契约或从契约到身份,而应在继续大力推进从身份到契约的基础上,适当推行从契约到身份作为补充和完善,以实现个体契约平等与社会公平正义的协调发展。

从基本重合到有限分离:单位制度变迁视阈下的国家与社会关系

在传统单位制度下,国家全面控制单位,单位包办社会,国家通过单位覆盖社会,由此形成了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基本重合关系。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单位制度的改革,国家对单位的控制力度有所下降,"单位办社会"局面初步得到扭转,社会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相对独立,进而造成了国家与社会之间较为有限的分离关系。从未来的发展来看,"强国家—强社会"是我们致力追求和实现的目标模式。

建国以来我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嬗变——基于单位制度变迁的视角

建国以来，我国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经历了从改革开放前基本重合到改革开放后初步分离的明显转变。良性互动应是我国国家与社会关系改革的目标取向。基于单位制度变迁的视角对这种转变进行研究和探讨，具有理论与现实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处置重大突发事件与提高执政能力的经验与启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处置重大突发事件与提高执政能力之间,总体形成了一种良性互动关系。具体来说,就是突发事件频发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和形成的严峻挑战,促使政府不断创新执政理念、改革政府机构、转变政府职能,以提高自身执政能力;政府执政能力的提高,反过来也增强了突发事件的处置效率,其突出表现就是反应速度更快、处置效率更高、社会影响更好。

单位制度的初始意图与意外后果

有意图的行动会产生出乎行动者意料的后果,这是人类活动的独有特点。建国初期,为实现整合社会、发展经济、巩固政权和激发民众热情等意图,我国建立了单位制度。然而,在总体实现其初始意图的同时,单位制度在其随后的发展中却产生了效率低下、"单位主权"兴盛并局部消解国家权威、分割资源、滋生腐败以及形成"单位人"惰性等一系列"意外后果"。改革开放以来,为克服这些"意外后果",单位制度发生了一系列变迁。这些变迁,在实现其初始意图的同时,却也同样产生了城市社会成员贫富分化、国有资产流失、社会管控难度加大和社会矛盾日益增多等新的"意外后果"。如何克服这些"意外后果",自然又构成了当前和今后单位制度变迁意图之所在。

转型社会伦理秩序的重构——从“熟人社会”到“陌生人社会”

从"熟人社会"到"陌生人社会"是中国社会转型的重要表现之一。随着这种转型的推进,传统"熟人社会"长期沿用的"亲近性伦理"日渐式微,但"陌生人社会"的新式"陌生人伦理"尚未建立,造成新旧两种伦理规范衔接不够紧密,引发社会伦理失序。必须在辩证扬弃"亲近性伦理"的同时,积极构建"陌生人伦理",并使二者之间有机融通、相互取长补短,以实现社会伦理秩序的重构。

社会信任模式变迁视阈下的医患信任困境及出路

1949年前,"家本位—人际信任"模式在我国长期盛行,医患信任得以自然建立并世代传递。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在"国本位—系统信任"模式逐步成为社会主导信任模式的条件下,医患信任尽管有所变化,但基本保持历史延续和平稳重构状态。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家本位—人际信任"模式继续衰落,"国本位—系统信任"模式丧失主导,同时适应形势发展需求的"社会本位—制度信任"模式又尚未完全形成,医患信任日益遭遇严重困境。新时期,必须促进社会信任模式实现双重过渡,即从情感信任过渡到制度信任,再从制度信任过渡到文化信任,以刚性制度约束和柔性文化滋养之合力破解医患信任困境。

简论近代中国民众卫生教育

由于近代中国疾疫猖狂为害 ,专业的医学教育又远不能满足社会的需要 ,使得开展民众卫生教育成为必要之举。民众卫生教育兴起后 ,多采用借助新闻媒体、发行卫生刊物或出版卫生书籍、开展各项卫生宣传等方式进行。其主要内容涉及普及卫生知识、研究和预防传染病、倡导民族健康运动等方面。

抗战期间轰炸重庆的日军所属部队和武器装备

为了达到"以炸迫降"、"以炸迫和"的战略目的,日军对"陪都"重庆进行了长达五年的大轰炸。本文对此间日军轰炸重庆的所属部队和武器装备进行了简要分析。

单位制度变迁视阈下社会转型对医患信任的影响

社会转型是医患信任嬗变的历史背景,医患信任嬗变是反映社会转型的基本侧面,单位制度变迁是透视二者关系的良好视角。新时期我国社会转型的重要表现是从"熟人社会"转向"生人社会",直接引发了医患关系从互信到互不信的明显转变。"熟人社会"中医患信任主要是基于熟悉的人际信任,"生人社会"则呼唤基于规范的制度信任。人际信任加速失效、制度信任尚未完全建立造成信任结构断裂是医患信任危机发生的根源。"人际信任"与"制度信任"各有优势和不足,重建医患信任必须努力实现二者的有机结合。

单位制度变迁视阈下的公平与效率

建国初期单位制度的创建,既取得了有力促进社会公平、提高短期效率的巨大成就,也在随后发展中造成了社会明显不公与效率长期走低等严重后果。改革开放以来单位制度的改革,在前所未有地切实改进公平、显著提升效率的同时,也日益滋生出了公平受损、效率受制等突出问题。在今后深化单位制度改革的历程中,如何统筹兼顾,促使公平与效率的有机结合,形成彼此相得益彰的良性互动关系,防止顾此失彼,仍是一个亟待直面回答和处理的重大课题。

论江泽民军事人才培养思想

江泽民历来重视军事人才培养问题,先后多次就此问题发表重要讲话和谈话,形成了其系统完整的军事人才培养思想。其主要内容有:军事人才培养要先行;军事人才培养途径要拓宽;军事人才培养重点要突出;军事人才培养目标要明确;军事人才培养保障要有力。

浅析中国近代绅教的冲突与磨合

由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本质和中西两种文化价值观念的分歧，近代西方传教士与中国绅士在价值取向、经济利益、政治特权和文化传播等方面发生了尖锐冲突。但当时任何一方的力量都未强大到战胜对方的程度，随着中国近代社会经济、政治和社会结构的变化，为了共同的生存和利益，双方又不断磨合调适。这种矛盾冲突与磨合调适的过程从正反两方面影响了中国近代的历史进程。

试析抗战时期日本媒体对重庆大轰炸的报道

受抗战时期政治环境及舆论导向的影响,日本媒体对重庆大轰炸的报道中,不是夸大日军所谓"战果",就是夸大中国损失。今天看来,其中有些报道和记录恰是日军侵略中国、轰炸重庆的"自白书"。认真梳理相关报道资料,具有重大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

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调查与思考

推进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质要求,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十分重视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加强对人民群众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和教育。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就是要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全党,教育人民;就是一个使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由抽象到具体、由深奥到通俗。

单位制度变迁视阈下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建国初期,单位严密体系的形成、单位办社会的实施和单位搞政治教育的风行,使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成效显著增强。改革开放以来,单位体系的松动、单位社会职能的分解和单位政治职能的淡化,使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难度大幅增加。对此,必须通过创新组织架构、保障基本权益、完善途径形式等方面的不懈努力,不断增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效。

试析构建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的价值

积极构建以"忠诚于党、热爱人民、报效国家、献身使命、崇尚荣誉"为科学内涵的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在军事方面,它有利于凝聚军心、铸牢军魂、提升军力;在文化方面,它有助于培育新型军事人才、促进军事文化创新、引领社会道德风尚;在政治方面,它有益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维护国家利益、密切军民关系;在经济方面,它能够促进国内经济良性发展,并为经济全球化提供伦理支撑。全面分析上述价值,能够深化对构建当代革命军人价值观重要意义的理解和认识。

单位制度变迁视阈下的个体安全演变

新中国成立初期,单位制度的建立,以严密的单位组织体系、单位办社会及形成单位家族式氛围和总体性意识形态等方式,促进了社会总体结构的稳定,保障和满足了单位人等社会成员的基本物质和精神需求,有效地增进了个体安全。改革开放以来,单位制度的变迁,带来了单位体系的松解,单位办社会职能的分离及单位家族式氛围的衰微和总体性意识形态的消弥,成为削弱个体安全的重要诱因。通过优化社会组织结构,保障和改善民生,培育和塑造公共精神等举措,创新社会管理,增强个体安全,是未来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价值取向和目标追求。

单位制度变迁视阈下政府与社会关系的嬗变

建国初期,以单位制度的建立和发展为基础,我国逐步形成了总体基本重合、局部相对分离的政府与社会关系模式。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单位制度的变迁,政府与社会关系呈现出总体出现分离、局部谋求合作的新态势。未来中国政府与社会关系的发展,应当动态把握分与合的合理限度,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发挥社会自治功能,促进政府与社会有机衔接、良性互动。

着力提升文化竞争力 不断增强重庆综合竞争力

新世纪新阶段,城市之间的竞争更多地表现为综合竞争力的角逐。文化竞争力能够为增强城市综合竞争力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是城市综合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重庆已经具备较好的文化资源开发和建设的基础条件,但也存在对文化资源的内涵挖掘不够深入、有效整合不够充分等突出问题,亟需进一步提升文化竞争力,以不断增强重庆综合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