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能源外交的现状与特点

为保障能源供应安全,印度寻求油气进口来源地和通道多元化,向北开展与俄罗斯、中亚和高加索地区国家的能源外交,向西开展与中东和非洲国家的能源外交,向东开展与东南亚国家以及中国的能源外交。与此同时,印度还努力开展与美洲等其他地区国家的能源外交,寻求新的油气资源地,力图搭建一个全球规模的能源网络。总体来看,印度的能源外交呈现以中东为内核,以非洲(西非、北非)为中层,以周边和其他能源行为体为外层的同心圆的特点。

中资企业在湄公河流域国家的发展合作

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不断推进和国际发展格局的变化,促使发展合作的参与主体日益多元化。作为新兴发展援助国,中国的对外援助日益引起学界的关注。本文将中资企业发展合作的测量指标设置为“企业履行”和“员工认知”,利用“海外中资企业与东道国员工综合调查”(OCEES)中湄公河流域五国中资企业的相关数据,从“企业履行”和东道国“员工认知”两个维度出发,探索中资企业在湄公河流域国家发展合作的成效和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湄公河流域五国中资企业在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合作的同时,也积极推动了当地社会发展合作。进一步的结构方程模型分析结果显示,企业规模和企业高管的学历层次是影响湄公河流域五国中资企业履行发展合作的主要因素,而东道国员工的岗位职级和入职年限则是影响其对所在企业发展合作状况认知的主要因素。因此,本文认为,在澜湄合作机制的背景下,中国增进澜湄合作需要突破以往从国家行为体出发的一元化发展合作思维模式,从中资企业主体视角出发,将承担项目转变为主动参与,充分考虑“企业履行”和“员工认知”两方面的影响因素,联动国家和国际组织,避免单一化的发展合作方式,为中国国际发展合作的多维度和多元化提供参考路径。

南亚东南亚中资企业的人员属地化管理与风险规避实证分析

跨国直接投资的属地化管理和风险规避,是学术界和业界关注的重要话题,但系统考察两者间关系的文献相对较少。利用“海外中国企业与员工综合调查(OCEES)”的相关数据,通过统计分析来探索南亚东南亚国家中资企业如何通过人员属地化来规避企业可能面临的经济、政治和技术风险。研究发现:首先,南亚东南亚国家中资企业管理层的属地化程度普遍较低,但普通员工的属地化程度较高;其次,这些中资企业不同人员的属地化管理水平对规避东道国潜在投资风险具有显著的领域差异:普通员工属地化程度的提高有利于规避东道国潜在经济风险,但提高普通员工属地化程度并不一定有利于规避东道国潜在政治风险,另管理人员属地化程度的提高亦不完全有利于规避东道国潜在技术风险;同时,加入中国商会的南亚东南亚国家中资企业更加担忧潜在经济风险的发生,而熟悉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法规制度以及进行过东道国投资可行性调查的企业则愈加顾虑潜在政治风险的到来;不过,企业注重对员工的正式培训有助于规避潜在政治风险。鉴于上述研究发现,认为南亚东南亚中资企业可以从人员属地化的角度实施人力资源优化配置,以及政策制定者的角度提供全方位有力支持,最终助益于三类潜在投资风险的规避。