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税降费、政府支出与企业利润

通过构建一个嵌入增值税和政府支出的空间均衡模型,本文在考虑减税降费对地方政府支出作用的同时,探讨减税降费对企业利润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2015—2020年实施的减税降费政策整体上促进了企业利润水平的上升。但减税降费政策同时会对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和支出产生不利影响,并通过影响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供给从而对企业生产率和利润水平产生负面冲击。地方政府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和增值税税收占比在一定程度上共同决定了地方政府实施减税降费的政策空间和政策效果。此外,劳动力供给条件和工资水平的变动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减税降费政策的效果。减税降费政策要根据地方财政的承受能力量力而行,而且政府在制定减税降费政策时需要将区域内劳动力市场条件考虑在内,以便政策达到预期效果。

RCEP关税削减与全要素生产率——基于结构模型的量化分析

文章利用结构模型定量分析了RCEP关税削减对中国30个省区、14个可贸易行业和世界35个主要经济体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发现,基准情形下,RCEP关税削减提升了中国29个省区和11个可贸易行业、所有成员国以及部分非成员国的全要素生产率。从省区来看,RCEP关税削减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在东部和广西等地区中更为突出;分行业而言,全要素生产率增幅较大的行业为高新技术行业、纺织品和服装行业以及农林牧渔行业。反事实分析表明:在RCEP关税削减的同时,无论是降低中国省际贸易壁垒,还是降低RCEP成员国间的非关税贸易壁垒,中国各省区和各可贸易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均明显上升;相较于后者,降低省际贸易壁垒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更加明显,这表明国内大循环在“双循环”中的重要性。此外,同时降低省际贸易壁垒和RCEP非关税壁垒,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更是高于单独降低两种壁垒,这证明了推动“双循环”的必要性。

资本流动、汇改与在岸和离岸人民币汇率价差——基于泰勒规则与TVP-SV-VAR模型的实证研究

基于泰勒规则框架,利用TVP-SV-VAR模型研究了国际资本流动与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等因素对在岸和离岸人民币汇率价差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国际资本流动会对汇差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且随着对资本流动限制的放宽,这种影响会逐渐增加;同时,随着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的推进,人民币汇率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国际资本流动冲击所引起的汇差会在更短时间内缩小,因此资本流动限制的放宽必须要与汇率制度改革、汇率市场化措施同时推进;最后,“8∙11”汇改后央行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维护短期汇率稳定,这些措施客观上促进了人民币定价权向在岸市场的转移;但是从长远来看,随着离岸市场规模不断扩大,离岸市场的影响不断增加,人民币定价权旁落离岸市场的趋势可能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央行应该逐步减少对人民币定价权转移的影响,并采取措施提升自身与市场应对汇率波动的能力。

人民币汇率波动与收入不平等:影响渠道及应对

本文基于2006—2018年我国28个省份的省级面板数据,探讨了人民币汇率波动对收入不平等产生的影响以及影响渠道。研究结果表明,人民币汇率波动的增加会通过外商直接投资渠道与就业渠道扩大收入不平等。因此,在有序推进人民币汇率市场化、人民币汇率波动逐渐增加的背景下,应稳步推进经济发展与扩大就业,促进外汇市场的发展与完善,加强劳动力市场的建设,完善失业人员培训保障机制,不断提升经济开放程度及教育水平,以避免人民币汇率波动对收入不平等的负面影响。

数字经济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基于企业内外部市场选择的视角

利用2011—2015年工业企业数据库样本,从内外部市场选择的视角考察数字经济对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经济显著增加出口企业的国内市场份额,该效应只在非国有和东部出口企业中显著,在国有和中西部出口企业中不显著。分行业看,在出口竞争激烈、产业成熟度较高的行业中,数字经济的促内销效应更为明显。机制分析发现,数字经济有助于降低内贸中的信息搜寻成本和物流运输成本,促使出口企业的国内市场份额增加。进一步研究发现,出口企业扩大国内市场份额会产生“引致创新”效应,对地区的技术创新产生显著促进作用。

RCEP、全国统一大市场与中国区域福利效应

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推动高质量发展要求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同时,还要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为此,本文基于Caliendo和Parro(2015)的模型,探讨了RCEP关税减让对中国国内区域的福利效应,并对该福利效应进行分解。研究发现,RCEP关税减让会促进中国整体经济发展和福利水平的上升,且这主要是由贸易额效应所引致;同时,区域福利分布并不平衡,部分省份由于所面临的出口竞争上升,使得其贸易条件效应下降,并导致福利水平下降。行业福利测算结果显示,RCEP关税减让后受益较大的行业有交通设备、纺织品和服装、机械和电气以及仪表、通用和专用设备等。反事实分析表明,在RCEP关税减让的同时,降低阻碍商品流通和劳动力迁移的壁垒,不仅能够促进中国整体经济发展和福利水平的进一步上升,还能够缩小东部和中西部地区福利水平的差距;但是若仅降低劳动力迁移壁垒,中西部地区特别是中部地区省份的福利水平反而可能因为劳动力流出的增加值效应呈现下降的态势。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紧抓RCEP发展机遇,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和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协同并进,有助于增强发展的整体性和协调性。

深化资本市场开放与资本国内循环:来自企业异地投资的证据

深化资本市场开放对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意义。利用沪深港通交易制度实施这一事件,本文研究了资本市场开放对资本国内循环的影响。结果发现,沪深港通交易制度实施后,企业异地投资明显增加,其中,民营企业、小企业、本土企业、竞争性行业企业以及制造业企业的这种效应尤为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虽然资本市场开放会通过投机效应制约资本的国内循环,但融资约束的缓解和信息透明度的提高最终使其对资本内循环表现出正向作用。从资本流向看,资本市场开放促进了资本跨省流动以及省内跨市流动,东部资本更多流向了东部省份,中西部资本更多流向了中西部省份;资本市场开放还有助于资本在城市群内的流动以及资本由城市群内向群外扩散。最后,拓展分析表明,资本国内循环会显著促进地区的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

互联网化与企业间工资差距——基于中国工业企业微观数据的研究

利用工业企业数据库,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探究企业互联网化对平均工资、企业间工资差距的影响。研究发现,互联网化显著提升平均工资,影响程度随时间逐渐增强,扩大了互联网化与未互联网化企业间的工资差距,且在国有和低技术水平企业、中西部地区表现得更为显著。机制检验表明,企业互联网化会通过增加对高技能劳动者需求、提高生产率进而扩大企业间工资差距,但生产率效应受到互联网化普及率的调节;对于低技术和中西部地区企业,高技能劳动者需求增加是主要渠道;对于国有企业,互联网化既提高了企业生产率,也提高了对高技能劳动者的需求。

外汇审慎政策与对外金融风险

我国正处在推进资本账户自由化和人民币汇率弹性化的关键阶段,实践表明以交易币种为基础的外汇审慎政策对这一过程的平稳实现非常重要。本文对外汇审慎政策的内涵、工具进行了梳理,并从理论上分析了其与对外金融风险之间的内在关系。基于近年来新兴市场国家的相关实践,发现外汇审慎监管在夯实对外金融开放基础、减缓对外金融风险累积、收紧跨境资本流动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结合我国外汇审慎监管实际,建议提高对外金融监管质量和透明度,完善外汇审慎工具的运用,为对外金融开放奠定良好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