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品进口、网络信息基础设施和企业出口全球价值链位置

数字技术,作为驱动我国未来发展的核心关键技术,对产业升级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企业采用何种方式引入数字技术实现高质量发展,已成为当前研究的重要命题。本文采用2007—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与海关进出口的匹配数据,探究数字品进口对企业出口在全球价值链中位置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数字品进口显著抑制了企业出口在全球价值链中地位的攀升,并且数字非中间品进口对企业出口在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抑制作用更强;对于高价值链地位企业、内资企业和一般贸易企业,进口数字品产生的抑制效果更为显著。机制检验发现,数字品进口通过创新效应促进了企业出口在全球价值链中地位的提升,而俘获效应对企业出口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产生了低端锁定效应,且俘获效应对企业出口全球价值链位置的负面影响超越了创新效应带来的正向作用,加剧了本国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所面对的“低端锁定”困境;发展和完善地区网络信息基础设施能够有效缓解数字品进口对企业出口在全球价值链中位置的负向作用。建议不断完善我国网络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为企业自主创新提供支持,进而助力突破“低端锁定”困境。

国际碳排放权交易能否促进中国绿色产品出口?

国际碳排放权交易作为主要的抑制温室气体排放的政策工具,涵盖了全球约23%的温室气体排放,并影响着全球贸易发展格局。从产品层面通过建立拓展的贸易引力模型,分析了国际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建立对中国产品出口及其绿色转型的影响。经过交叠双重差分法等一系列内生性处理和稳健性检验后发现,各国(地区)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建立会显著抑制中国企业产品总出口和高污染产品出口,同时显著促进了中国企业绿色产品出口,进而驱动了中国企业产品出口的绿色化转型;异质性检验结果发现,相对发展中国家(地区)而言,发达国家(地区)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建立对中国高污染产品出口的抑制作用和绿色产品出口的驱动作用更强;国际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建立对中国电力产品出口的抑制作用最强,而对清洁技术产品出口的促进作用最显著。

中国内资和外资企业隐含碳排放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OECD-AMNE数据的MRIO-SDA分解

【目的/意义】“双碳”目标下准确测算我国内资和外资企业的碳排放及其驱动因素,有助于合理界定我国的碳排放责任和实现外资与环境的共赢发展。【设计/方法】基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布的跨国企业活动数据库,运用多区域投入产出模型及结构分解法对中国内资与外资企业碳排放进行了测算和分解。【结论/发现】研究期间我国10%~15%碳排放来源于外资企业,生产责任原则高估了中国的碳排放责任;外资进入对我国内资企业碳排放的拉动效应不显著;高碳行业煤炭消耗碳排系数下降显著抑制了内外资企业碳排放的增加;国内内资最终品需求和外资最终品出口显著促进了内外资企业碳排放的上升。总之,清晰界定我国的碳排放责任,促进内资与外资企业碳减排合作和降低煤炭为主的化石能源消耗是实现“双碳”目标的有效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