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都市圈和城市群:发展格局与问题讨论

都市圈和城市群是学术研究的热点,近些年大量相关研究成果问世,然而学术界在事关中国都市圈和城市群的界定标准、发展格局、发展规律等现实问题的认知方面依然存在较大的分歧。借鉴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提出都市圈和城市群界定的三步法,认定2020年中国发育成熟的城市群有2个,双城都市圈有1个,独立的都市圈有18个。发现都市圈和城市群在地理空间上呈现相对集中分布的态势,大城市形成都市圈的情况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双中心省份的非省会城市形成发展都市圈更有优势,绝大多数都市圈地域面积小于核心城市市域面积,城市群呈条带状布局。最后,提出正确认识都市圈和城市群的战略地位、都市圈和城市群不能遍地规划发展、都市圈和城市群有适宜发展的地区、应该加强都市圈的功能建设和城市群的通道建设、同城化政策没有必要普遍推广等建议。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城市文化建设的历史进程、基本经验与前景展望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在“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指引下,围绕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三个时期的城市工作重点任务,分别将城市文化建设重心落脚在服务于独立自主的政治经济体制建设、服务于满足人民物质文化需求、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75年来,中国共产党在城市文化建设的实践探索中,积累了坚持与时俱进、坚持人民至上、坚持开拓创新、坚持多元融合的城市文化建设经验。结合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中国式现代化战略部署,未来城市文化建设应遵循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符合中国式城市现代化建设要求,推动多种先进文化的有机统一。

中国农业全产业链优化的时代价值、理论框架与推进路径

在完成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历史任务,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关键时期,农业全产业链优化具备增强抵御国际农产品市场风险能力、推动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提升人民群众生活品质、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的时代价值。基于当前农业全产业链“短、散、弱、小”等发展特征,从延伸和拓展产业链、明晰利益主体职能、推动“三产融合”、促进“四链同构”视角出发,构建了农业全产业链优化的理论框架。未来,立足农业发展实际,分地区分产业梯次推进;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引导资源要素自由流动;发挥区位比较优势,推动地方产业错位发展应成为农业全产业链优化的重点方向。

建设省域副中心城市的学理支撑、类别分析及制约因素

建设省域副中心城市是新形势下推动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省域经济布局的重要举措。山西、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安徽、广东、广西在各自的“十四五”规划纲要中,共提出建设14个省域副中心城市。文章在梳理省域副中心城市内涵及理论的基础上,从省域和全国层面,对14个城市进行了类别分析,揭示了制约省域副中心城市建设的主要因素。结果表明,赣州建设成为省域副中心城市的条件最为成熟,洛阳、岳阳、襄阳和柳州次之;大同、长治、临汾、宜昌、衡阳、芜湖、汕头、湛江和桂林相对落后。城市行政级别较低、融入全球市场的运输成本较高、经济发展方式亟须转变等是14个城市面临的主要障碍。未来,以扩权为重点,维护城市公平竞争环境;以国际陆港建设为契机,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加快资源型经济转型,赋予经济发展新动能是推进省域副中心城市建设的重点方向。

长治城市人口发展特征分析

为助推长治高质量城镇圈先行区建设,完成“在国家中部崛起战略中实现争先进位,全力打造现代化太行山水名城”的战略目标。文章从人口总量、人口结构、人口质量、人口分布四个方面,结合第六次、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选取代表性城市进行比较分析,以期明晰长治人口发展特征。

改革开放40年中国城市化进程研究

城市化进程不仅涉及生产要素由乡村向城市的转移,而且还包含着城市规模体系的变动。基于城市化发展的逻辑斯蒂模型、位序—规模模型等方法,从城市化发展阶段和城市规模体系演进两个维度,对改革开放40年的中国城市化进程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1978—1984年为城市化的初期阶段,1985—2018年为城市化的快速发展阶段;各规模城市的数量和总人数均得到了显著增加;城市规模体系指数由2000年的0. 6961,上升为2010年的0. 7376,城市规模体系呈现集中化趋势。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叠加,以及对外开放格局的完善,是我国城市化进程取得显著成就的主要经验。未来,进一步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指导原则,优化城市规模体系,树立正确的城乡一体化发展观,是促进中国城市化持续发展的主要途径。

基于生产要素产出弹性差异的产业集聚度研究

同一生产要素对不同产业发展具有不同作用,因此,准确测算产业集聚度需从生产要素角度入手。通过探讨生产要素集聚与产业集聚内在机制,论证生产要素集聚度能够充分反映产业发展水平;构建生产要素的产业发展面板数据模型得到生产要素的产出弹性差异,赋予生产要素在测算产业集聚度时相应的要素权重;结合相关产业各生产要素集聚度与生产要素权重,综合测算产业集聚度;以我国纺织产业为例,进行实证分析。

中国新型城镇化内涵特征、水平测度与推进路径

新型城镇化内涵在遵循以人为核心、统筹城乡、城镇协调发展和生态文明的本质特征基础上,顺应经济社会发展实际不断丰富,兼具时代性与系统性。构建基于新型城镇化本质特征的评价体系,能够较好地测度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探究新型城镇化制约因素。2002—2020年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不断提升,城镇化质量显著改善。其中,以人为核心、统筹城乡、生态文明三方面整体呈上升态势,城镇协调发展相对平稳。新发展阶段,新型城镇化制约因素主要体现在城镇化率有待提升、城乡居民生活水平差距过大、大城市辐射带动作用尚弱、单位GDP能耗较高四方面。未来,在树立系统性与动态性的新型城镇化发展理念、拓展新型城镇化建设深度和广度的同时,需持续提升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加速构建以大城市为依托的城镇规模体系,促进生产集约化发展。

中国居民消费结构变迁研究——基于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的统计数据

消费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是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要动力源。文章基于1978—2015年中国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统计数据,采用扩展线性支出系统模型等方法,分别从居民实际收入与消费价格指数变动、各项生活消费支出比例变化、基本消费需求分析三个层面,探究中国居民消费结构演化进程。结果表明,中国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人均收入增幅,均大于相应的消费价格指数增幅;1995—2012年中国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各项生活消费支出呈上升发展趋势,食品消费支出占生活总消费支出的比重明显下降;2002—2012年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食品、衣着、居住、医疗保健、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的基本消费支出不断增加。新冠疫情过后,激活国内消费市场,要在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为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创造条件的同时,着力完善城镇住房保障体系,减少房价、房租过高对于城镇居民消费的约束。

加快发展现代产业新体系,迈向高质量发展新征程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强调要“加快发展现代产业体系”。怎样加快发展现代产业体系成了我国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的一项重要课题。本文从分析现代产业体系的概念形成及其内涵变迁出发,较为系统地梳理了我国构建和发展现代产业体系的实践历程,提出了我国“十四五”时期发展现代产业新体系的总体思路:强基础,搞好实体经济;扩领域,大力发展新经济;补短板,在关键领域关键环节发力;保安全,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安全可控;重内需,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提效率,探寻高质量发展能力提升新途径。

中国城市化动力机制与阶段性研究——基于产业发展与户籍制度变迁的视角

在制度约束条件下,农业发展是城市化发展的前提,非农产业发展则是城市化发展的持续动力。因此,对中国城市化进程的阶段性研究,务必需要结合中国的户籍制度变迁过程与各产业的发展实际进行分析。以此为研究思路,采用构建城市化发展动态模型及测算其匡特似然比统计量的方法,实证分析1953年—2016年的中国城市化发展进程。结果表明,各产业发展和户籍制度改革均对中国城市化发展进程有正向带动作用,但其发展过程并非是平稳的,以1994年为界,第一阶段(1953年—1994年)中国城市化发展缓慢,第二阶段(1995年—2016年)发展则较为迅速,除工业发展均有益于两阶段的中国城市化进程之外,其他因素对城市化发展的作用相异。

城乡一体化研究文献综述

自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以来,我国城乡间经济社会发展差距逐步拉大。进而,城乡协调发展理念应运而生,城乡一体化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之一。相应地,学术界从城乡一体化的概念阐释、规律认知、模式探索、测度评价和对策建议等方面,对城乡一体化进行了深入研究,奠定了实施城乡一体化发展战略的理论基础。未来,进一步明晰城乡一体化和城市化之间的相互关系,深化认知城乡一体化规律等问题需要学术界的进一步研究。

20国集团国家大城市发展的比较研究

城市化的发展不仅伴随着城市人口总数的增多,也暗含着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为进一步明晰我国大城市发展现状,笔者借助大城市数量、大城市化率和大城市平均人口数3个指标,对1980年~2010年20国集团(G20)国家的大城市发展进行比较分析。分析结果表明,我国的大城市发展符合绝大多数国家所呈现的上升趋势,相对于过快发展的大城市数量而言,我国的大城市化率依旧低于日本和澳大利亚等国家,且我国的大城市平均人口数较其他国家也并未过度发展。今后我国的大城市发展应重点控制大城市数量,提高人口承载潜力较大的大城市吸纳人口的能力,加快构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格局。

经济增长、大城市化与环境污染——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实证分析

推动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转变,既要为经济持续增长注入活力,适度推动以大城市为核心的现代化城市体系建设;又要确保经济绿色发展,协调经济增长和环境污染的关系。经济增长、大城市化与环境污染的相互作用机制需要进一步明晰。笔者以此为研究思路,在文献梳理的基础上,对上述观点进行了论证,且采用结构方程模型,结合不同污染物,实证分析了我国经济增长、大城市化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动态关系。结果表明,现阶段我国经济增长与大城市化存在相互促进的发展态势;经济增长带来了环境污染,同时城市污水表征的环境污染不利于经济增长,但二氧化硫排放造成的环境污染对于经济增长的约束作用尚未显现;环境污染阻碍了大城市化发展,但大城市化进程有益于二氧化硫污染的治理,同时增加了城市污水排放量。

产业集聚与产业发展的区域差异分析

了解产业集聚状况,剖析产业在区域间发展的内在差异,是我国新常态经济下,优化产业布局的前提条件。本文通过生产要素产出弹性差异的产业集聚度测算方法,反映产业集聚变化趋势;运用转移份额分析法,从结构转移效应和差异转移效应两方面研究产业在区域间发展的内在差异,并以我国纺织产业发展为例,进行实证分析,为纺织产业发展的空间布局提供依据。

中国新型城镇化内涵演进机理、制约因素及政策建议

在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背景下,新型城镇化被赋予激活有效投资和潜在消费需求的重任。党的十六大以来,新型城镇化内涵演进遵循“以人为核心”“统筹城乡”“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绿色发展”四大本质特征,经历了萌芽期、起步期、形成期、发展期,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随着城镇化率的不断提升,全力突破影响城镇化提质增效的体制机制障碍,是在新发展阶段推动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未来,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着实提高农村居民人均收入水平,加速构建合理的城镇规模体系,注重完善城镇生态文明新秩序,是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点方向。

城市规模差异与就业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劳动力个体特征的视角

城市规模不同,劳动力个体特征对于就业的影响也存在显著差异,故实现更高质量和更充分的就业目标,需结合影响就业的个体因素进行分析。为此,结合2013年中国家庭收入调查数据(CHIP2013),通过建立劳动力就业的多项Logit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城市规模越大,劳动力的个体特征越呈现出未婚、技能水平高、工作能力强以及年龄大的特点,且城市规模越大,性别歧视越少;劳动力的健康状况和是否为中共党员对于就业的影响,并没有按照城市规模大小呈同向变动趋势。进而,农业剩余劳动力和普通高校毕业生应结合自身实际,选择适宜规模的城市更易于实现就业。

资源环境约束下的产业集群发展趋势研究

在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要素投入和投资驱动转向以创新驱动为主导的经济新常态下,产业集群逐渐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文章通过构建产业集群发展的逻辑斯蒂模型,分析在资源环境约束下的产业集群发展趋势,量化产业集群发展阶段;并以我国纺织产业集群为例,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我国纺织产业集群已经步入成熟阶段,减少管理成本和拥挤成本等外部负效应,促进生产要素自由流动,是进一步完善纺织产业集群发展的主要途径。

黄河流域中心城市类型识别研究

发挥各地区比较优势,促进各类要素合理流动和高效集聚,以中心城市为载体加快构建高质量发展的动力系统,这是新形势下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总思路。基于中心城市内涵梳理,笔者提出中心城市具备人口规模大、集聚程度高、经济实力强、政策支持多、开放程度深、科学技术先进、公共服务完善和基础设施健全八大特征,并通过欧氏距离测量城市间的相异性,对黄河流域99个城市进行聚类分析。结果表明,黄河流域城市可划分为“3+2+12+82”四大城市类型,即黄河流域中心城市、黄河流域区域中心城市、黄河流域地区中心城市和黄河流域其他城市。对黄河流域中心城市进行类型识别,便于因城施策、因势利导,发挥中心城市辐射带动作用,推动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城市高低端劳动力就业相互依存关系研究——基于不同规模城市的比较分析

城市高低端劳动力就业存在紧密的相互依存关系,即城市高端劳动力就业需要一定数量的低端劳动力就业支撑,同时,低端劳动力就业也需要相应数量的高端劳动力就业带动。本文借助文献梳理及劳动分工理论对上述观点进行了论证。在实证部分,分别依据市辖区常住人口数和市辖区迁移人口数划分城市规模,深入分析了不同规模城市高端劳动力就业对低端劳动力就业带动作用的差异。结果表明,无论采取何种城市规模划分依据,不同规模城市高端劳动力就业对低端劳动力就业均产生正向带动作用,且大城市的带动作用较中小城市而言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